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兑美元汇率走出v型的原因 走出汇率的困扰

　　汇率就像穿针引线的针眼一样，通过它，国内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与国外形成对比。 　　在一国内部，汇率是相关利益集团和拥有特定政治经济政策目标的政府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在国际上，汇率是大国实现或巩固有利于己的世界经济政治安排的一个重要工具，国际汇率体系所反映的实乃国际政治的权力结构。
　　2005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比上年增加了217.4％，达到了1018.8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而按照美方统计，2005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激增了24.5％，达到了2016亿美元(中方统计为1141.7亿美元)。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也达到8100多亿美元，有人预计在今年底就会超过日本而位居第一。毫无疑问，已处于风口浪尖上的人民币汇率将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果然，在日前结束的G8财长会议上，人民币又成为众矢之的。
　　众所周知，在人民币是否存在低估或低估多少以及人民币汇率应当如何调整等问题上一直存在诸多争议。不过，由于汇率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极其技术性的问题，因此，在讨论中占主流的是汇率决定的纯经济学分析，各国政府似乎也特别重视经济学家的论点。
　　然而，对于汇率所进行的纯经济学分析却很难得出一个连贯且统一的答案，有些看法甚至是水火不容!由此可以看出，纯粹的经济学分析是有很大缺陷的。
　　其实，现实中的汇率决定过程始终贯穿着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而各国在进行政策选择时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状况也千差万别，因此并不存在一个理想的和绝对客观的汇率决定方式。对汇率决定的解释有必要从纯粹经济学以外的角度――即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进行。
　　
　　金融会成为战争的工具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纯粹经济学研究已经取得的成果，但在有关汇率的诸多问题上，它的确不能给出完美的回答。比如，虽然汇率是国家(地区)间货币的价格比，但对于这个价格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并没有定论；又如，只有当存在“均衡汇率”时才有可能讨论汇率的高估或低估以及应当如何调整等问题，但均衡汇率的计算方法就有多种，一个人眼中的“均衡”很可能是另一个人眼中的“失衡”；此外，经济学界在汇率的国际协作与合作等问题上也没有取得共识。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学是从抽象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出发来研究个人和国家的最优选择，并且假设一旦找到这样一个最优解，就可以自动得到实施。它在研究中抽象掉了重要的“人”的因素，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差异与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分配结果。
　　然而，现实社会是由偏好和利益千差万别的“人”构成的，小到个人和集体、大到民族国家。受到利益影响的个人和集体会彼此结盟与斗争，影响财富分配和政策选择，而不像经济学所假设的那样置身于资源配置之外。这种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的集体选择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后果正是政治经济学关注的对象。意味深长的是，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并非人类所面临的一般经济问题，而是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其间的惨烈竞争。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与货币有关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客观的价格问题，而是涉及大量与利益分配相关的权力斗争。这种斗争有时甚至是血腥的，这是由货币所代表的财富特性决定的。英国金融历史学家Fergson指出，与通常所认为的经济发展导致金融和政治制度变革相反，是现实中的政治斗争决定了金融和经济安排。他着重研究了战争，发现是那些因为权力、暴力、宗教、文化乃至个人情感等发起的战争改变了社会金融和经济生活的制度安排。因为战争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所以战争发起者需要以创新的税收和金融制度为其服务。换句话说，金融成了战争的工具。即使在没有战争的和平时期，政治与金融的关系也是一样。权力和利益斗争既需要以金融为手段，也以获得更多的财富为最终目的。
　　这些都是针对那种把货币看作中性的交易媒介的观点的纠正。“货币即权力”，“货币无所不是政治的”，货币跨越国界，带来国与国之间的货币、包括汇率问题。因此，汇率天然具有货币问题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包括各利益集团以及国家之间为争夺与已有利的政策选择而进行的斗争和妥协。在很大程度上，汇率是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一个抽象的客观价格。
　　
　　国内利益集团较量达成的均衡
　　
　　在一国内部，某一项特定的汇率政策会给不同的人群带来不同的经济后果，造成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那些有着相同或接近利益的人群因此结成利益集团游说政府，试图获得有利于己的政策结果。例如，汇率贬值将使出口商获得竞争优势而使进口商受到损失，因此出口商和进口商将结成不同的利益集团游说政府。现实中这样的利益集团大量存在，而最终的政策结果则取决于他们之间的博弈。
　　政府或统治者和利益集团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会将利益集团的压力与其自身利益相结合，通过不断的讨价还价与相互妥协最终达成某种均衡。由此得到的一个逻辑推论是：在一国内部并不存在某种简单叠加的或统一的“国家利益”，后者往往是各种利益集团较量达成的均衡。表面上代表国家利益的政府政策，通常是一国国内强势集团之利益与政策制定者之利益的融合。这部分地给出了经济学从超然的国家利益假设出发却难以圆满解释汇率问题的原因。
　　一般认为，在浮动汇率制下，由市场自发决定的汇率受政治力量的影响相对有限。但实际上，无论利益集团还是政府都依然拥有大量可以影响汇率变动、尤其是造成某种心理预期的手段――制造舆论，建立某种似是而非的因果联系；在发生危机时通过国际政策协调维护汇率稳定；威胁进行贸易报复，迫使对方做出让步；动用外交甚至军事制裁等手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等等。在实行固定汇率的国家，政治对政策的影响就更明显。
　　
　　反映出国际政治的权力结构
　　
　　汇率问题上的利益和权力争夺还表现在国际上。大国运用各种手段追求权力和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汇率也并不是一个独立发展的领域。大国适应需要，利用有利于自身的国际汇率安排追求更多的财富、加强自己的整体国际地位，并反过来利用后者进一步强化和巩固这种汇率安排。国际汇率体系所反映的实乃国际政治的权力结构。
　　具体来说，大国通过国际汇率安排所追求的利益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扭转本国的贸易差额。当大国出现贸易逆差时，可以利用有利于己的汇率政策，如货币贬值，扭转这一贸易差额，从而维护和增强本币作为国际货币的信心。其次，实现和巩固本国货币的国际化，从而获得源源不断的铸币税(参见下页“阅读背景”)。第三，保持自身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影响甚至操纵 别国的政策。
　　大国之间为了有利于己的汇率安排而进行的斗争和较量几乎从未停止过。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国际间汇率的协调与合作，但是这种合作往往首先取决于是否符合大国的利益。布雷顿森林体系是货币的国际合作相对平稳的一段时期，但即使该机制也是建立在大国、尤其是美国享有自主参加或退出的基础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国放弃了让其他货币钉住美元的承诺，虽然没有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约束，但是美元依然是惟一的霸权货币，它享有自主贬值的自由。其他国家由于对美国的单边依赖，不得不接受美元间歇性贬值的“隐秘法则”。
　　所以说，现实中的汇率往往是各种经济和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国家如何在现实中决定其汇率比从纯粹经济学角度看则能更好地理解汇率。在现实中，汇率更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
　　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对于什么是合理的人民币汇率水平、什么样的制度是合适的汇率制度等问题都存在大量的理论分歧。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和解释现实中有关人民币汇率的争论和调整呢?
　　
　　人民币汇率上的美国因素
　　
　　在美国，人民币汇率问题实际上是随着美国的政治经济“气候”变化而变化的。也就是说，人民币成了解决美国国内问题的一个手段。
　　
　　利益集团因素。
　　利益集团在汇率问题上做文章所反映的实际上是美国国内制造业对失业的担心。由于经济结构转型以及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逐渐失掉竞争力，美国制造业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失业问题，中国入世以后对美出口增加又使该问题更加严重。对于这些产业的工人，如就业达90万人的纺织和服装业来说，失业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因此，制造业的利益集团要寻找一个“替罪羊”，以求获得政府的保护。 人民币汇率与美国的贸易逆差这两件事为利益集团提供了良好的机会。由于相对于针对性更强、容易造成两败俱伤的其他贸易救济措施(如反倾销)而言，指责中国汇率操纵所针对的面广，而且不容易被指责为贸易保护，因此利益集团迅速捕捉到了这一机会。虽然有大量证据说明从中国进口的增加并不是由于人民币的汇率操纵造成的、而且即使人民币升值也难以弥补美国的贸易逆差，然而，颇具游说能力的全美制造商协会、纺织品制造商协会等还是制造出了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进行不公平竞争而导致美国贸易逆差、制造业工人也因此失业的言论，要求人民币升值。
　　面对制造业利益集团的压力，布什政府开始对人民币汇率和扩大市场准人等问题做出回应。虽然不能说政府成了利益集团的俘虏，但它出于选举等政治需要而对利益集团做出回应，使人民币汇率问题复杂化。
　　
　　政府的政治经济考虑。
　　除了回应利益集团的要求，对美国政府自身来讲，其对人民币的态度主要取决于就业和宏观经济的走势，而这些是政府取得国内支持的基础。也就是说，如果政府认为贸易逆差可以持续而不至于影响经济增长，它对人民币的压力就相对较小；反之，则人民币会成为一个主要的受攻击目标。美国政府虽然没有直接干预汇率的强大能力，但是确实可以通过一些间接方式影响汇率变化。
　　随着美元贬值和欧元升值，欧元区的出口成本不断增加，市场竞争力被削弱，欧洲对美国的指责也越来越多；而欧美竞争的结果是美国把货币进一步贬值的矛头指向了亚洲货币，尤其是人民币。这不仅因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更重要的是，如果人民币不升值，东亚其他货币也难以升值。
　　目前，美国政府最关注的是经济增长和就业问题。只要经济和就业能保持增长，政府对逆差的关注就相对较少；如果经济增长出现问题，美元汇率变得不稳定，人民币汇率就将再次成为攻击的对象。因此，美国对人民币的压力也是时大时小。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鉴于巨额贸易逆差正在变得长期化，经济增长的脆弱性增加，美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施压也正在变成一个长期性的问题。
　　
　　人民币汇率上的中国因素
　　
　　与美国相比，我国利益集团的组织方式以及对政府施加影响的能力和渠道有所不同，而且政府在政策决定上有更大的自主性。不过和美国相同的是，在相当程度上，汇率依然是国内各种政治经济因素折衷的产物。 从长期来看，实行某种形式的浮动汇率符合我国自身的利益；但在短期内，汇率是否应当升值、何时浮动以及如何浮动?在这些问题上则存在大量的理论分歧。这种不确定性为政策选择留下了空间。在现实中，决定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同样是利益集团的影响和政府的政治经济考虑。
　　
　　利益集团的影响。
　　一般认为，对汇率政策最感兴趣的是贸易部门。
　　总的来看，汇率升值对出口企业不利而对进口企业有利。因此，出口企业和进口企业可能组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向政府游说。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利益集团已经开始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决策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不过，与出口企业相比，进口商对政策的影响力相对较小。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各利益集团对汇率政策的影响是有限的。这不仅因为我国的利益集团还相对缺乏组织力，而且因为汇率政策本身所涉及的人群和利益集团面较广，“搭便车”的现象严重，形成集体行动的能力较弱。中国的汇率问题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研究利益集团行为的例子。相对而言，政府在政策制定上享有较大的自主权，它在汇率问题上的态度更能决定汇率的政策选择。
　　
　　政府的政治经济考虑。
　　经济政策不仅具有经济、而且还有政治含义。近年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一些社会矛盾有加剧的倾向。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有几点政策变得非常重要：继续创造就业，减少由失业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保持宏观经济增长，增加居民收入；调整经济发展和社会分配结构，缩小地区和部门收入差距；进一步深化金融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改革的全面进行；等等。
　　可以看出，以上几点可以相互促进，但在实现短期经济增长和进行长期经济结构调整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冲突。一方面，虽然在短期内有必要保持经济增长和创造新增就业，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自动调整，相反还有可能加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而引发更深的社会矛盾；而另一方面，虽然从长期来看经济结构调整和深化经济改革十分必要，但如果处理不当，则有可能阻碍短期经济增长，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所以说，如何平衡和处理这一矛盾，是对政府的挑战。
　　从这个意义上讲，汇率改革并不只是简单的汇率和金融改革，它意味着一次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 的大调整，有其深远的意义。
　　首先，从汇率对就业的影响来看，虽然在中长期内汇率升值和制度改革意味着就业可以从贸易部门向非贸易部门转移，这对促进经济结构转变是一件好事；但在短期内，汇率调整对出口部门就业的不利影响是存在的。如果调整引起就业下降，这就不只是个汇率问题，还将关系到社会稳定。
　　其次，汇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CDP的年均增长率达到9.4％的高水平，今后仍有必要保持与此接近的高增长以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目前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几大因素包括出口、投资和工业化进程等。如果汇率变化对出口和投资等产生消极影响，那么，经济能否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将是一个疑问。
　　第三，汇率调整意味着一次贸易和非贸易部门增长方式的转变，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缓解东西部差距和贫富悬殊。但是，如果汇率调整后东部地区和贸易部门的发展受到负面影响、而中西部地区和非贸易部门却未能取得相应发展，那么，经济改革将遭受巨大损失。是汇率调整对金融系统的冲击和影响。我国目前的银行体系极其脆弱，一些“中国崩溃”的言论就是建立在中国不稳定的银行体系基础上的。汇率改革如果控制不好，将使我国脆弱的银行系统遭到巨大的打击，其后果可能不只是金融危机，而是一场国家信用危机，甚至可能演化为政治危机。
　　面对以上种种限制因素，政府的可能选择是，既要进行汇率改革，又要保证其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影响降到最小。汇率改革将以保持稳定和小步走为特征。

　　　人民币汇率上的中美博弈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同时又拥有大量的美元储备，还是许多人眼中美国霸主地位强有力的挑战者。在这样的条件下，人民币继续维持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自然会引起美国对经济安全乃至更广泛的安全的考虑。
　　首先，人民币继续钉住美元，不利于美国发挥其竞争优势和调整贸易逆差，从而继续维护和巩固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美元是国际上的霸权货币，美国能自主地获得货币贬值带来的好处，包括赢得出口竞争优势和削减贸易逆差，但人民币钉住美元却削弱了美元贬值可能给美国带来的实际利益。其次，为了维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中国必须持有大量的美元资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将持有的大量美元资产用于购买美国高技术产品、尤其是实施大规模企业兼并战略的话，将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压力；而如果中国抛售所持有的美元则有可能造成美元的进一步下跌。最后，普遍存在的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预期，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增加了美元、甚至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
　　对中国而言，维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虽然有利于保持出口优势，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随着国力的增强，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对中国越来越重要，而钉住美元则使中国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货币政策变动的影响，对美国的通货膨胀和利率越来越敏感；其次，持有巨额美元资产在相当程度上无异于把大量财富交由美国掌控，这对中国来说至少是一种潜在的风险；第三，当今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基本上都实行浮动汇率、至少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国继续维持钉住美元制度很容易成为他国诟病的对象；最后，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及对原材料和国外产品需求的增加，维持被低估的币值既鼓励投机又无助于贯彻“走出去”、“参与国际分工”的战略。
　　对于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大国而言，长期把各自的利益绑在对方身上带来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和美国都希望人民币与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脱钩。美国希望人民币升值并浮动，缓解美国的贸易逆差，维护美元的地位；而中国则希望通过汇率改革达到实现独立的货币政策和减少对美元依赖的目的。
　　这一国际与国内的政治经济因素整合的过程是极其复杂的，最终的政策选择是这些因素斗争和妥协达成的均衡。综合来看，中美汇率政治经济博弈的结果使双方在政策选择上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美国更希望增加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和灵活性，而中国则强调在汇率改革的同时需要保持稳定。
　　为了维护和实现自身的利益，两国需要以手中的权力为依托。虽然大国完全有可能利用安全和外交等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在和平时期，以互利为目标或口号来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则更方便，其中特别包括货币权力的运用。
　　不可否认，不论从经济还是贸易规模以及国际储备货币上看，中国对美国的依赖要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不过同时，中国也日益成为美国扩大出口和开拓海外市场的对象国。这种相互依赖使美国和中国都得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保证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美国一面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一面也加用贸易报复威胁的“大棒”；中国则坚持汇率是一个国家的主权问题，中国不会屈服于外力而将按照自己的时间表进行改革，同时美国应当纠正过度消费和财政赤字以保持汇率的稳定。但是同时，也正是由于双方的利益变得越来越密切相关，中美都需要对对方的要求做出回应，合作解决问题，这把美国政府的态度与强硬的国会区别开来。《2005年总统经济报告》代表了美国政府的态度，它指出，贸易逆差来源于大量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而且它并没有说中国操纵了汇率，也没有强迫中国改变其汇率政策，而只是强调灵活的汇率安排有益于中国自身。中美相互依赖关系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美国对中国施压的自由度。从中国方面看，央行于2005年7月21日宣布人民币汇率升值2．1％，同时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既可以看作是对美国和国际社会的一种回应，也可以看作是自身汇率改革的初步试探。汇率进一步改革的速度和力度，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对这第一步改革的反应。
　　在国际范围内，中国和美国的汇率政策选择都受制于最大化本国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两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决定了其政策合作和冲突的范围与形式。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和利益决定了中美之间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安排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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