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鲜为人知的建议书|写一份建议书

　　今年是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上海公报》发表25周年。对于基辛格秘密访华以及尼克松破冰之旅的文章、书籍、回忆录以及“揭密”之类，林林总总，围绕着这一事件的花絮也传布甚广。1988年，笔者曾为文，题为《缓慢的解冻》（《美国研究》，1988年第2期），叙述尼克松访华前10年间美国对华政策松动的舆论准备，说明中美关系解冻在美国方面非一日之功，也非尼克松、基辛格二人的心血来潮。该文主要提到1959年的《康伦报告》、1962年～1967年纽约外交委员会主持的对华政策研究项目及其成果（八本专著）、1964年民主党参议员富布赖特的演讲、1965年共和党参议员贾维茨的演讲和他宣布退出极端反华组织“百万人委员会”、1966年的“富布赖特听证会”。
　　
　　不过这篇文章没有提到一份鲜为人知的重要建议书，那是1998年笔者从当事人之一柯恩教授手中得到的一份《致当选总统尼克松关于对华关系的备忘录》（下文简称备忘录）。
　　在尼克松1968年当选总统之后、上任之前，有一批以哈佛大学教授为主的学者提出过一份有关对华政策的《致当选总统尼克松关于对华关系的备忘录》，通过基辛格转交尼克松，其中有一些建议与后来实际执行的极为相似，但是这份意义相当重要的文件在美国很少有人注意到，尼克松和基辛格等人的回忆录更是只字不提。在我国当然更鲜为人知。这份文件的签署人都是当时一流中国问题专家：杰罗姆?柯恩（法律系教授，系主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罗夫?霍夫海兹（政治系助理教授）、德怀特?帕金斯（经济学教授）、赖肖尔（教授）、史华兹（历史学与政治学教授）、詹姆斯?汤姆逊（历史学助理教授）、傅高义（社会关系学教授），以上都属哈佛大学；还有鲍大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和白鲁恂（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备忘录的作者除个别外，自那时以来都在中国和东亚研究方面继续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这份文件的内容和措辞可以看出几点：
　　一、到那个时候，美国对华政策必须有所转变这一前提已经很少疑义，所以备忘录的重点不在于阐明应该转变的理由，而是就适当的时机、方式和美国可以作出的让步提出建议。
　　二、显然，美国人那时对中国情况了解甚为模糊，对中方――也就是毛主席的意图完全不摸底，所以每提出主动采取的步骤，都准备被中方断然拒绝，但是认为即使这样也值得一试。
　　三、备忘录把希望寄托在毛以外的领导人或其继承者身上，说明即使是中国问题专家也对中国国情非常隔膜，殊不知当时正是毛主席本人正在考虑打开中美之间的僵局，而且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中也只有他本人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在今天看来显而易见的事，在当时双方似在捉迷藏。而且从那时起，直到实现基辛格秘密访华，双方又继续了一年半的互相摸底。说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确起步维艰。
　　四、最费踌躇的是如何走出第一步。正是关于这一点，备忘录中的一条建议特别有意思：“您应该认真探索以下可能性：安排一名您所信任的人员与中共领导人进行秘密的、又能以说得过去的理由加以否认的晤谈。”（着重标志为作者所加，下同）这与后来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刚好相符。这一决策是否受到这份文件的启发，现已无法证实。不过当时反对此举的右派议员认定基辛格是受了这批哈佛学者的“绥靖”思想的影响，在国会提出此事，并要求载入国会纪录，因而这份文件得以正式公开。可能这也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本人后来对此讳莫如深的原因之一。据柯恩教授称，这批作者绝大多数亲民主党，基辛格既然参加了共和党政府，自然就得和过去的这些校友拉开距离。当然，也有“头功”属于谁的问题，政府官员采纳学者不公开的建议，据为己有，并不鲜见，其他美国学者也向我谈到过他自己经历的类似例子。
　　另外，基辛格秘密访华已是在乒乓外交之后，多少对中国方面的积极意向已经有所了解，而备忘录提出此建议时却是对中方可能的反应完全心中无数的，因此更为难能可贵。
　　五、在关键的台湾问题上，备忘录的主张还是“台湾地位未定论”、“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并没有超出十年以前《康伦报告》的建议，也没有超出肯尼迪政府内部一直在探讨而未公开提出的设想（详见《缓慢的解冻》一文）。从这些人进言的小心翼翼的语气中可以看出他们不仅对中国不摸底，对当时美国国内的接受程度也顾虑重重。因此对于必须打开对华关系僵局的态度虽然很积极，但在实质问题的建议上却比较保守。而尼克松访华达成《上海公报》正是在台湾问题上有所突破才得以打破僵局、开始正常化的进程。这是由于中方态度坚定，以及双方通过各种渠道反复争论、磋商，互相了解对方的底线而获至的成果，这是1969年的备忘录作者所预见不到的。
　　六、当时中苏关系紧张。中国方面抨击“美苏勾结反华”。美国国内对于在中苏之间是联苏制华还是联华制苏也有不同看法。备忘录作者明确提出联苏反华不符合美国利益。这点与尼克松的意见完全吻合。尼克松曾说过联苏反华对美国是“自杀性”的。
　　七、中国加入联合国将早于中美关系正常化。这点，备忘录作者颇有预见性。
　　总之，这是一份高水平的、深思熟虑的文件。当然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他们还基本上把中国作为一支不可捉摸的、潜在的扰乱国际秩序的力量。主要是鉴于中国之大、可能成为强国的前景、中共领导的政权将长期存在的现实，美国的遏制与孤立政策行不通，才主张减少敌对、打开僵局，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以减少“危险性”。实质上就是富布赖特听证会上一些谋士们已经提出的“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从《上海公报》发表到中美建交到如今，两国关系经过几十年曲折的道路，美国官方对华政策定位的提法又出现不少新词，忽而“战略伙伴”，忽而“战略对手”；克林顿时期的“接触”，小布什政府先是“战略对手”，后是“利益攸关者”，等等。惹得注家蜂起，众说纷纭。实质上基本态度还是一方面承认必须善处对华关系的现实，一方面对强大起来的中国可能起的作用充满疑虑，因此除了谋求改善关系的积极方面外，另一方面即使不是“遏制”，至少也是“限制”和“防范”。尽管中国与1969年处于“文革”高潮时的情况相比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尽管两国之间的交往和信息相通与那时也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似乎美国对中国离真正的了解和信任还有相当的距离。在备忘录中已经充分否定的对华经济制裁政策，到上世纪90年代又曾一再被提出来，即是证明。
　　另外一个变化是，在1968年～1969年时，美国一般舆论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走在政府前面，而今天，舆论往往起扯后腿的作用，执政者反而比较现实感。
　　
　　致当选总统尼克松关于对华关系的备忘录
　　
　　（1968年11月6日）（摘要）
　　我们作为研究东亚的学者，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政治研究所的主持下，就美国与东亚关系完成了为期一年的不公开的讨论后，今将我们对美国与中国关系这一关键问题的想法以书面形式向阁下申述：
　　
　　美国的目标
　　……
　　共产党中国的幅员、意识形态、相对孤立状态、潜在的力量以及当前的国际动荡，增加了世界这一常年不稳定的地区的危险性。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心目标一直是，并应继续是避免与中国作战和尽量减少它对周围地区的扰乱。
　　自从朝鲜战争结束以来，前几届政府大体上执行一种双重政策以达到这一目标：一方面进行军事遏制以威慑其可能的扩张企图；一方面努力通过大使级会谈与大陆中国沟通，并不时提出进行非正式接触的建议。当然，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第一种政策占压倒优势，盖过了第二种政策的作用。我们觉得现在已经到了应该在这两方面之间取得平衡的时候了，这样，在避免与中国作战而又使它不敢轻易对外进行干涉的同时，我们可以更加积极地走向中美关系缓和并最终达到和解。
　　为达到上述目标，我们提出以下具体建议。……我们现在并不预期中国有改善与美国关系的愿望，所以很可能我们所提出的建议中的任何一条乃至全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都会被中国领导人当即拒绝。但是我们还是提出这些建议，是出于这样的信念：美国向中国提供一种明确的对外部世界较少敌意的政策选择是最符合美国的利益的。至少，这样可以使北京的决策过程复杂化，这一决策至今一直是简单地建立在美国敌视中国不可改变的理论基础上的。同时，我们还能以我们的言词和行动向那些对毛泽东对世界的看法有所怀疑的现在或将来的其他中国领导人传话。除非我们采取更加平衡的作法，否则我们轻则可能失去一个使北京的行为温和一点的机会，重则可能为与中国打一场没有一方有希望“获胜”的战争打下基础。
　　
　　建议：Ａ．与大陆中国关系
　　1）探索性会晤。您应该认真探索以下可能性：安排一名您所信任的人员与中共领导人进行秘密的、又能以说得过去的理由加以否认的晤谈。您的特使应传达这样的意思：新一届政府有兴趣倾听中国人对一系列广泛问题的看法，包括越南、裁军等问题，并在比华沙更加非正式的场合对建立正常关系的前景进行非官方性的试探。中国人很可能拒绝接受这样一位特使；但是做作这样的努力，显示美国的态度有所改变，还是值得的。
　　2）越南谈判。……尽管中国目前对谈判解决持敌对态度，新政府应该敏锐地抓住机会以使北京以某种状态卷入越南谈判的进程……主要考虑是：应把越南谈判视为通向更广泛的亚洲问题解决的一个步骤，因而是可能使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一种手段。
　　3）降低论战的调子。不论北京的言词如何敌对，所有（美国）政府官员在评论中国时应避免挑衅性的说法，这是至关重要的。……特别使中共反感的是美国表面上把台湾当做惟一的中国的态度。新政府应及早找到机会消弭这一言词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您或者您的国务卿找到某种场合，不事张扬地指出一个事实：我们给予北京“事实上”的承认已经有15年了，而“法律上”的承认显然是一个复杂得多的问题，需要进行讨论，这样做当收益良多。
　　4）反弹道导弹（ＡＢＭ）。……建立ＡＢＭ的计划不但在军事上作为对北京的威慑是不必要的，而且很可能被中共视为美国有意进攻北京的证据。我们敦请重新考虑建立ＡＢＭ体系的决定。
　　5）贸易。新政府应及早寻求机会改变对华贸易禁运政策，这项政策是朝鲜战争遗留下来的，并没有剥夺任何中国所需要的东西，我们的主要盟国都不支持，经常在我们与第三国关系中造成麻烦，剥夺了美国最起码的可能改变中国的经济杠杆，并阻止我们的商人分享中国的市场。在这方面，新政府应以其前任的试探性的说法为基础，将我们与中国的贸易与苏联和东欧同等对待（非战略性物资）。
　　6）旅游与其他接触。新政府应该取消控制美国人访华政策的最后残余，同时应表示愿意接纳北京政府同意派来的任何中国人入境。……在官方的接触之外，新政府应鼓励中美记者、教育工作者、科学家、艺术家和其他各界之间私人的和非官方的会晤。
　　
　　Ｂ．与台湾关系
　　……与此同时，重组华盛顿与台湾的关系自不可避免。在这个问题上的宗旨仍应是消弭言词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华盛顿早已把他们（国民党）作为仅限于台澎的政府来对待，默认国民党不会重新征服大陆的事实。自从1951年以来，历届政府都明确表示台湾在法律上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其地位留待将来事态的发展。新政府现在应以这一现实为基础。它应重申保卫台澎的承诺，只要在台湾的人愿意保持与大陆中国分离的身份。但是应采取以下四点措施以预先防止国民党使华盛顿为难的潜在可能性：
　　……（作者按：此四点措施概括为：向台湾当局说明美国对台政治考虑高于军事考虑；迫使国民党从金门、马祖及沿海岛屿撤退，并结束对大陆的挑衅性行动；与中国国民党人坦率讨论，为美国逐步转变对北京的关系做准备；促使蒋介石及其继承人给台湾人和大陆籍人以更多的充分参政的机会。）
　　
　　Ｃ．更广泛的问题
　　1）联合国。……我们还是坚信，政府不应该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在联合国的席位，其明显的理由如下：北京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无疑会实现在中美关系改善之前，而且很可能是中美关系改善的前提。……美国决策者应该接受北京参加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而同时为台湾谋得联合国大会的席位，不论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还是作为中国的一个自治区。这样的目标通过默认比通过华盛顿的积极活动更能达到；但是需要预先仔细准备。
　　……（作者按：2）、3）、4）分别说明美国应就改变对华政策对一贯追随美国孤立政策的中国的邻国、日本和其他第三国做工作，说明情况，改为鼓励他们与中国接触。）
　　5）华盛顿―莫斯科―北京。……我们敦促新政府在理所当然地关心超级大国双边关系的均势的同时，避免从莫斯科的观点来判断中国及其发展情况。苏美反华联盟可能符合俄国的利益，但并不会自动给美国的国家利益带来好处。
　　……
　　
　　附：众议员卢斯洛对此方案的讲话
　　（1971年8月6日，众议院）
　　议长先生：
　　最近我们官方对共产党中国政策的大逆转使我至为关切。以下这份注明日期为1968年11月6日的备忘录首次发表在1969年2月20日《策略》上。它明确地勾划出与这个共产党独裁政权关系取得“平衡”所应采取的步骤。该备忘录是写给“当选总统尼克松”的，据我了解，是基辛格博士在尼克松先生于1968年当选之后亲自把它交给他的。
　　我敦请同事们仔细研究这份文件。它对我们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已经产生的影响是令人吃惊的。基辛格博士的“谋划”同这份文件的立场如此相合，因此我再强调也不为过：每一位议员都必须意识到，早在1968年11月6日，正当我们还深深卷入越南的时候，今天所执行的对中共侵略者绥靖的计划已经提交给总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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