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外交部翻译处的日子] 外交部翻译司有几个处

　　1963年9月至1967年2月,我在外交部教育司翻译处外交工作｡对我们国家来说,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历史时期｡那时,我国外交的战略性调整正在酝酿着､尝试着｡退休后,我常常回忆起在翻译处的那段经历,仿佛又回到了整个外交部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
　　
　　译员一边翻译,
　　周总理一边掐着手指数着
　　
　　听老同志讲,周总理特别重视翻译的准确性,他说严复讲的“信”､“达”､“雅”,头一条就是“信”｡总理说,翻译外交文件,给领导同志当翻译,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能加也不能减,不要随意发挥,也不能妄加解释｡但总理同时要求译员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对领导同志所说的明显不当之处,翻译时要加以变通甚至纠正,“帮着把把关”｡
　　一年盛夏的中午,来访的缅甸首脑奈温将军在缅驻华使馆的草坪上举行答谢招待会｡总理致答辞时,翻译处五大语种的译员们轮流翻译｡每位译员在翻译时,总理总是掐着手指头在数｡一开始我还真有点纳闷｡后来,当俄语译员译完一段话之后,总理用右手食指点着左手还在掐着的几个指头,问道:“我刚才讲的……那层意思你给翻过去了没有?”译员“噢”了一声,赶忙把总理所点出的那层意思给补译上了｡
　　招待会进行的时候,空中乌云密布,时不时地飘着丝丝细雨,经过多日闷热之后,令人感到特别之爽｡总理在讲话之初就高兴地说,今天的天气“蛮好”的｡俄语译员把“蛮好的”照原话直译了出来,总理听后略带笑容地对她摇了摇头｡译员立即改译为今天的天气“蛮舒服的”,总理听后高兴地点了点头｡
　　听有的老同志说,总理见外宾之前,有时把译员特地单独请去,介绍中央的考虑,讲政策､对策,并征求译员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总理还要求,外交部领导研究重大涉外问题时亦应这样做｡
　　
　　连苏联使馆的代办,
　　总理也能直呼其名
　　
　　周总理经常参加外国驻华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与各国使节进行广泛接触｡当总理与使节们交谈时,翻译处五大语种的译员们都跟在总理的后面,当他需要时(总理懂英语､法语､俄语),就上前翻译｡我曾有幸多次参加这项工作｡
　　有一次,总理见到苏联驻华使馆的一名临时代办,边握手边对他说:“拉兹杜霍夫同志,你的夫人好像不太像俄罗斯人｡”原来这位代办夫人那天把头发吹得老高,当时在苏联上层妇女中,这类发型也是相当超前的｡代办似乎感到总理的话有点讽刺意味,脸刷地涨得通红,结结巴巴地解释:“总理,她是俄罗斯人,是的｡不过,她来自俄罗斯东部｡”还有一次,总理与另一名苏联代办边握手边说:“莫初黎同志,拉宾同志(苏驻华大使)回去有两个星期了吧?他现在好吗?准备什么时候回来?”
　　
　　苏联使馆的代办算不上什么人物,顶多是个公使衔参赞,而且这个“代办”还是“临时”的,又经常换人,但总理碰见时一眼就能认出,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连人家大使因事暂时离开使馆回国的时间,总理都记得一清二楚｡
　　我正式给周总理当翻译只有一次｡那是1964年秋天,苏联作曲家图里科夫来访｡那时,中苏间的人员往来已经濒于中断,这是60年代来访的最后一位苏联客人｡此后,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苏联人来我国访问过｡总理对这位苏联音乐家讲了许多友好的话,强调: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目前虽然遇到了一些困难,但两国人民总会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的｡事隔20年之后,有一次,我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听完音乐会准备离场时,忽然听见有人大声喊我的名字｡原来,是这位苏联朋友从老远的地方认出了我｡在简短的交谈中,他深情地回忆起20年前周总理的亲切接见,说那是他一生“莫大的光荣”｡
　　
　　陈毅元帅:等美帝打进来,
　　我的头发都等白了!
　　
　　1965年,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不断升级,有人还叫嚣要把战火烧到中国｡当时,在一些双边关系中和某些地区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为此,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于9月29日举行了一次大型的中外记者招待会｡翻译处各语种都派出了超一流的高翻进行同声传译,领导让我也到“前方”体验和学习｡
　　那一天,偌大的一个会场被三四百人挤得水泄不通｡答问时,陈老总讲到了十五六个双边关系问题和国际问题,他几乎都是即兴讲｡这次记者招待会持续了将近两个半小时｡面对美国人的战争叫嚣,老元帅横眉怒目,发出了阵阵吼声:
　　“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但我儿子会看到｡他们会坚决打下去的!
　　“请记者不要以为我陈某人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
　　“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销!”
　　陈老总的话音一落,在场的所有中国人立即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人们尽情地表达着自己的激动和振奋之情｡大家都认为,陈老总在“一切都报”这句老话后面加了一个“销”字,非常妙｡
　　记得陈老总在多个不同场合与外国记者谈到过原子弹问题｡他既讲到原子弹没有什么了不起,亚非拉的反帝反殖斗争才是最好的原子弹;也曾斩钉截铁地说过,我们中国人没有裤子穿也要制造几颗原子弹;还说,搞原子弹是为了消灭原子弹｡
　　我在现场听俄语高翻们的同声传译,感到陈老总的骨气､陈式语言的虎气全都译出来了｡但是偶尔,同声传译也会出点小问题,甚至还“卡”过“壳”｡有一回,陈老总谈到日本北方四岛时,把择捉､国后､色丹､齿舞的名称一一列了出来,五大语种的高翻们顿时全都蒙了,弄不清这几个岛的外语究竟该怎么说,又不好根据汉语的发音瞎说一通｡翻译处领导对这次“事故”很重视,让各语种把四个岛的中外文名称对照表打印出来,人手一份,并要求大家随身带上,得便时就拿出来看看､背背｡我还把一张“四岛图”粗线条地画了下来,并附上四岛的地理概况和历史沿革,时不时地翻出来看看｡40年过去了,北方四岛的俄文名称及其概况,我一直都记得｡
　　
　　十万火急翻译“李宗仁声明”
　　
　　1965年7月20日上午10时过后,办公厅让我们翻译处五大语种各派两人去紧急执行一次特殊任务｡原来,李宗仁先生正乘坐专机从广州飞往北京,两个多小时后就要在首都机场降落,回到阔别16年的祖国首都北京,实现他“树高千丈,落叶归根”的夙愿｡周总理届时将率领党､政､军､群一大批领导人前往迎接｡我们在集合后还得知,李宗仁先生将在机场宣读一项声明｡有关同志宣布了两条:一､各语种要尽快把译文拿出来,立即送文印处复印供散发用;二､自此刻起至下午解密止,任何人都不得离开所在的房间｡
　　“李宗仁声明”篇幅不长,只有两页多,但写得相当精彩,内容广,含意深,情真意切,极具感染力｡“声明”以白话文为主,夹杂着不少文言文,读起来颇感独特,也给翻译增加了难度｡李宗仁先生的话主要是说给蒋氏父子听的,他“寄语留台的国民党同志”:美国“狼子野心,路人皆知”;“必欲据台湾为己有,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何忍引寇自重,为敌张目,甘为民族罪人,国家蟊贼”!
　　在“声明”中,李宗仁先生还坦言,他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曾“一误再误”,“宗仁老矣,对个人政治出处无所萦怀,今后惟愿尽人民一分子的责任,对祖国革命建设事业有所贡献”｡
　　翻译“声明”时间紧､任务重,而且我们当时又处于“被隔离”状态,连查工具书几乎都不可能｡正在我们犯难的时候,主管同志“雪中送炭”,向我们扼要介绍了李宗仁先生此次回归的来龙去脉,讲了中央对原国民党头面人物回归的政策,还对一些不易懂的词语进行了释义,帮助翻译们得以在两个多小时内完成了任务｡
　　多年后我才知道,李宗仁先生回归的旅途真是荆棘丛生,仅筹划工作就用了足足十年的时间｡早在1955年,周恩来总理利用李宗仁先生就台湾问题发表正面谈话这一契机,运筹帷幄,争取让旅居美国的李宗仁先生尽早回国｡十年来,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北京､香港和苏黎世等地,通过李宗仁先生的原政治秘书程思远先生､李宗仁先生的夫人郭德洁女士､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先生以及我统战部门负责人罗青长同志等人,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周总理还多次约程思远先生秘密到京进行具体谋划｡李宗仁先生这次是从美国经瑞士回国的,他的回归之旅险象环生｡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和指挥下,在我驻外人员的巧妙安排下,李宗仁先生得以躲过蒋特策划的一个个暗杀计划,于7月18日平安地飞回了广州｡从瑞士到中国的途中,他飞飞停停,差不多用了一周的时间｡
　　
　　在中南海学习现场
　　翻译俄语电影
　　
　　“文革”之前,在中南海经常为中央领导同志放映一些俄语“内部参考片”,有《雁南飞》､《第四十一个》､《一个人的遭遇》等｡小平同志､彭真同志､陈老总等常往观看｡片子由“中办”的俄语组､我们翻译处俄文组以及其他一些单位的几位高翻现场同声传译｡领导曾多次让我去“实地”学习｡
　　记得有位高翻翻得特棒,每句对白都不落下,而且翻得绘声绘色｡有一次,画面上出现一对青年男女坐在公园的椅子上相偎耳语,他当场竟然也“整”出好几句“对白”来,逗得“中办”杨尚昆主任捧腹大笑,他打趣地说:“好嘛!你这位高翻的本事好大哟!连人家小青年搞对象说的悄悄话你都能听得出来,而且还听得那么真!要得!”
　　现场翻译电影特别难,影片中对白的速度往往很快,翻译有时一下子反应不过来,而且有些对白还听不清､听不懂｡有一次,我向这位高翻讨教如何提高俄语的听力,他倒是没有介绍什么经验,只是不好意思地说,他当年学俄语有个挺“赖”的办法｡那还是在上世纪的40年代,在哈尔滨的公园里,每当夜幕降临,当时只有十几岁的他,常常躲在椅子后面,“偷听”“白俄”老头､老太太唠嗑｡
　　20多年后,这位前辈到苏联访问,使馆领导让我陪他｡有一次,我回忆起当年在中南海学习翻译俄语电影的情景,很感谢他对我这个“后学”的鼓励和指点｡他说,给领导同志翻译俄语电影,在我国已经有好几十年的历史了｡早在延安时期,师哲同志就给毛主席翻过《列宁在十月》等片子｡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时,因为逗留的时间较长,长达两三个月,空闲时他在莫斯科近郊的巴拉维哈国宾别墅调看了苏联电影资料库里几乎全部传记片,写彼得大帝的,写拿破仑的,写库图佐夫的……主席看得津津有味,常与随行人员谈论影片中的情节,有时还开开玩笑｡有一次,在宾馆用餐时,主席吃着吃着,突然用手指着坐在斜对面的我方一名警卫说:“我看,他有点像拿破仑!”当时,影片由师哲同志翻译,正在莫斯科学习戏剧的孙维世同志也常常去帮忙｡
　　这位前辈还讲了给苏联领导人翻译中国电影的一段趣闻｡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总理兼外长曾为各国代表团举行了一次电影招待会,放映大型彩色舞台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当时,苏联代表团团长､外长莫洛托夫因有事没看成｡总理决定为他放个专场,还特地交待,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唱词､对白要安排一男一女同声对译｡那天,莫洛托夫外长兴致颇高,一到总理的住处就高声大喊:“周恩来同志,我现在‘讨债’来啦!”电影放映时,由方祖安同志与欧阳菲女士为梁祝的唱词､对白用俄语配音,效果很好｡莫洛托夫看后高兴地对周总理说,从前只知道你们中国人谈情说爱的方式与我们欧洲人不同,今天看了这部片子才知道,男女主人公谈得是如此神秘,结果又是那样神奇(指梁祝最后“化蝶”)｡
　　
　　平淡一生中的“战斗”岁月
　　
　　那些年,我们翻译处的任务很重,一支一百人左右的大队伍,工作起来仍会感到人手短缺｡1965年,美军对越南狂轰滥炸,炮火逼近我国边境,翻译处的任务就更重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处里“正常”的上班时间分为三大段:上午､下午和晚上,晚十点之后人们才离开办公室｡
　　在我们翻译处,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大家经常通宵达旦地干,有时还连轴转地工作好几天｡有一次,为了译好我国政府阐明中印边界冲突真相的大量文件,我与处里许多同志一道,一连两三个月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少出过外交部的大门｡深夜里加班有空时,同志们便以桌椅当“床”,和衣躺下休息｡当时有一种“怪”现象,谁要是被领导安排加班少了,谁就会感到受“委屈”,甚至“不满”｡人人都是“抢”着干的｡
　　那时,翻译处的急件真不少,有的文件急得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比如,有的外国使节应约来到外交部之后,我方准备递交的文件的外文正本还打印不出来,只好请外国人先等着｡
　　就这样,处领导､组领导､定稿的､译初稿的､打字的……大家全都“滚”在一起,就像一家人,工作虽然紧张,但上上下下,其乐融融,心情舒畅,很少有磕磕碰碰,更没有勾心斗角｡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提一下翻译处严格的工作制度｡通常的译(稿)､定(稿)､核(稿)三大笔译工作流程在我们翻译处被细化为七大道工序,处里制定并切实执行错情登记､通报､检查制度｡错情不论大小,也不管是谁出的,都由专人及时在专册上逐一如实登记｡小错在各语种内一周一通报,大错则在全翻译处范围内通报不过夜｡这些工作制度犹如战争年代铁的纪律,为各语种严格地把好了一道道关｡
　　我在外交部多个岗位上工作了将近四十年,十分庆幸能在翻译处开了个好头,迈出了人生比较坚实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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