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的政治功能_孝的政治史

　　什么是孝？孝最早在古代象形文字上的意思是：因人老了，弯腰弓背，手拄拐杖，一副老态龙钟的行走状态，上老下小的服侍形式。后来，“孝”逐渐成为尊敬长辈、侍老奉亲的一种善行和美德。
　　
　　孝，没那么简单
　　不过，孝在中国社会中的意义却远没有这么单纯。著名学者徐复观认为，以儒家为正统的中国文化，其最高的理念是仁，但最具生活实践意义的却是孝。人生父母养，孝除了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和政治也有密切联系，孝史亦是一部政治史。
　　孔子主张做人就要行孝，他以“亲亲”为出发点，推及“尊尊”、“孝悌”、“忠信”，在理论上对“孝”作了解释，把“孝”的内涵扩展到宗族、社会、国家，使之成为社会性的道德准则，老百姓也普遍接受了“孝是诸德之本”的观点。
　　传统的孝文化在历史上发挥了社会保障功能。中国历代封建政府皆以尊老养老为治国的根本，强化了家庭和家族观念，这在中国传统的社会保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社会的发展，都是以家庭或家族为中心展开的。通常，在“多世同堂”的大家庭中，老人不仅可以得到经济生活方面的保障，而且能在儿孙满堂中，享受天伦之乐。
　　当理想的家庭伦理秩序建立后，社会形成了“仁爱”氛围的社会伦理道德基础，从而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秩序。由孔子学说延伸开来的《孝经》则是中国孝文化的总纲，轻松把孝亲与忠君联系了起来。《孝经》认为，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忠”则是“孝”的发展和扩大，并把“孝”的社会作用推而广之。
　　
　　孝，也还能做官
　　孝文化研究专家李四芬指出，自汉代以后，统治者为适应中国的宗法家族社会结构，极力推崇“孝”，并从稳定家庭结构入手，以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在《汉书》、《后汉书》中，记载着大量对“孝”的褒奖、赐爵。汉文帝刘恒就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的孝顺皇帝，其实他真正的孝不在于因亲尝汤药位列“二十四孝”，而是成全缇萦一心救父的孝道，废除酷刑。两汉时代，除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外，其他皇帝都以“孝”为谥号，如孝惠、孝文、孝景、孝武、孝昭等。
　　到汉武帝时期，经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家学说被官方钦定为“独尊”之学，孝道也正式成为“治天下”的手段，一种名为“举孝廉”的方式就成为了发现和培养官吏预备人选的方法。按《孝廉法》规定，每20万户中每年要推举孝廉一人，由朝廷任命官职。被推举的学子，除博学多才外，更须孝顺父母，行为清廉，故称为孝廉。在汉代，没有孝廉品德者不能为官。
　　孝廉察举制度不仅为国家提供了大批人才，也保证了孝的政治纲常脉络的文化传承。两汉时期，从地方官吏到朝廷的名公巨卿，就有不少是孝廉出身。通过举孝廉，在社会上造成“在家为孝子，出仕做廉吏”的舆论和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卜宪群分析，在举孝廉这一环节中，西汉偏重经学吏能，东汉更重道德。孝则忠君，廉则爱民。将行孝与廉洁并列起来，同作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标准，说明孝与廉的意义同等重要，不可偏废。
　　
　　不孝，后果可能很严重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最传统的观念其实是层层递进的关系。一个连自己父母都不孝敬的人，很难善待老百姓；一个连基本家庭责任感都不具备的人，不可能对国家、人民恪尽职守、认真负责。于是，“孝”的伦理思想长期渗透到了刑律之中。
　　封建王朝都无一例外选择了采取严格的法律规定，来惩治“不孝”。在有名的《唐律疏议》里，“不孝”被定为“十恶”重罪之一，违者严惩。明朝天启进士、翰林院庶吉士郑曼，就是因“不孝”的罪名被凌迟。
　　在父权和夫权占据统治地位的家庭中，孝道的最大受益者自然是父亲，忠君思想的最大受益者则是皇帝。所以，道德律令的实际发出者就是父权和皇权，他们也是最竭力维护“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这类规矩的势力。曾国藩就曾说：“读尽天下书，无非一孝字。”孝得到了上层社会的过分渲染，如“二十四孝”中的“郭巨埋儿”、“割股侍亲”、“卧冰求鲤”等故事，都是不尊重个人生命权的愚孝行为。为了使自己的父母衣食无忧，居然宁愿残害自己的身体，牺牲自己的性命，殊不知这样只会给老人加重心理负担，而不能真正让父母宽心。
　　对常年守在父母身边的人，长辈临终前可以随时照料。但对在外地做官的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古代就推行了一项“丁忧”制度：父母去世后要在家守孝3年，之后方可归仕。“丁忧”期间要吃、住、睡在父母坟前，不喝酒、不洗澡、不剃头，停止一切娱乐。诗人白居易就是这项制度的“受害者”。白母因“看花不幸失足坠井而死”，白居易却在“丁忧”期间写了《新井篇》、《看花》等诗，忘了回避“井”、“花”等字，便被人借机攻击其不孝且作风浮华，不可重用，白居易因而被贬为“青衫湿”的江州司马。
　　当然也有不少官员贪恋权位，对父母死讯隐而不报的，朝廷便“对症下药”：如品官“丁忧”匿而不报，一经查出，将受到发还原籍为民等惩处。汉朝的陈汤少时家穷，富平侯张勃赏识其才学，便向朝廷举荐。在等待任职分配期间，陈汤父亲去世，做官心切的他狠狠心，没有回家奔丧。陈汤因被人检举为缺乏孝道而被捕入狱。张勃也因荐人失察，被削减食邑200户。
　　其实3年里官场的风云难测，有的人在期满后回朝，会发现自己原来的职位早被他人所顶。于是如房玄龄、张九龄、寇准等名臣都无一例外选择了“夺情”，“夺情”的意思是为应对工作上的紧急局势，朝廷不予批准丧亲官员的丧假。“夺情”看似无情，但不少官员都很希望被上级“夺情”。最著名的一次“夺情”属于明朝的张居正，引发了一场不小的政治风波，并最终成为他死后被论罪抄家的祸根。四川师范大学教授黄修明认为，在古代官员的“丁忧”与“夺情”的官场实践中，不断暴露出政治弊端和道德缺陷。本来目的是为了尽孝，却恰恰出现了有亏孝道的重大人伦缺陷。
　　
　　孝，有时也是讽刺剧
　　在古代，哪个县要是发现一个逆子，县官要把城墙砍去一角。因为他没有教育好这一方人民，便以此忏悔和警示。但孝是包治百病的治国良方吗？西方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说，中国人“所有人际关系都以孝为原则”。的确，中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劝导人们模仿孝的典范。最早和最著名的是舜，等到西汉时期，更迅速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孝子，上到汉文帝“孝行天下”的刘恒，中有继先父遗志忍辱修史的司马迁，下至因泣杖入史的韩伯愈。在官方的鼓励下，很多人开始比赛谁更“孝”、更“廉”。“孝”与“廉”成为一场场连绵不断的表演赛。但讽刺的是，提倡选拔孝子做官的西汉，最终却被“极品孝子”王莽夺取了江山。
　　同样，在东汉中后期，考核松弛，察举不实，有不少滥竽充数者，举孝廉成了看门第出身，失去了最初的公正。如《三国志•武帝纪》中就说曹操“年少时，任侠放荡， 不治行业，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此类行为显然很难归入孝廉之类， 但他年仅20岁就以得选，这和他“权二代”的背景不无关系。当时有两句童谣是这样说的：“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不和父亲住在一起），充分说明了当时的情况。即使东汉一朝里有王充和曹娥这样的大孝子，却依然没有起到孝治的普世作用，反而和吏治腐败互为因果，造成恶性循环。
　　即便如此，东汉之后的历代对“孝廉”的追逐从来没有放弃过。鲁迅曾指出，“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很多开国皇帝的位子都是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
　　尤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连皇帝们都坐不住了，纷纷跳出来“著书立说”，弘扬孝道。晋元帝著有《孝经传》，梁武帝著有《孝经义疏》，北魏孝文帝还命令把《孝经》翻译为鲜卑语……不过，很多朝代的皇子们却为了争夺皇位而勾心斗角，有的甚至在父亲尸骨未寒时互相大打出手，使得亲情破碎淋漓，这能算是孝顺吗？更遑论下面的那些文武百官了。
　　唐朝虽是通过实行科举制而人才涌现，逐渐强盛，但照样保留并延续了汉朝的孝悌力田科。纵观中国历朝历代，唯有元朝对孝的认识不同。以前被视为最高孝行的卧冰、割股等行为被明令禁止。此外，善事父母也发生了动摇，甚至遗弃父母也得到了法律的承认。然而，同为少数民族，清朝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却在孝上面率先垂范，乾隆甚至提出了“以孝治天下”的正式口号。然而，清朝的孝廉方正科荐举却颇多冒滥，逃不脱和东汉后期举孝廉制度一样的命运，尤其在晚清时期，“徇情冒滥之弊，台谏屡以上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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