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态补偿推进环境保护_生态补偿政策对我国环境保护的影响

　　10月28日，环保部、国土资源部与水利部在京正式发布《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预备投资346.6亿元用于地下水污染防治。至此，地下水污染已经非常严重，在2009年对8个省份的检测中，符合三类水标准的仅有23%，全国600多个城市里面，有400个城市缺水。尤其严重的是华北地区，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漏斗区”，由于地下水采空，华北平原出现大面积土地沉降。
　　
　　同样引发广泛关注的是北京大气监测风波，北京环保局对空气检测结果与美国大使馆相去甚远，而国内所用PM10的检测标准亦被指过低，掩盖了大气污染的真实情况，民间监测潮泛起。靠牺牲环境作代价的中国“奇迹”，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关注生态环境的警报再度拉响。
　　
　　地下水中毒问题严峻
　　
　　时代周报：近日，三部委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也爆出了关于地下水的诸多问题，我国地下水的现状如何？
　　
　　彭少麟：地下水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过去一直没有对它引起足够重视，以致现在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地下水亏空，一个是地下水污染。
　　
　　前者是因为过度采集地下水，超过了其自身的补给能力，最典型的是华北地区。华北地区主要是半干旱气候，本身缺水就比较严重，加上人口过度膨胀，水库的水不够用，人们纷纷采集地下水，结果地下水消耗得太厉害，就出现了空缺层，进而发生地面沉降。但有的地方也确实是没有办法，土地都干旱了，粮食种不出来，只好抽地下水。
　　
　　如果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有的地方就是由于缺乏生态学常识，导致的决策失误。要开发大西北，首先要保障它的生态环境，那怎么办呢？就是赶快种树。但这并不完全对，因为每个地方的植被类型，是由这个地方的气候决定的，有森林植被的区域每年的降水量要在800mm以上，人类只能顺应它、保护它，或稍作改变，但绝对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与天斗、与地斗”。要在那些没有条件的地方种树，或者在沙漠里建绿洲，搞各种生态形象工程，这就必定要抽取地下水。结果种了树以后，地下水亏空，地下水位不断下降。这样做不但救不了干旱，反而使问题恶化。另一方面是地下水污染的问题，现在污染的情况非常普遍。2009年有一份针对八个省份的调查，结果显示符合三类水标准的才达到26%，四、五类水达到了70%多，说明污染的面积是很大的。
　　
　　时代周报：地下水受污染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没有得到遏制？
　　
　　彭少麟：地下水的污染是许多综合因素的结果，首先是工业污染，比如造纸、纺织、开矿，一些企业为了眼前利益，把废水、废渣未经处理，直接排出，造成很严重的污染，最近的云南铬渣案就是典型例子。其次是农业污染，农药、化肥污染了农田的水，然后这些水又进入江河，再渗入地下。其三，是居民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污染，很多垃圾直接排在了江河里面，超出了江河的自净能力。还有垃圾填埋，一些地方就是找一个地势比较低的地方，把垃圾埋起来，没有经过任何处理，也没有在下面铺隔离层，这些垃圾经过地下长期的化学反应，会产生很多有毒的物质，下渗以后就会污染地下水。
　　
　　很多地方为了发展经济，一些重高污染的企业也纷纷上马，结果经济上去了，环境质量下去了。受污染的水，抽上来了也没用。特别是那些有毒的、有重金属的，污染以后整片水都不行了，甚至土地也被废掉了。现在国家也看到了环境问题的重要性，把环保局改为环保部，还设立了许多的监测点，但是这些监测点是否足够，还有待验证。虽然某些局部的确是有改善，但整体的生态环境是在趋于恶化。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遏制，用不了几十年，环境恶化的效应就会出现，到时候再有钱，也没有用了。
　　
　　环境标准无须“中国特色”
　　
　　时代周报：这次“规划”准备投入346.6亿元来整治地下水污染，其中一部分要用于建立地下水环境监测体系。关于监测，近日北京的大气监测闹得沸沸扬扬，原因是北京环保局的监测结果与美国大使馆的监测结果相差甚远，国内监测标准被指太低，不符合实际情况。在环境监测方面，中国存在哪些问题？
　　
　　彭少麟：我国的环境监测的确存在问题，首先就是标准太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监测标准，但是基本都会以欧盟或美国标准为参照。中国的标准也是参照几十年前发达国家的一些标准制定的，但时至今日，发达国家已经发现了许多新的问题，监测标准一直在不断地改变，而我国的许多标准却一直没变，或变得很少。所以同样的大气环境，中国监测符合标准，用美国的标准来检测就不符合了。欧盟、北美为什么会不断提高他们的标准呢？就是因为他们发现，原来的很多标准事实上对人体还是有害的，所以就把很多指标提升了，而中国现行的一些标准，有可能是最低限度的标准。
　　
　　还有一个是监测点的选择问题，不同监测点的监测结果是不一样的，比如监测碘盐污染情况，一个工厂排出废弃物，越靠近它的地方肯定污染程度越高，离它越远程度就越低。又如监测空气质量，在海边建造一个监测点，海风总是往这里吹，那里的空气质量肯定是优质的，但是到了城市中心，低洼的地方，空气不流动，监测结果肯定要差很多。所以监测点的位置一定要有代表性，能够代表城市大多数的地方。一些地方政府，因为想着检测结果不能太差、太难看，就选一些空气比较好的地方作监测点，这是不科学的。为了检测出最真实的状况，应该要多取一些点，最后求它们的平均值。
　　
　　时代周报：现在低标准似乎已成了“中国特色”，不仅在食品领域如此，在环境领域也如此，这些都是关乎每个人切身利益的，企图用低标准来安抚人心，其实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
　　
　　彭少麟：没错，所以现在我们呼吁生态安全、食品安全，这就要求每种检测体系必须经得起推敲，而不是用一些低标准来忽悠人。说是检测结果不超标，绝对安全，对人体无害，但事实上它本身的指标就有问题。环境、食品监测的指标体系必须要科学，很多不科学的地方一定要重新来做，每一个标准都要请专家结合国外的最新标准来制定，这个工作国家应该加大力度来做，否则人的生存安全都没有保障。
　　
　　让绿色GDP不只是口号
　　
　　时代周报：联系到近期的渤海湾漏油事件和众多矿业污染事件，我们是否存在企业环评门槛过低，以及污染惩处力度过轻的问题？同样是污染，在国外可能会受到重罚，但在国内却可以一拖再拖，还可以讨价还价，环境执法总是跟不上。
　　
　　彭少麟：环境执法不能落到实处的现象的确很严重，现在的环评都要请一些专家，有时候专家的评价是对的，但有时候所谓的“专家”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可能根本就不懂，看不出问题来，还有一些“专家”是企业花钱请过来的，他们收了企业的钱，最后肯定会帮企业说话。另外，就算确实知道存在问题，执法也很困难，因为这些企业对地方GDP有贡献，政府的税收来自于这些企业，这样监管就很难做好。为什么很多地方发生漏油事故，却一直得不到解决，奥妙就在这里。环保部门的执法能力还有待于提高。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我们对生态环境破坏的惩罚力度太轻，一些企业宁愿罚款也不肯整改，因为对他们来说，罚款比整改要划得来，环境破坏的成本太低。比如工厂污染了水塘，把鱼给毒死了，现在赔偿就是赔这个鱼的钱，但是这只是最直接的破坏，水塘的生态价值并没有算进去。水塘污染了，它的生态服务功能就没了，从生态经济的角度它的这种破坏是很大的。所以它的赔偿，必须要把这个也算上。一些发达国家，之所以企业不敢随便污染，就是因为它的赔偿额特别大，甚至一次赔偿就可以让一个企业破产。以后我们一定要立法，加重在生态修复上的赔偿。
　　
　　时代周报：可是企业的利润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直接相关，如何去规避政府对污染企业的包庇行为，让“绿色GDP”不至于成为一个口号呢？
　　
　　彭少麟：这个最关键的还得靠制度，比如我们为了抓计划生育，实行一票否决制，只要有一个人超生，整个单位的计生奖就没有了，全单位任何一个人要升职都升不成。在这种严格的考评下，所有人都会认真做好计生工作，如果政府像抓计划生育一样抓环保，那环保绝对可以做好。
　　
　　其实绿色GDP可以分解成一些可量化的指标，比如空气指标、河流指标、森林覆盖率、森林的质量等，每年都可以测一次，然后进行前后比较，环境是有好转还是恶化，这些指标都可以直接衡量。比如今年地下水是三类水，明年变成了二类或四类，把这些都算到政绩考核内容中去，环境是否在你的任上受到污染，或者污染得到治理，这样就把一个抽象名词变成了可以直接考核的东西。
　　
　　中央返税实现生态补偿
　　
　　时代周报：但在GDP挂帅的制度下，官员在寻求经济效益和环境保护之间总会倾向于前者，如何提高官员保护生态环境的动力？以及如何更有效地推动生态补偿制度？
　　
　　彭少麟：政府官员首先要认识到，每一个区域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有些区域适合开发，主要承担经济功能，有一些区域主要是生态服务功能，必须要保护。功能的不同，造成了经济上的不平等，我们要想办法使其实现平衡。比如上游为了保护水源、森林，牺牲了发展机会，下游地区就应该要进行反哺。而生态补偿是维护生态环境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措施。比如说在珠江上游，为了保护水源，规定它们不能建工厂，也不能搞旅游开发，那么它们的经济怎么办？这里就涉及到生态补偿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补偿的力度不够，制度也还不完善。
　　
　　目前主要是补偿森林，比如你有多少公益林，政府按面积给你补助，但现在补得太少了，一亩林地才补十来块钱。给的钱这么少，又不准他们开发，这让当地老百姓怎么生活？他们就该死吗？所以政府一定要加大补偿力度，才能提高他们保护林地的积极性。另外，还要扩大补偿的范围，现在补偿的多是森林，其他的如湖泊、草原，以及一些相应的自然景观，也都应该进行补偿。现在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一个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比如说中央要对某个地方进行生态补偿。地方用于生态补偿的钱，中央可以通过税收的形式返回补还。
　　
　　综上所述，最重要的还是完善立法，现在虽然有一些法律法规，但是有关生态的立法还是远远不够，不管是环境问责、生态赔偿，还是生态补偿都要加快立法，让环境保护有法可依。另外，我们一定要发展低碳经济，提倡净洁生产、循环生产，在一段时间内，我们还将是以工业为主，发展工业与保护环境并不矛盾，像德国重工业发达，但是它们基本没有生产出太多的废弃物，因为它们进行循环生产，一些废料变成原料重新来过。包括农业，也要搞生态农业，减少化肥、农药的运用，提高农民生态保护的认识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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