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公权,还是保障人权?] 公权

　　在经历了漫长的15年后，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第二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终于走进了立法程序，但它面对的却是公众强烈的质疑。当人们还在争论不休时，层出不穷的公案和丑闻，真会让人陷入深深的沉思。
　　
　　刑诉法大修进步or倒退
　　对法学界来说，这一周甚至本月内最大的热点可能就是刑诉法修正案。8月30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全文公布并向社会征集意见，时间为一个月，其中多达1/5的条款需要“大动干戈”。但是，坊间却普遍对草案宣称的“保障人权、限制公权”的效果产生了质疑。以律师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对草案中的“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律师执业权利”、“警方秘密侦查手段”、“刑讯逼供”，以及“案卷材料移交”等均表达了异议（8月29日《新世纪》）其中争议最大的是第84条“不通知例外条款”，有观点认为，“无法通知”“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等情形，或导致侦查机关随心所欲决定是否通知家属，以致“秘密拘捕”泛滥成灾。（8月31日《新京报》）
　　尽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网名吴法天）认为，“不通知例外条款”早已存在32年之久，这次修正案把例外限定在了两种情形，而且把罪名具体化在很小范围内，实际上是对侦查权的严格限制。因此“不管步子大小，都是进步，而不是退步”。（9月1日《人民日报》）但反对的声音同样响亮，律师李国斌在“天涯杂谈”上撰文驳斥：“吴丹红副教授以显微镜去放大此次刑诉法修正案条款些微的文字上的微观“进步”，而忘记了站在历史与时代的高度，用望远镜观察其对历史潮流的顺应与逆动。”（“天涯杂谈”：天涯观察第335期）
　　
　　官员“自杀死”狱中举报热
　　公权扩张下的受害者，不仅是“躲猫猫”、“喝水死”、“俯卧撑”中的升斗小民，甚至有时也包括执法者自己。8月27日，湖北省公安县纪检官员谢业新被发现在其办公室中身中11刀离奇死亡。谢被发现死亡48小时后，官方迅速定性为“自杀”。于是，毫无悬念地，“11刀自杀”的不同版本开始在网络走红，演绎成种种“被自杀”的“黑幕”故事。（9月5日《新世纪》）
　　同样宣称要“曝光黑幕”的还有狱中的前东星航空集团总裁兰世立。9月1日上午，其侄女兰剑敏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提供了兰世立实名举报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腊的控告状，揭发袁善腊的六大“罪状”：滥用职权、强迫交易、非法拘禁、诬告陷害、报复陷害、聚众冲击国家机关。湖北省纪委新闻发言人已表示就举报内容展开调查.（9月2日《21世纪经济报道》）而据媒体报道，同样身陷囹圄的浙江“千亿富姐”吴英近期也举报了7名官员。吴英的父亲吴永正透露，一审前，东阳市政府十几名官员曾写联名信，要求一审法官判处吴英死刑。一审判决完后，这些官员又曾到省高院要求二审维持原判。（8月31日东方网）
　　本周另一起涉警新闻多少让人哭笑不得。8月30日，一辆大客车在南京长江三桥被歹徒劫持，警察开枪竟击中人质面部。而事后警方向新闻媒体提供的通稿，丝毫没提及人质受伤。
　　
　　宋基会放贷慈善再揭黑
　　9月1日，《南方周末》赫然以《中国最能筹款慈善组织的钱去哪了》为标题推出封面报道。至此，中国三大公益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红十字基金会、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无一幸免地陷入丑闻之中。据媒体调查，河南宋庆龄基金会在3年时间内，总资产实现了从零到近30亿元，创造了国内有史以来募捐善款速度上的神话。与之相比，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只有7亿元，中国宋基会不到3亿元。
　　《南方周末》记者在文章开头发出了这样的质问：一个省级慈善组织，筹款金额连续三年全国第一，是“捐赠”还是放贷利息？答案是：河南宋庆龄基金会涉嫌将公益项目80％建成豪宅销售、挪用大量资金用于放贷。（9月1日《南方周末》）而十余年中，数十亿“善款”掌控在骨干员工控制的各种公司手中，这些公司与宋基会没有任何股权关系。媒体的进一步调查似乎也佐证了这一点：有消息称该会的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等有不少系官方身份，另有一些是企业董事长、老总等。现当地统战部、民政厅等多部门均已介入调查。(9月3日中新社)
　　事发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发表说明，称中国宋基会与地方宋基会“无上下隶属关系”。但这恐怕无助于缓解人们爱心伤口上的痛感，层出不穷的善款丑闻，已然让公众感觉到“狼不会来了”！
　　
　　康菲放“雷语”苹果爆有毒
　　同样陷入丑闻的，还有那些落户中国的跨国巨头们。9月1日是国家海洋局要求康菲公司封堵渤海溢油源的最后一天。但媒体发现渤海湾海面仍不断有油花漂出，面对央视记者的采访，康菲一名员工竟然爆出“雷语”：“我们就是骗你的。”康菲就此声明称，央视的报道与事实不符，员工没有发表该言论，该言论的声音与受访员工的声音并不相同，要求央视更正错误报道。(9月4日《新京报》)
　　8月31日，5家民间环保组织联合发布了苹果公司供应商环境污染调查报告，称苹果公司的污染排放正随产量扩张而蔓延，严重威胁了当地环境和公众健康。这是环保组织在今年第二次发布关于苹果公司环境污染的报告。而早在今年1月份的第一次实地调查中，多家民间环保NGO便发现29家国际知名IT企业产业链存在重金属排放超标的问题，其中便包括苹果公司。
　　其他28家企业均作出回应，多数企业认识到污染的严重性，表示愿意采取措施控制污染扩大。只有苹果公司以“不能透露供应链信息”为由，拒绝正面回复。直至第二次报告公布前夕，苹果公司才首度表示愿与环保NGO电话沟通。（9月5日中财网）面对苹果公司的表现，或许我们会想起中国的一句古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作者系西北大学新闻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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