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和母语遥遥相望:哈金

　　“我只用一个夜晚就读完了哈金的新作《南京安魂曲》，我不知道需要多少个夜晚还有白天才能减弱这部作品带给我的伤痛。我知道时间可以修改我们的记忆和情感，文学就是这样历久弥新。当我在多年之后找回这些感受时，伤痛可能已经成为隐隐作痛―那种来自记忆深处的疼痛。身体的伤疤可以愈合，记忆的隐隐作痛却会旷日持久。”作家余华看完了哈金的《南京安魂曲》之后写下了这段话。用英文写作的华裔作家哈金盛名在外，却至今没有获得太多国内读者的关注和熟悉，在他书写了“文革”、朝鲜战争、留美生活之后，他用一个女性的视角，去还原南京大屠杀和魏特林的事迹。回顾痛苦当然是痛苦的，但是哈金说：“我主要写战争对人的心灵的摧残。我要写人内心的疼痛。”
　　
　　一直在纪念，一直在反思
　　
　　南京，金陵帝王家、六朝香粉气，紫金山和秦淮河。创作者们从未忘记1937年12月里发生的事，张纯如呕心沥血写了《南京大屠杀》，陆川一波三折后终于让《南京！南京！》上映，严歌苓和张艺谋共同将《金陵十三钗》推上“冲击奥斯卡”的道路。这一次执笔写南京的，是人在海外、用英文写作的哈金。从张纯如、严歌苓再到哈金，海外华人作家几度写作南京大屠杀并非偶然。哈金说，海外华人一直在纪念、反思这一历史事件：“我做研究生时就常参加海外华人举办的纪念南京大屠杀的活动，每年都举行。他们认为这是中华民族巨大的创伤和耻辱，必须牢记。我知道有人一直在写这方面的长篇小说，有的已经写了十多年了。”
　　
　　这样频繁地被纪念、提及，也给创作增加了难度。关于南京大屠杀，举世皆知的是这场暴行令人发指；被人铭记的则是和平主义者拉贝、魏特林等人保护25万难民的壮举；许多创作者还试图探究和展示灾难下民众的真实。这段历史为人所熟知，让受众的思考最终走向何方，成了创作者面对的问题。
　　
　　最近几年回顾南京大屠杀的作品都有相对独特的角度。《南京！南京！》以日本士兵作为观察者，《金陵十三钗》讲述秦淮河边妓女的义举。哈金则虚构了一个人物―魏特林的助手高安玲来讲述这个故事。哈金曾解释过这本书最终的落点：“一直想写一部关于这个历史事件的长篇，但找不到角度，选择魏特林是想从第三者的视角来看这件事，但写起来变了很多。这本书也是讲述者高安玲的故事，改到第32遍才找到这个角度，这种平衡―既讲一个外国人的故事，也讲一个中国家庭的故事。”
　　
　　虚构之中也能看出哈金微妙的构思。故事的叙述者高安玲受过良好的教育、懂西方文化，丈夫是懂日语的学者，儿子在日本读书、娶了日本妻子，最终被迫加入日军。高安玲的背景让她有相对公正、客观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事件中的各个方面，中国母亲的身份则赋予她原始温暖的同情心。《南京安魂曲》中有一些过去不被国人重视的细节：难民营要花时间训练难民排队的秩序；经手粮食的中国人会厚颜无耻地私吞大米；激进的抗日分子失去理智；安玲的儿子被迫加入日军，被当作汉奸杀死。
　　
　　这都和过去的脸谱化历史相去甚远。许多细节都来自于魏特林的日记，是历史的很面目。
　　
　　“汉语是我写作的依靠”
　　
　　哈金有双重作家身份，一是华人作家，二是英文作家――他获得过美国文坛多个重量级奖项，两度获美国作家协会福克纳小说奖。话题即由此产生。
　　
　　美国人看哈金，称他口音沉重，文字却浅显易懂，充满神韵。诸多称赞中，都还是会给他一个“simple”的评价。哈金在美国的成功，是某种奇妙的“大巧若拙”，抑或是汉语魅力能在英文中转化出奇异的景观？还有人提出，也许是使用了非母语，让哈金获得了某种优势。哈金并不认为自己的英文写作能轻易地“通过缺陷获胜”：“很多人不明白任何优势都是创造的，根本没有什么窍门。用非母语写作的关键是怎样创造性地利用自己的劣势，将其变成优势。”
　　
　　大陆读者对哈金则缺少一些基本的了解。新闻里列举过哈金得过的累累奖项，只展示中文作家在英文写作领域成就惊人，鲜有仔细介绍哈金作品的内容和文风。由于种种原因，在《南京安魂曲》之前，大陆只出版过一本哈金的作品《等待》。英文原著在译成中文过程中亦难免损失部分神韵。网上能搜到的作品简介，则让读者觉得和国内的反思文学、伤痕文学差不多“而已”。
　　
　　如此种种，美国人看哈金，中国人看哈金，都有些雾里看花。而哈金本人背过身去，在异乡用另一种语言默默笔耕，和母语遥遥相望，说不出的疏离。哈金曾回忆自己踏上英文写作道路的缘由：他没有汉语学位，无法在美国用汉语糊口―例如翻译、教书。用汉语写作在西方的学术体系则不会被认可。他不得不选择了英文写作，一路写到在波士顿大学教写作班。
　　
　　书写痛苦，文可以存
　　
　　时代周报：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距离你的体验相当遥远，你如何驾驭这个素材？
　　
　　哈金：首先阅读了许多书籍和资料。照片对我非常重要，使我能渐渐地沉入七十年前南京的气氛中。至于能不能驾驭这个素材， 完全没有把握，但我已经习惯了失败。只有努力做起来才能知道自己能不能驾驭。
　　
　　时代周报：南京大屠杀对于中国人来讲，是一个很痛苦又不得不回顾的历史。你如何把握那些残忍痛苦的细节？
　　
　　哈金：我主要写战争对人的心灵的摧残，所以对残忍凶暴的行为写得不是很多。真正的苦难不光是肉体的，这是我们至今仍能感觉到那种悲恸的原因。我要写人内心里的疼痛。
　　
　　时代周报：张纯如在写作《南京大屠杀》之后心情抑郁引发悲剧，你的感受呢？回头再看，那是怎样的心路历程？
　　
　　哈金：写作的三年多里沉浸在七十年前的南京的气氛中，很令人沮丧。我曾病倒过几次，常常哭完了还得写下去，其间也曾放弃过两次。整个过程完全是一场意志的较量。这是为什么我说写这本书是我个人的战争的原因。看到书出来了，心里充满感激，因为写作过程中随时都会败下阵来。
　　
　　时代周报：你的新作在大陆问世，正好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改编电影准备冲击奥斯卡，同是海外作家，同样涉及南京大屠杀的主题，你介意有人把这两部作品放在一起比较吗？
　　
　　哈金：当然不介意。虽然我俩都写了这个主题，不同之处还是挺多的。比如，我写的既是中国人的故事，也是美国人的故事，努力把民族经验跟国际经验融合起来。还有，魏特林是基于真实的历史人物，所以处理的方法自然也就不一样，整个小说的时间跨度要长很多。
　　
　　时代周报：曾经有人将你早期的作品，例如《等待》，和国内的反思文学、伤痕文学做类比。你觉得是否有共同之处？
　　
　　哈金：当然 有共同之处，例如历史对人的心灵的伤害。但分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是不是完整的艺术品，能不能长久地独立存在。
　　
　　时代周报：你的作品中涉及过“文革”、朝鲜战争、南京大屠杀，你觉得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回顾苦难的历史？
　　
　　哈金：这因人而异。作为作家，我应当努力把历史升华成文学，在文学中保存下来。所谓 “文可以存”。
　　
　　“对恶意的批评我保持冷漠”
　　
　　哈金在美国的成功总难免引来“投机取巧”的嫌疑。哈金写中国，写移民生活，就有人说这是讨好美国人对于中国的“异邦想象”；而奖项和评论人倾向于某些“小众题材”以显示人文关怀，这是某种“政治正确”，甚至有人给哈金“Hack Writer”的评价，说他是任务式地完成某些特定题材作品的投机作者。
　　
　　时代周报：尽管在美国享有盛誉，但是国内读者都对你很陌生，你唯一出版过的简体中文小说《等待》在国内反响平平，有文章说《自由生活》在香港书展上也未受太大关注，你留意过自己的作品在中文写作界的反馈吗？
　　
　　哈金：这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尽管译者在有限的时间内做了最大努力，有些东西还是难以再现。《等待》出书时，在国内没有任何宣传，但当年很快就再版了。电影剧本早就做好了，但根本就不审批，陈可辛已经等了十年了。所以，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阻力。其实，《自由生活》在香港书展上还是受到了不少关注，时报出版公司带去的书很快就脱销了，书展的主办者《亚洲周刊》将《自由生活》评为2008年的十大中文小说第二名。但我们说的都是当下的关注，我更在乎的是理想读者，包括明天的读者，也包括我心爱的已经死去的伟大作家。
　　
　　时代周报：有一种尖刻的评论声音将你称为Hack Writer，称所谓的政治正确导致了你在美国受欢迎，“美国国家图书奖”是为了照顾少数族裔才颁奖给你。
　　
　　哈金：我的每本小说至少要改三十遍，《南京安魂曲》改了四十多遍。我想没有Hack Writer会付出这样的劳动的。英语中对说那种话的人有一个叫法，detractor, 是专门使你分心的人。对那种恶意的批评我保持冷漠。
　　
　　时代周报：你觉得美国读者对于中国题材的作品是否存在某种异邦想象？
　　
　　哈金：其实，中国人和美国人基本上是一样的。美国人总体上对中国老百姓是友好的，但他们不认同中国的政治，这就造成了许多读者倾向于把中国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想象得多么不同。
　　
　　时代周报：你曾经说过“图书市场的暴政”这样的话，你会不会觉得某种程度上，市场需要对写作是个伤害？
　　
　　哈金：市场的伤害要看个人。鲁迅写作时会想到一位年轻读者交给他的银元上的体温。赚钱并没有错，契诃夫就说过他写小说是为了赚钱。但钱应当赚得问心无愧，对得起自己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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