【安全，也是“硬道理”】发展是硬道理,什么也是硬道理

　　多难之所以能够兴邦,是因为蒙难之邦能不断地从灾难中汲取教训,形成并凝聚共识,使之成为振兴的经验与基础｡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需要科学的发展观,而且需要正确的安全观｡
　　
　　汶川大地震这一巨大天灾深深震撼着､刺痛着每一个有良知的人｡每个能够思考的国人,都应深入思考中国应从这场大灾难中汲取什么样的教训｡如果此前的一系列不幸还不能令我们深刻反思的话,那么汶川大地震造成的几万名同胞的生命损失､巨额财产损失,尤其是那些承载着多少家庭希望的孩子们的生命,应足以让我们彻底反省｡
　　
　　安全的“硬道理”愈发凸显
　　
　　中华民族很早就有了强烈的危机意识｡《周易》就告诫,“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孟子》的警告更加直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的东邻日本,是个人多地狭､资源贫乏而又多灾的国家,每年发生有感地震约1000多次,全球地震的10%发生在日本及其周边地区,由此国民有着很强的危机与防灾意识｡尤其是在1923年9月关东大地震后,日本对建筑抗震提出了统一标准,针对灾难建立了一套有效的应对机制,还于1982年设立了“防灾日”｡经过多次灾害的历练,日本不断加强安全能力建设,从而成为能够有效防范､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先进国家之典型｡
　　
　　相较日本人,当今中国人的危机意识淡薄多了｡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繁荣,太平盛世的情绪弥漫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一些人甚至提出要修改国歌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歌词｡其实,我们也遭遇了众多自然灾害,人为灾难也未少见｡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造成24万人死亡,由此产生一大批孤儿､孤老和孤残,经济损失(按现在来衡量)达6000亿元人民币｡然而,从汶川大地震来看,至少从建筑质量要求来看,我们并没有充分吸取唐山大地震的惨痛教训｡有报道显示,处于地震带的汶川等县市,很少有学校教育学生如何防范地震,有学生因对地震“敏感”而影响了课堂秩序,反倒成为同学嘲笑以及老师处罚的对象｡
　　不过,简单地将当今中国人定性为“缺乏危机意识”,也是不全面的｡中国从古到今,都非常注重社会秩序的稳定,由此建立了一整套稳定社会秩序的机制,这也应是危机意识的一种表现｡然而,稳定不等于安全,稳定有太多的主观臆断与政治色彩,但安全不仅涉及面临危险的主观感受(安全感),而且还涉及置于危险境地的客观状态｡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如果遭遇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宰相通常是要辞职的,皇帝也会发“罪己诏”,历数自己的“罪过”,请求老天的饶恕｡如此,人们心理平静,社会安定｡2001年1月,印度古吉拉特邦发生里氏7.9级地震,夺走了近两万人的生命,数十亿美元的财产顷刻间化为乌有,富庶的古吉拉特邦经济一下子倒退了20年｡那时当地的穆斯林普遍认为,是无节制的电视节目惹怒了真主,所以安拉就以地震来惩罚人类｡于是,穆斯林纷纷砸毁电视机,人们的心理由此平静,社会由此安定｡
　　但我们知道,上述处理问题的“有效”办法显然不是“科学”的,人们只是获得了某种安全感,并没有改善安全的客观状态,因此当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我们长期以来片面追求表面稳定而忽视实质安全的做法,也是经不起推敲与实践检验的｡唐山大地震发生前,地方地震监测站曾有预报,但当时的中央(实际为“四人帮”掌控)专注于批判“右倾翻案风”,地震局的领导也不得不“讲政治”｡但是,“秩序稳定”与政治高压能抑制住大自然的巨大能量释放吗?!改革开放后,改革､发展与稳定成为国家工作的中心,国家专注于经济建设,所以倍加珍惜社会稳定,稳定压倒一切｡但是,我们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误解了“稳定”的内涵,为“稳定”而“稳定”,想怎么“稳定”就怎么“稳定”,粉饰太平下往往会掩盖更多更大的危险｡5月9日四川省政府网站上有篇报道,标题是“阿坝州防震减灾局成功平息地震误传事件”,文章说马尔康县有村庄传言地震,防震减灾局及时平息谣言｡无他,只是担心影响社会的稳定,或许还有几分担心影响北京奥运会｡
　　自然､科学､规律,是不讲政治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定胜天､征服自然､驾御规律,对自然､科学､规律的傲慢与无知,过去､现在､将来都会付出沉重代价｡因此,再高贵的人群都应在大自然面前保持百倍的谦逊,社会稳定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尊重科学､尊重规律的基础之上｡
　　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给了我们一个“试金石”,那就是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显然,社会安全､国家安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相应地包含在三个“有利于”的内涵中,提高安全感､增进安全状况应是发展的重要目标｡从宏观领域看,随着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世界主题,尤其是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人们对“安全”概念有了新的感知与理解,原来的以军事安全为核心､包括政治和外交安全在内的传统安全似乎与普通民众渐行渐远,而其他诸如金融危机､资源环境危机､恐怖袭击､重大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的影响越来越大｡就微观方面而言,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早就揭示,当人们生存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后,安全的需要会日益迫切｡当今中国,在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后,居民对安全的需求迅速提高,安全与发展同是“硬道理”,安全可能还是更大的“硬道理”｡
　　
　　发展的“硬”道理
　　为何越来越“软”
　　
　　党的十七大强调,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在发展
　　这一“硬道理”的指引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由于发展观被严重扭曲,导致我们在发展规律的把握上､发展理念的创新上､发展方式的转变上以及发展难题的破解上,存在一系列问题,发展的“硬”道理因此也就越来越“软”｡
　　发展规律:经济化｡长期以来,我们将社会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发展是硬道理”长期以来被曲解为“增长是硬道理”,社会的全面发展在一些部门和地方被理解演绎为GDP的不断提高,经济规律被当成“万能规律”｡多年来,我们多项工作的实际指导方针,就是一切向“钱”看,或看钱是一切,不断放大､夸大乃至迷信经济手段､市场功能,功利主义弥漫社会每个角落｡因此,诸多社会事业甚至越来越多的公共权力被纷纷市场化,那些难以带来经济效益的社会事业纷纷被边缘化｡新加坡《联合早报》5月18日引用香港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陈龙生的话说,汶川以前曾多次发生大地震,但内地相关地质部门并未加强对震灾的监测｡陈龙生分析,唐山大地震后中国“曾大力加强震前预报”,并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立起“全面检测地下水变化”的机制｡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防震工作反而“停止”甚至“严重退步”｡
　　经济规律:简单化｡与多项“无经济效益”的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相反,各类与经济相关的事业则兴旺发达｡“超常发展”一度成为地方政府普遍的“口头禅”,著名的“深圳速度”(一周就能盖起一层楼)被广泛学习效仿､无限延伸演绎｡我们曾不断听到这样的故事:在西方甚至几年盖一栋小楼､一两百年盖一处教堂,讲述者由此讥讽那是“蜗牛”速度,是资本主义帝国斜阳的特征｡
　　近年来,社会经济问题日趋复杂,在强调“快”的同时,注意“好”的效果｡但是,问题已经是积重难返,浮躁､浮夸､做表面文章盛行,“形象工程”竞赛登峰造极｡动辄就要搞地区最好､全国最好,如今还纷纷要搞全世界最好｡在建筑行业,大都是炫耀设计的潮流､装修的现代､环境的新奇,有的甚至把建筑空间可以大拆大改当成卖点;房屋销售中罕见将楼盘的结构特点和质量标准作为广而告之的重点｡大厦动辄高百米,外表很多都是鱼鳞般吊挂着的厚重石板或钢化玻璃,平时看上去光鲜亮丽,一旦遇上地震或强风,瞬间可能成为杀人凶器｡
　　发展目标:异化｡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是要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不断解放和提高生产力,以不断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短短几十年间,我们GDP世界第四,很快就是第三,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我们炫耀,这就是“财富”｡我们殚精竭虑,不断通过优惠不能再优惠的政策招商引资,最后终于把“人间天堂”改造成了“世界工厂”,我们心满意足,这就是“财富”｡当然,我们津津乐道的还有大中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我们认为这就是“财富”,是硕大无比而且还在不断增长的财富｡然而,我们这些“财富”的寿命往往只有二三十年,而巴黎老城区几百年的建筑比比皆是｡我们的街道修了挖､挖了修,早就有“马路拉链”一说｡有专家出来解释,这是经济活力的体现｡然而,一场大地震,这些原来反复被炫耀的财富与政绩,瞬间就变成瓦砾､垃圾与过眼云烟｡
　　发展理念:僵化｡中国近代以来长期落后,而且还有落后挨打的痛苦经历,所以对西方顶礼膜拜的思想严重,凡是西方的都是先进的､文明的,都是我们应该学习和模仿的｡西方为“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模式付出了沉重代价,而我们还是走上了这条不明智的道路｡城市化也在亦步亦趋｡城市在无限扩张,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城镇的人口向中小城市集聚,中小城市的人口向大城市集聚,大城市人口只好住高楼向空中集聚｡
　　“两院”院士､建筑与城市规划学家吴良镛总结唐山大地震有三条教训:一是建筑工程安全应在首位;二是城市“生命线”(包括四通八达的交通､通讯等公共设施)十分重要;三是城市绿地是一个有效的“救生圈”,足够的绿地可以起到隔离作用｡然而,中国的城市规划并没有充分吸取这三大教训,建筑质量､“生命线”与“救生圈”很少齐备,中小城市与小城镇更是等而下之｡
　　专家普遍认为,不幸中的万幸是,这次汶川大地震的震中不是在成都､重庆等那些人口数百万､上千万的大城市,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但谁能保证,未来大地震不会在人口高密的大都市发生?因此,对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来讲,应该独立设计自己的城市化道路,应该分流大城市的居住人口,探索小城镇､分散化､多功能卫星城的现代居住模式,这种模式可能会更加安全,居住会更加舒适,同时抵御自然灾害和减少伤亡的能力也会更强｡
　　发展成果:两极分化｡十七大明确指出,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毋庸置疑,即便我们剔除很多虚假的财富,我们还是创造了巨大真实的财富,否则我们就不会在国际社会那么招人嫉妒,应对年初的冰雪灾害和现在的震灾也就不会那么胸有成竹了｡但是,巨大财富总量的分配严重不均｡“大中城市似欧洲,边远农村像非洲”已经是当今中国的生动写照｡我们的收入差距之大在整个世界也为数不多｡国际专家估算的用于衡量收入差距水平的基尼系数,中国已大大超过警戒线｡
　　对比富裕的大城市居民与欠发达的小城镇和农村居民,发展差距更大｡近些年来,在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许多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但是,和富庶的大城市相比,这些从耕地中崛起的小城镇往往在建筑安全标准的执行上非常宽松,农村则几乎毫无标准可言,因此在遭遇地震冲击后,小城镇和农村居民损失惨重｡
　　
　　多难兴邦,需要正确的
　　安全观与发展观
　　
　　在今年2月南方发生冰雪灾害时,温家宝总理就以“多难兴邦”勉励国人,“中国从革命到建设,就是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而前进的,我们完全相信通过克服这场自然灾害,我们会把中国建设得更加美好!＂这是一个成熟政治家应有的革命乐观主义｡汶川地震发生后,温总理第一时间赶赴灾区,第一线指导紧急救援,那情那景,令无数国人､世人动容｡
　　
　　但是,我们一些部门在第一时间却是赶快撇清自己的责任｡某部发言人表示,“受灾地区房屋是依照相关标准而建的,但是此次地震及余震的强度超出了最初设计的抗震标准”,“和普通房屋相比,学校教学楼往往是大跨度大开间建筑,自然容易倒塌”｡这明显是在考问国人的智商:有的希望小学的校舍为什么不倒?政府大楼的大跨度大开间会议室､礼堂为什么不塌?中国建筑工程中的猫腻早就为国人熟知与诟病,相关部门为什么第一时间对此反应如此迟钝?
　　汶川地震发生后,相关部门在第一时间给了充分理由解释:地震预报仍是世界难题,而且大地震预报关系社会稳定,所以结论应相当谨慎,对此大众能够理解｡但是,当有人再次怀疑:三峡工程建成后,原来风调雨顺的四川与重庆为何灾难不断?三峡工程是否改变了上游的地质､地理､自然生态?同样的部门立即出来进行断然否定,前后判若两人,丝毫未见对科学严谨谦逊的态度｡国人是否注意到,2007年3月,由于暖冬,日本气象厅仅仅是误报了樱花开放的时间,为此也要向国民公开道歉｡
　　“吃一堑,长一智”,但中国人偏偏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三十年前唐山大地震的惨痛教训,我们吸取了多少,值得反思｡我们不能简单将这次劫难归咎于天灾,完全不可抗逆｡因为同样的地震发生在日本,就不会有如此大的伤亡｡我们不能满足于与唐山大地震的简单比较,历史在进步,而进步慢了就等于是退步｡我们不能满足于自我安慰与麻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没有质疑与反思,无以进步,而且还有可能不断重复惨痛的教训｡1966年邢台地震和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后,经过对工程震害调查和相应的科学研究,修订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提高了建筑的抗震能力｡上世纪90年代商品房开发市场开始活跃后,国家陆续出台了《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等相关建筑质量和防震防灾的严格规定和要求｡但在中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也是有目共睹的｡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中央政府表现出了超强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强大的动员能力,但地方部门由于平时没有危机意识与应对机制,应变能力差,反应迟缓,县市级普遍缺乏抗震救灾的机器设备､技术装备和专业知识,无法有效地组织居民抗灾自救,特别是在道路､桥梁坍塌,断水､断电､断通信的严峻情况下,大部分只能坐等救援,耽误了宝贵时间｡
　　地震预报仍是世界难题,但中国能够而且可以做得更好｡关于地震,中国有几千年的各种观测和非常全面的记录,有群策群力群防的经验,这些资料与经验凝聚的“土法”中同样包含着科学｡上世纪70年代,我们通过“土洋结合”成功预报了几次大地震,世界罕见｡因此,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没有能力做到的,中国不一定就做不到｡中国的知识精英必须克服西方领先难以超越的心理障碍｡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人民日报》在5月16日刊登《多难兴邦》一文指出,“大难如大考,考验着一个民族的凝聚力､领导力和执行力;如炼炉,熔炼出一个民族的脊梁和英雄本色;如学校,启示着一个民族从灾难中学到更多的东西,增长新的本领｡”这是哲人智者的解释｡历史经验表明,多难可以兴邦,但是多难并非必然兴邦｡看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几个世纪以来灾难不断,而至今也未能看出有哪些国家能从中振兴｡多难之所以能够兴邦,是因为蒙难之邦能不断从灾难中汲取教训,形成并凝聚共识,使之成为振兴的经验与基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需要科学的发展观,而且还需要正确的安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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