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看中国：伙伴＋对手] 对手与伙伴

　　日本对华经贸战略将长期保持“两面性”――既强调“中国经济发展机遇论”，又配合政治需要宣扬“中国经济威胁论”；既发展对华经贸合作，又控制先进技术转让。 　　“合作＋竞争”将是今后中日经贸合作的核心关系，这就决定了中日经贸合作将在矛盾和冲突中向前推进的大趋势。
　　
　　受日本首相小泉一再参拜靖国神社的影响，近年来，中日两国政治关系滑向低谷，两国的经贸合作也出现“趋冷”迹象。２００４年，日本失去保持了１１年的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中国对日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额的比重也由１９８５年的２３．６％降至１４．５％。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０月，中国与欧盟、美国、韩国、东盟等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额分别增长了２４．１％、２６．２％、２５．４％和２４．４％，而与日本的贸易额增幅仅为１０．４％；同期，日本对华投资实际金额同比仅增长２．０３％，而投资项目数量同比则下降５．６３％。
　　
　　对“政冷经凉”不以为然
　　
　　有人对中日间的“政冷经凉”不以为然，认为不必“夸大”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其主要观点有四：
　　一，资本主要是遵循市场原理和规律进行流动，企业追求的是市场和利润的最大化。中日经贸关系不会到“政冷经凉”的地步；如果有一天中日经贸关系变冷，也未必是政治因素所致，而可能是因为中国的投资吸引力下降。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较有力的佐证便是：近年来台湾企业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并未因为两岸关系的紧张而降温。
　　二，单纯的政治因素并不能吸引日本企业前往投资。如，尽管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积极争取日本的投资，但日本企业考虑更多的还是经济层面的利益，而不是从政治层面决定是否投资。印度等国在人力资源、劳动力成本、政府效率和廉洁度、优惠政策及基础设施等吸引外资的软、硬件方面都有待提高。
　　三，日本企业对亚洲地区的投资目标是立足于中国、辐射整个东亚经济体这个巨大的区域市场。
　　四，日本市场离不开中国。许多日本品牌的产品实为“中国制造”：从日本人身上穿的衣服、手里拿的数码相机，到制造业生产用的原料等，日本市场上的诸多商品都来自于中国。
　　这些观点似乎不无道理。一般情况下，“企业向赚钱的地方投资，资本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决定其流向”。上世纪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初，日本政府极力反对本国企业到中国投资，但并未能阻挡住日本产业向中国梯度转移的步伐。中国巨大的市场、质优价廉的劳动力和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吸引着具有战略眼光的日本企业不断扩大对华投资。然而，在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中日两国经济实力此消彼长的今天，中日关系难以“政经分离”。
　　
　　政经互动是必然
　　
　　在当今世界新格局、新秩序的建设进程中，以科技为先导、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决定着各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利益。世界各国都将发展经济作为本国政治和对外战略的重点，各国的经贸政策也服务于本国的“国家利益”，体现本国政治和外交的理念。
　　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日本是威胁还是机遇成了日本各界关注的话题。中国加入ＷＴＯ后市场进一步开放，日本等周边国家从中国经济增长中受益。２００２年亚洲博鳌论坛期间，小泉首次以政府首脑身份明确：中国经济发展是机遇而不是威胁。２００２年年底日本外交智库提交的《２１世纪日本外交战略报告》强调，应“汲取中国经济活力”，探求“共生共存道路”。《日本２００３年度制造业白皮书》分析，未来五年日本对华制造业投资继续保持增长，中国作为日本制造基地和销售市场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这些都表明，日本对华的经济政策受其政治策略影响。
　　但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对中国经济的定位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已从日本的经济援助对象成为重要的经济伙伴。日本强化竞争手段，压缩对华帮扶政策，平抑中国经济竞争力，加快对中国崛起“预防”政策的布局。在持续２６年后，自２００１年起日本政府大幅削减对华日元贷款，２００３年度对华贷款总额降至１０００亿日元，较２０００年度高峰时（２１４３亿日元）下降一半以上。２００２年，日本率先提出人民币升值论，宣扬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联合美国等干预中国汇率政策。中日贸易摩擦由大葱、香菇、蔺草三种农产品向劳动力成本等制度性、结构性冲突转型。日本对华经济政策的意图就是加紧从制度上遏制中国崛起，以削弱中国劳动力成本等长期要素的优势。由此看来，日本对华经贸政策具有典型的“政经互动”特征。
　　
　　对华投资战略明显变化
　　
　　基于“中国经济发展是机遇”的政策定位，２００３年，日本对华投资战略明显发生变化：投资项目规模扩大，汽车、钢铁等大项目不断涌现；投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ＩＴ、数码等与日本国内技术同步产业的投资增加；投资产业关联度提升，制造业带动非制造业、大企业带动中小企业、核心产业带动周边产业，产业转移呈现模块化、集群化势头。日本企业以中国生产和销售为依托，最大限度利用中国市场机遇和生产加工优势，提高日本商品销售份额，构建日本企业全球战略平台；汲取中国经济增长的效果，推动日本经济再生，推动日本企业开展新一轮全球扩张。
　　但同时，为保持日本的技术优势，避免来自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全面生产替代，日本政府提出了“技术立国”和“知识产权保护立国”战略，强调保护知识产权。日本制定《技术流出防止指针》，修改《种苗法》，防止先进技术和农产品优良品种流失海外。日本政府密切关注中国企业在日发展动向，对中国企业并购日本企业及相应可能获取日本技术高度警惕。在数码相机、ＤＶＤ、汽车商标等领域，日本频繁对中国企业发起侵权诉讼。日本希望通过掌握技术门槛来抵消“中国制造”的价格优势，继续保持对中国的技术优势和竞争力。此外，在加工食品和农产品领域，日本提高了检疫标准和准入条件，防止中国产品大量进口而冲击日本市场。
　　不难看出，日本对华贸易投资政策是其对华政治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随其对华政治策略而进行相应调整。
　　
　　不能同日而语
　　
　　近年来，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经贸关系不断加深，两岸贸易额持续高速增长，且大陆对台湾长期保持高额逆差。２００４年，两岸贸易额为７８３．２亿美元，增长３４．２％，其中大陆自台湾进口６４７．８亿美元，增长３１．２％，大陆逆差为５１２．３亿美元。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０月，大陆贸易逆差高达４６４．２亿美元。这既是大陆同胞对台湾同胞“血浓于水”亲情的体现，也是通过两岸经济的融合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政策的体现。然而，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中日关系中非但不存在“血浓于水”的亲情，而且还有对累累血债的惨痛记忆。在日本领导人不断揭开中国人民心头上的伤疤并在上面撒盐的情况下，中日经贸关系持续高速发展显然是不可能的。
　　
　　来自中国民间的抵制
　　
　　２００５年４月，在中国多个地区爆发了较大规模的自发性反日游行，这是近十年来中国国内爆发的为数不多的针对外国对华政策的群众性游行之一。青年知识分子是这次游行活动的主要发起者和参与者。这些人多出生于中日签订友好条约以后，自幼在电视上看日本产品的广告、使用日本产品、看日本的动画片，有较强的自我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并不是像日本媒体所说的是“接受中国政府的反日教育长大的一代”。这些人是未来中国的中坚力量，是未来中国内外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他们的反日情绪会对今后中日经贸关系和政治关系的走向产生影响。此外，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者都不能忽视本国国民的意志，其政治、外交、经贸政策要体现和维护民意，中国政府当然也不例外。面对国内不断高涨的反日情绪，中国领导人不可能将京沪高速铁路建设这样重大的工程项目交给日本人承建。与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日本对华投资重大项目纷至沓来的情景相比，２００５年日本对华投资重大项目寥寥无几，这不能不说是“政冷”制约了双边经贸合作的结果。
　　
　　日本政坛右倾可能长期化
　　
　　不久前，小泉表示将支持著名鹰派人物安倍晋三出任自民党总裁和后任首相。作为曾被列为甲级战犯的日本前首相岸信介的后人、日本未来右翼政治势力领袖的安倍晋三，在上台后无疑将继续坚持其鹰派路线和作风，以维持自身和自民党的支持率。日本政坛长期右倾化将对未来的中日政治和经贸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２０００年度～２００４年度，日本政府对华日元贷款急剧减少近６０％，但同时却大幅增加对印度和东盟的日元贷款。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３日，小泉在吉隆坡与东盟各国首脑发表了题为“深化并扩大日本―东盟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的共同声明，表示双方将基于平等立场，共同致力于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繁荣。这是日本首次表示将以“对等”的立场来处理日本与东盟的关系。小泉还表示，日本在向东盟提供了１．３５亿美元用于反恐及抗击禽流感等的基础上，还将通过东盟开发基金等向东盟提供总额约７５亿日元的新财政援助。
　　日本积极参与东亚区域合作是日本２１世纪谋求政治经济大国地位的战略举措之一。随着日本全面启动并加快ＦＴＡ／ＥＰＡ（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进程，其政治经济大国色彩趋于浓重，经济外交行为更倾向于扩大日本的对外影响力，提升它在亚洲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拉住印度和东盟制衡中国，满足其与欧美平起平坐的愿望。这将给亚洲区域经济关系的调整和国际产业分工的建立带来影响，对我国营造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的周边经贸环境提出挑战，增加了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难度，也成为中国与地区多边经济合作的主要障碍。中日两国在政治方面缺乏互信，势必会影响东亚经济合作的顺利进展，“东亚经济体巨大区域市场”的形成必然要克服政治和经济上的诸多障碍。目前，日本企业对华经营投资战略多侧重于扩大在华市场销售份额，而“立足于中国市场、辐射整个东亚区域市场”尚需时日。
　　
　　把握中日经贸关系发展方向
　　
　　近年来日本媒体上频频出现“中国市场风险论”，呼吁日本企业和日本国民减少对中国市场和中国产品的依赖。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５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的《日本通商白皮书》中均呼吁日本企业在对华投资时要注意减少高新技术的流失；重视中国市场的投资经营风险，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注重投资市场的多元化，向具有增长潜力的越南等新兴市场转移，分散投资风险；注重日本市场的深度开发；等等。２００３年起佳能率先将高端产品的生产由中国撤回国内，日立等家电企业将新设高端等离子彩电生产厂放在国内。日本农水省稳步推进农业改革，提升农产品自给率，减少进口。
　　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战后６０年来，中国首次以“伙伴＋对手”的身份进入日本的战略视野。分析近三年来日本对华经贸战略调整内容可以看出，互惠互利、平等合作主要是经济发展规律的自然推动，是经济全球化深化的必然结果，而日本政府更侧重于把握中国经济崛起对日本的影响，加强应对竞争的制度建设，及早准备与中国进行竞争。日本对华经贸战略将长期保持“两面性”――既强调“中国经济发展机遇论”，又配合政治需要宣扬“中国经济威胁论”；既发展对华经贸合作，又控制先进技术转让。“合作＋竞争”将是今后中日经贸合作的核心关系，这就决定了中日经贸合作将在矛盾和冲突中向前推进的大趋势。
　　分析中日经贸关系走势时，必须从东亚、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合作战略的角度，全面、充分地认识中日间的新型竞争关系，必须跳出经贸看经贸的局限，要站在全方位的中日关系的高度考虑和制定中日经贸发展战略。要“顾大局、求发展、谋共赢”，提升中日经贸合作的质量和水平，用发展推动两国政治经济领域的矛盾和摩擦的解决。要加强经济、贸易和投资等领域应对摩擦的能力和制度建设，在竞争和冲突中保持主动。在发展与日本经贸合作的同时，加强与周边的经贸合作，把握亚洲经贸合作的主动权。
　　“政冷经凉”不符合中日两国长远的根本利益。在两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年贸易额突破１６００亿美元的今天，“抵制日货”是过于简单化的做法。当然，良好的政治关系是双边经贸发展的必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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