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目见耳闻的葛罗米柯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

　　葛罗米柯是苏联外交的“六朝元老”｡他在任时间跨度之大,在苏联的对外事务中所占的分量之重,会见的外国政要之多,积累的经验之丰富,个性､风格之鲜明,在世界现代外交史中恐怕是不多见的｡
　　
　　葛罗米柯是苏联著名的外交家｡他任外长达二十七八年之久,在世界现代外交史上刻下了鲜明的“葛氏”印记｡因为搞对苏工作的缘故,我有过不少机会解读他､听人讲他,也曾对他进行过近距离观察｡
　　
　　智慧过人 才华横溢
　　
　　1967年2月,我第一次到驻苏联使馆工作｡此时,中苏关系已经严重恶化｡两大邻国之间的来往几乎都已断绝｡中国使馆与苏联官方真是不吵不见面,正常交往全部中断｡这种反常状况一直持续了好些年｡我们几乎天天“关”在馆内读报刊､听广播､看电视,没有机会见到个苏联大官｡不过,有一天来了个机会,葛罗米柯外长要举行记者招待会｡那天,我和使馆另一名官员在记者招待会的现场,见到了大名鼎鼎的葛罗米柯｡
　　
　　三四十年过去了,那次记者招待会的内容早已忘记,但葛外长的风采依然历历在目｡葛外长那时也就六十岁左右,身穿黑色双排扣西服｡他目光炯炯,神采奕奕｡现在回想,乍看起来他真有点像美国的尼克松｡记者招待会的会场很大,足有三四百平米,但仍被四五百名记者挤得就像俄罗斯俗语所说的那样――“连一只苹果也难以掉进去”｡在葛外长面前的小长方桌上,摆放着盛凉水的长颈玻璃瓶一个,小水杯一只,见不到一张小纸片｡
　　葛罗米柯一会儿阔论世界大势,一会儿推挡刁钻的问题,对答如流,滴水不漏｡都两个小时过去了,他仍毫无倦容,滔滔不绝｡全场几乎人人都身离椅背全神贯注､屏住呼吸地听着｡讲到出彩之处,笑声阵阵,掌声雷鸣｡我曾看到一篇文章说,葛罗米柯从30岁那年起就得到斯大林的特别赏识,在美国大显身手｡他能过目不忘,出口成章,“急才”更是一绝｡我听着听着,心里不由得连连赞叹,葛外长果真名不虚传!
　　1982年9月,我第二次到驻苏联使馆工作｡此时,中苏关系已经不像以前绷得那样紧了｡但除了一丁点儿贸易和两国间每周各开一列客车之外,双方依然没有什么来往｡11月7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十月革命节阅兵､观礼时,因偶感风寒而并发心肺等病,三天后就离世了｡小平同志以此为契机,特地派黄华外长前往苏联吊唁｡黄华外长乘坐的飞机起飞之后,小平同志指示要立即发表个谈话,并直接请胡乔木同志拟稿｡胡乔木同志遵照小平同志所说的对勃列日涅夫不要简单批一顿,也不能光说好话这一意思,很快草拟出黄华外长离京前在首都机场的书面谈话｡“谈话”不长,但写得很妙,既暗示逝者(勃列日涅夫)应对中苏关系严重恶化负责,又明确肯定了他本人在去世前不久所公开表达的关于缓和苏中关系的愿望,把落脚点放在推动苏共新领导往前迈步子上｡
　　我驻苏联使馆很快就得知黄华外长“书面谈话”的内容和事情的来龙去脉｡黄华同志一到达莫斯科机场贵宾室,杨守正大使就立即把他请到一旁,汇报了在北京发表“书面谈话”一事｡黄华外长听到后先是一愣,说:哦,原来还有这么回事,我上午离开北京之前还发表了个“书面谈话”!之后,他又立即说:小平同志的决策真英明!乔木同志的文章写得真好!我们往迎的几个人陪着大使站在部长的身旁,明显可以感觉得出来,部长对小平同志这一“神来之笔”感到非常振奋｡也去往迎的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站在四五米开外的地方,一直眯着眼望着中国外长和大使,似乎努力猜测着,这两位中国高级外交官站在那里究竟在嘀咕些什么｡这个副外长是位哲学家,在赫鲁晓夫时期曾主管过意识形态工作｡他在苏联外交部主管非洲事务,但也与我方谈判边界和国家关系,而且一谈就是十年｡尽管如此,他对中国文化与传统中那些细微之处也未必精通｡当时,这位苏联副外长恐怕很难料到,中国外长那篇“书面谈话”的来历如此之奇特｡
　　前往苏联实施小平同志“葬礼外交”的黄华外长在莫斯科见到了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还与葛罗米柯外长举行了会见｡这是中苏两国外长在相隔20多年之后举行的首次会见｡在交谈中,苏方虽依然回避我方当时最为关注的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但重申了缓和两国关系的意愿,并主张在一些具体领域促进交往｡会晤虽未取得什么实质性成果,但其象征意义是明显的｡它标志着中苏间的政治气候,从此开始缓慢地由“阴”转“多云”再转“晴”｡中苏外长会见后,双方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
　　我作为驻苏联使馆的一名官员,曾多次有机会参加我部负责同志与葛罗米柯外长的会见｡当我第一次在会谈桌旁坐到葛罗米柯的斜对面时,第一个感觉是,这位大人物显得特别威严｡此时,葛先生已经70多岁了,但精神依然那么矍铄,说起话来底气十足,滔滔不绝｡他总是从大处讲,极少涉及琐事与细节｡他说话直截了当,干脆利落,很少模棱两可,也不爱用外交辞令｡葛先生面前的桌面上,摆放的仍是凉水瓶一个,小水杯一只,见不到一张小纸片｡不过,有一次却是例外｡我从斜对面向葛外长那边瞅了过去,发现在他面前的桌面上摆着纸片｡一种莫名的窃喜顿时袭上了心头:原来葛先生谈话也得用稿子!然而,当我再次向他那边使劲地望过去时,一下子就傻了眼:在那纸片上有两个手写的､特大号的俄文字,几乎占了全张纸的一大半｡一个字是“裁军”,指的是在中苏边境地区降低双方的驻军水平;另一个是形容词“苏―中”,而且还是简写的:“索夫―基特”｡我头一回见人家这样写,“索夫―基特”指的是苏中关系｡我不由得笑了:他葛外长也够“吝啬”的,在纸片上总共才写下了不到两个字!
　　
　　
　　并非科班 伴君十几载
　　
　　多年来,我与许多苏联人和一些西方外交官谈起过葛罗米柯,听到了一些颇有意思的东西,有的至今还记得比较真切｡
　　葛罗米柯原本学的是经济和农艺,但是,从大学时代起,他就已开始显露出外交才华｡1939年,30岁的葛罗米柯就被斯大林从苏联经济研究所调到外交部,随后即被派往驻美国使馆任参赞(二把手)｡当时,斯大林觉得驻美大使乌曼斯基办事不够得力,因此常常让掌管外交事务的党内二把手莫洛托夫与葛罗米柯参赞“单线”联系,交办一些特殊使命,比如,争取罗斯福总统更多援助苏联,以备日后抗击法西斯德国之用｡葛罗米柯参赞当时被认为是实际上的驻美大使｡三年过后,葛就担任了这一要职｡二战期间,葛罗米柯成了斯大林参加苏美英三巨头三次会晤的主要外事顾问,为开辟西线“第二战场”,为实现斯大林有关战后世界的新安排出谋划策,不遗余力｡
　　听一位苏联朋友讲,斯大林有个“极为可怕的习惯”,听人汇报只给五分钟时间｡在这稍纵即逝的“三百个嘀嗒”中,谁要是还不能把问题说到点儿上,谁就休想再能得到召见｡“三百个嘀嗒”――也许说得过于夸张,但斯大林对人要求确实极为严酷｡斯大林在世时,葛罗米柯担任过七八个相当要害的外交职务｡到斯大林1953年逝世,葛罗米柯“伴君”一伴就是十三四年,而且伴的还是一位“酷君”｡可以想像,葛先生得经受了多少次这种“三百个嘀嗒”的严峻考验!
　　还听一位西方朋友讲,葛罗米柯有一次会见一个英国代表团时,说着说着,突然用英语背起莎士比亚的诗句来,而且大段大段地背个没完,弄得在场的英国人个个目瞪口呆,羞愧得人人脸上发烫｡这位朋友还说,葛罗米柯的英语底子本来比较差,他到美国工作之前,斯大林召见他时,特地交待他在国外要多与三教九流接触,好好练习英语的听力和表达｡
　　
　　作风霸道 思想僵硬
　　
　　在我所参加的会见中,葛罗米柯大约花四五十分钟时间进行交谈,而且大部分时间归他,留给我方的时间很少｡葛外长总是先讲,干巴巴的,连句客套话也不肯说｡他左一个“苏共中央”,右一个“苏共领导”,毫不客气地给人上起大课来,而且一上就是半个多小时｡他这个人总是居高临下的,要先声夺人,在气势上压住对方｡我方往往还没有讲几句,他就不耐烦地打断,冷冷地说:“你们党的立场我清楚”,“我今天所讲的,请向你们中央报告”｡说罢,他就立即起身离场｡
　　有一次会见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那是1983年春天,我部一位负责同志在莫斯科与苏联一位副外长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磋商｡双方谈不拢,气氛相当僵｡葛罗米柯外长会见我部领导时,出乎意料地抨击起美国来,说美国人的打击目标是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既要搞垮苏联,也想整垮中国｡然后,他把话锋一转,冷冷地说:谁好谁坏,应从中得出结论;究竟该与谁发展关系,应作出明智决择｡我在场听着听着,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新词”来,这叫骂“桑”训“槐”｡我部领导听后并没有过多理会他,只回敬了一个“软钉子”:中国与美国进行严重较量的时间最长,对于美国,我们中国人最了解;对于如何与美国打交道,我们中国人最清楚｡记得回到列宁山上的宾馆后,这位部领导让我们陪他在那堆满着雪的院子里走走｡他边走边说:好一个教师爷!我刚才回了他两句,好像也就把他给噎住了｡真是自讨没趣!
　　
　　葛罗米柯不喜欢中国的改革开放,甚至“从根上”加以否定｡读葛氏某些言论时,从字里行间就可以感到,连“改革”､“开放”这些概念,他都很讨厌｡1984年秋天,我部一位负责同志在联合国会见葛罗米柯外长时很友善地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既对西方,也对苏联,亦对东欧各国｡“开放”这个词似乎触到了葛罗米柯的某个痛处,他一听就把脸沉了下来,眼珠子滴溜滴溜地转了三四秒钟之后,冷冰冰地说:“我们对此并不感到受鼓舞｡”
　　应该说,葛罗来柯作为苏联的副外长､第一副外长和外长,在长达三十三四年的时间里,与新中国有过不少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但是,他与我党､我国､我们外交部的领导人的接触并不是很多｡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执政两个时期,中苏之间的重大事情基本上是在党的层面上进行的,由他葛罗米柯出面说话的机会并不多｡勃列日涅夫当政后,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已严重恶化,双方各个级别的来往几乎全部中断了｡在我的记忆中,葛罗米柯与我方有过以下一些交往｡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苏联访问的80天期间,葛罗米柯作为苏联副外长,以政治组负责人的身份参加接待工作｡但是,毛主席与斯大林的沟通,“大事”都经过苏共领导人莫洛托夫､米高扬,“小情”则通过苏方联络员科瓦廖夫进行｡葛罗米柯与我方人员见面并不多｡1958年“金门打炮”那一次,被蒙在鼓里的赫鲁晓夫曾派葛罗米柯外长前来我国打探消息｡此外,葛罗米柯与陈毅副总理兼外长还有过一些接触｡在上世纪80年代,葛外长在莫斯科和纽约曾与黄华外长､钱其琛副外长和吴学谦国务委员兼外长分别举行过会见｡
　　
　　痛苦离去 “遗产”丰厚
　　
　　葛罗米柯生于1909年,1957年他48岁那年,当上了苏联的外交部长｡长期以来,他一直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推行对外政策的一根主要支柱｡1985年,葛因年事已高,又与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新思维”不大合拍,被安置到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国家元首)这样一个虚位上｡离开了“外交”这个大舞台,葛罗米柯就不成其为“葛罗米柯”了｡1988年,戈尔巴乔夫对葛进行了“劝退”,以便让他给自己腾出“主席团主席”这个位子｡戈尔巴乔夫还特意为葛罗米柯安排了一个“欢送”大会｡我在电视实况转播中看到,面对戈尔巴乔夫一番言不由衷的赞扬,葛罗米柯神态木然,沉思了一阵子之后才静静地说:我此刻是怀着一种十分痛苦的心情离去的｡
　　次年,葛罗米柯去世,终年80岁｡
　　葛罗米柯是苏联外交的“六朝元老”｡他在任时间跨度之大,在苏联的对外事务中所占的分量之重,会见的外国政要之多,积累的经验之丰富,个性､风格之鲜明,在世界现代外交史中恐怕是不多见的｡葛罗米柯留下了一本厚厚的回忆录《永志不忘》和大量其他文字资料｡他这份丰厚的“遗产”还有待于后人认真､深入地加以研究,客观､实事求是地进行评说｡
　　
　　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
　　暨学术研讨会举行
　　2007年6月16～17日，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会议总结了上届学会工作，选举产生了以王洛林为会长的新一届领导成员和理事会，讨论了今后学会的工作计划与安排。来自全国的日本经济学会会员代表120余人与会，并向大会提交了60余篇论文。会议还邀请商务部亚洲司负责同志作了中日经济关系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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