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高翻”是怎样成长的】 成长在新中国的

　　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奠基人周恩来总理一贯重视外事翻译工作及翻译干部的培养，强调它是整个外交工作和外交队伍建设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于1959年至1968年在外交部参与过翻译培养、管理工作，对此感受很深。
　　1957年年底，周恩来总理在机场欢迎中东某国外宾来访，外交部从某大学临时借来一位阿拉伯文副教授当翻译。该同志因一时紧张，听不懂外宾的阿文。外宾马上改讲英文，他也听不懂。翻译中断，出现冷场的尴尬局面。礼宾司不得不临时找一位英文翻译顶替。此事暴露了外交部的翻译培训工作跟不上外交形势发展需要的状况。
　　总理对此事十分重视，于次日凌晨一时就让他的秘书浦寿昌同志转告了以下指示："请外交部做一个培养翻译干部的10年计划，第一批先培养俄、英、法、德、日、西班牙、阿拉伯、印地、印尼等语种的翻译干部，每种文字10至20人，培养成第一流的翻译。培养地点可考虑以外国语学院为中心，国家出经费聘请所需的专家和教授。培养计划请外交部商有关方面拟好后于一月内报送上来。"
　　
　　建了交，却派不出翻译？ 制定长远的培养计划
　　
　　
　　早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总理就非常重视培养、储备外语人才。40年代，中央军委在延安开办外语学校。总理对该校的建设极为关怀，指示一定要办好，并亲自为该校的英语系配备干部，聘请教师。1944年，他先后两次到该校讲话，指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以后，新中国将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需要许多人从事外交工作。为迎接胜利，外语学校不仅要培养军事翻译，而且应加速培养外交人才。
　　建国初期，同我国建交的国家不多，翻译干部问题还不十分紧张。1954年第一次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后，我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同我国建交、半建交的国家迅速增加。相形之下，外交部翻译数量不足、水平不高的矛盾就凸显出来。有几个新建馆甚至派不出掌握驻在国语言的翻译，直接影响了对外工作。周总理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1957年10月指示外交部"必须配齐所有兄弟国家和各重要资本主义国家语文的翻译"。1959年3月，总理又指示外交部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培养出世界各国语文的初级翻译1000名。据此，外交部召集中央各涉外部门进行了研究。经调查，当时世界上153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上使用的语文主要有71种，而我国只有29个语种的翻译干部，其余42种尚属空白。有鉴于此，外交部与教育部共同协商制定了在五年内培养56个语种、1067名初级翻译的规划方案，于1959年6月上报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批准执行。
　　在这个计划下培养锻炼的这一批同志，后来绝大多数都已成为外事战线的高级翻译或高级外交官，其中就包括现任外交部长唐家璇同志。
　　1964年中法建交后，邓小平同志估计同我建交的国家将随之增加，指示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翻译的培养。于是，一个培养翻译的五年规划应运而生。当时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两项：一是在全国外语院校大量开办外语专科，招收高中毕业生进行突击培养；二是派遣大批留学生。计划从1964年开始，在三年内派留学生1750名，其中高中毕业生1550名，进修生200名。1964年和1965年，教育部向国外派了1000多名留学生。然而，"文革"开始后，派遣计划中断。
　　1971年10月，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同年与我国新建交的国家达14个。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同我国建交国家又增加了17个。根据当时外交工作需要，1972年和1973年，外交部先后选拔了130多人，派往22个国家，学习18种语言。自此，"文革"开始后一度中断的翻译培养工作，重新走上了有计划的轨道。
　　
　　“客人们”怎能译成“朋友们”？ 对翻译提出严格要求
　　
　　总理对翻译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许多给总理担任过翻译的同志都说，总理会外语，译员进行翻译时，他都仔细听，发现译得有错误或不够准确的地方就当即指出，并要求更正。60年代初，总理会见外宾谈到越南问题时，说美国政府企图用武力制止越南人民反对南越伪政权的斗争是徒劳的，并引用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句古语。当时，翻译未理解好，译得不准确。总理就解释了这句古语的含义，再让翻译准确译出。有的翻译回忆说，总理对重要的照会、声明和讲话稿的译文也常亲自审阅。如1971年，美国总统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来访，翻译将总理在宴会上讲话稿中的"美国客人们"一语错译成"美国朋友们"，总理在审阅时及时发现并加以纠正。
　　1970年11月20日，总理在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的外语教学和翻译培养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明确提出翻译要练好三项基本功。第一是政治思想的基本功。总理说这是最难的，它是"基本功的基本功"。第二是语言本身的基本功，就是语音、语法、语汇和听、说、写、读、译五个字。第三是文化知识的基本功。翻译人员在学好外语的同时应注意学习国际知识，经常看《世界知识》、中外历史、地理及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刊。1970年11月20日，总理在会上当场问一位英文翻译："拉美在领海权问题上有14个国家同美国正在进行斗争，具体是哪14国？"翻译说不全，总理马上就说出14国的名字，并数了另外7个未公开表态的国家。随后，他又对翻译说："一共是21个国家。今天的报纸不是登了吗？你报纸也不看，地图也不记，你的基本功就不够。"就在那天的会上，总理还亲自指示我部买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外文小册子供翻译干部阅读。他说，即使有些反动的材料也应阅读了解，否则，外国人的讲话译员听不懂，就无法翻译和反驳。
　　
　　这个“管”字怎么翻好？ 翻译的作用有多大出严格要求
　　
　　总理曾明确指出翻译是对外交往的"桥梁"。他常说，"没有翻译，重要的事，双方一起相对无言，动都动不了"，"这项工作很值得，不能轻视这一行"。他还说过，"外交谈判，谈判代表本人的水平固然重要，但翻译也重要。翻译强的可以帮助把逻辑上、词句上不够恰当的纠正过来"。世界上有些国家不重视翻译的地位，在安排领导人会谈或宴请活动时往往不给翻译排座位。总理认为这不公道，指示外交部在安排这类活动时都要给翻译排座位。与外宾合影留念时，总理也经常让翻译参加。
　　1950年，我国在派志愿军赴朝鲜之前，中央决定采取一个行动，通过适当方式，警告美国不能扩大侵朝战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外交、军事部署。总理决定通过印度驻华大使传话给联合国，让美国注意。话怎么说呢？总理决定突出一个"管"字。请印度大使转告联合国，如果美国再如此猖狂下去，我们可就要"管"了。总理知道这个"管"字在英文上不容易翻译准确。怎么管，什么时候管，都没有说，但又要有相当的分量。总理特地事先把英文翻译浦寿昌同志找去说："寿昌，这个‘管‘字怎么翻好？"浦说，这个字还真得琢磨琢磨。当天深夜，总理把印度驻华大使请来谈话时，浦寿昌同志把这个"管"字译得非常恰当。这个精神传过去后，对方果然就有反应，达到了应有的效果，使我国派遣志愿军支援朝鲜反对美国侵略在外交上处于主动地位。
　　
　　不准再称“小国语”体现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
　　
　　总理生前经常教育我们，我国是个大国，在对外工作中更要注意尊重小国，不要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而尊重一个国家，学习使用它的语言是很重要的。
　　建部初期，我部只有英、俄等少数语种的外文干部。为使翻译工作体现我国对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总理曾多次指示我部要重视非通用语翻译干部的培养。1962年，我代笔为外交部起草了一份北京外国语学院专业开设计划的报告，将英、俄、法、西和阿拉伯文以外的语种通称为"小国语"。总理在审批时把"小国语"一词逐一改为"非通用语"，并在报告上批示说："今后不准再称‘小国语‘。"总理的表达不仅更为确切，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总理尊重小国、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思想。此事对我部同志教育极深。我看了总理的批示，也深受感动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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