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与夏族东迁:大禹治水

　　早期中原王朝是由部落酋邦联盟发展而来的，王朝与各邦国之间似乎并没有形成后世那样严密的君臣隶属关系。邦国君位的传承固然是在某一特定家族中进行，但是作为万邦共主的帝王大概只能由民主推选的方式产生。由于加入王朝的诸侯万邦从族系上大致可以分为华夏和东夷两大集团，王位的继承也就固定在这两大集团之间交互转移了――作为华夏一系的唐尧禅位于东夷一系的虞舜，虞舜禅位于华夏一系的姒姓夏禹，而夏禹选定的王位继承人原本也是出自东夷一系，他就是夏禹后期的辅政大臣伯益，可是夏禹的儿子启在夏禹死后却杀了伯益，夺占了王位，历史由此进入了王位父子兄弟相传的“家天下”时代。
　　“家天下”的王位世袭制打破了夷夏两大集团之间的平衡，自然要引起东夷族的强烈反抗，于是便有夏朝前期“后羿代夏”等一系列事变的发生。
　　按照古史记载，唐尧的时候，洪水滔天，泛滥成灾。夏族的领袖崇伯鲧受命治水，然而只知道围堵，不知道疏浚，结果九年过后，水患非但没有减弱，反倒更加严重。这时大舜已经受禅为王，就把鲧流放以示惩戒；同时又任命鲧的儿子夏禹为司空，负责平治水土。大禹治水，汲取父亲失败的教训，改用疏导的办法，使河流循着地理之势，避高趋下而注入大海。就这样，奋斗了十三年，终于根治了水患。
　　大禹治水的重点区域在兖州，因为夹处在黄河与济水之间的兖州地势最低，水患也就最为严重。大禹是如何治理兖州水患的呢?《孟子》说：“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这就是大禹治理兖州水患的方略。其中，“疏九河”是指在黄河下游(故道在今郑州折向东北，斜刺穿过河北平原，于今天津一带入海)开凿或疏浚九条支津，将黄河水向东分流入海。西汉成书的《尔雅》将“九河”指实为徒骇河、太史河、马颊河、覆辅河、胡苏河、简河、絮河、钩盘河、鬲津河。数千多年，沧桑巨变，若想把“九河”――落实为现在的某条河流，当然是不可能的，然而“九河”不出《禹贡》兖州的范围，则是可以肯定的。如今济阳与商河交界的徒骇河以及商河北侧的马颊河，虽然不见得是《尔雅》中的徒骇河和马颊河，但其在“九河”之列，也是可以肯定的。所以，我们认为，今济阳、商河一带的河流，曾经得到过大禹的疏浚。
　　以上说的是“疏九河”。再说“瀹济、漯”，就是疏通济水和漯水。济水，我们说过，它原本是黄河的一条支津，在河南荥阳一带从黄河分流出来之后，向东经今河南原武、封丘、兰考、定陶而进入山东境内。山东境内的济水，大致可以今天济南历城区为界，以西的黄河、以东的小清河就是它的故道。漯水也是黄河的一条支津，它从今濮阳县附近从黄河中分出之后，向东北流去，经过今山东西北部注入渤海。今历城区以东的黄河大致就是泺水下游的故道，历城以西的漯水故道早已湮灭，推测应该是从高唐、禹城方向迤逦而来。
　　大禹疏通济、漯，论其目的，和疏通九河一样，也是为了缓解洪水对黄河下游河道的压力。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根据《史记?河渠书》及《索隐》，济水原本就是一条从黄河分出的天然河流，而漯水上游的河道则是人工开挖而成。可见，与济水相比，漯水更是治理的重点。
　　虞舜时代流经今济南地区及其附近的济水、漯水和九河曾得到过大禹的大力治理，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济南及周边地区遗留的许多“禹迹”，如济南的禹登山和禹登台、禹城的禹息城和具丘(相传禹治水筑此以望水势)、夏津和夏口等等，都可视作大禹曾在济南一带治水的见证。
　　大禹治水是跨地域、跨邦国的浩大工程，需要统一组织、调配和指挥人力和物力，从而也就为大禹权力的强化和威望的提升，为有夏姒姓集团生存区域的拓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因此可以推想，姒姓族团正是伴随着大禹疏浚济、漯而东进，并于大禹登基为王以后立国于济、漯流域的。
　　姒姓族团的东进和立国，在考古文化上也有所反映，这便是在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子崖类型遗址中，“中华古文化代表性化石”的陶鬲突发性地大量涌现。
　　陶鬲是一种有三袋足支撑的炊具，是继龙山时代早期的釜灶炊具之后而出现的，据研究，其主要发轫地和主要分布地域原在河南孟津以上的黄河中游地区。可是山东田野考古发现，从龙山时代晚期开始，陶鬲猛然间大量涌现，而且明显集中在泰山北侧以济南为中心的城子崖类型龙山文化分布区内，见诸报道的就有章丘城子崖、亭山，邹平丁公、杨寨、大河崖、李参、五里、房家、庄郭顶子、鲍家、大闾、后鲍，临淄田旺，茌平尚庄、南陈，禹城邢寨汪等等遗址，“发现陶鬲之多令人瞠目”。可见，陶鬲已经成为龙山时代晚期济南一带考古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了。
　　关于城子崖类型山东龙山文化晚期鬲的起源问题，中国现代考古学宗师苏秉琦先生认为：“在东方，主要活动于山东一带的黄河下游地区的人们，虽然使用多种袋足类器，但真正使用的鬲类器，似非源于当地的老传统。”高天麟先生认为：“山东龙山文化的陶鬲尽管有极强的特点，但却在该文化较早阶段中找不到对应的器形，因此可以肯定也是受西部的影响而产生的，其时间大概超不出公元前两千纪末。”至于这种影响究竟来自西部哪种类型的考古文化，学术界比较普遍的一种观点是豫北冀南的后冈二期龙山文化。
　　后冈二期龙山文化区与城子崖类型龙山文化区毗邻，前者为后者陶鬲文化的直接源头的观点是成立的。既然如此，那么从古地理的角度来考察，鬲文化的向东传播势必要取道济、漯二水而行，而济、漯二水正是夏禹治水的重点，姒姓族团东进的通道。
　　从空间上看如此，从时间上看呢?如上所迷，陶鬲文化东传的时间不出公元前两千纪末，也就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这与大禹疏浚济漯、姒姓族团东迁的时间又正相吻合。中原鬲文化的东传与华夏姒姓族团的东迁，时间上同步，路径上同道，可见正是华夏姒姓族团东迁时将中原鬲文化一并带到了城子崖类型龙山文化区。
　　而事实上，夏初立国于鲁北及鲁西的有鬲氏、二斟氏、观(灌)氏等姒姓国家，就是以制造和使用鬲器著称，并以鬲为原始图腾的。这些以鬲为图腾的姒姓族团的迁入，在古地名上也有所反映。比如，《禹贡》的鬲津在今德州及济南北境一带：《左传》中的“犁丘”实即“鬲丘”，在今济南附近的临邑县西。1986年发掘的青州苏埠屯8号商代大墓，出土了18件铜礼器，竟有15件上带有”融”字的族徽。“融”同“鬲”，融族也就是鬲族，可见迟至晚商，今鲁中北地区仍有姒姓族群居留。
　　总之，无论从传世文献，还是从出土资料看，因大禹疏浚济漯二水，夏朝前期的济漯流域有大量姒姓族人迁居并立?，还是可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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