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四大怪人 [延安的“四大文化怪人”]

　　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有“四大文化怪人”，他们不是一般的“怪”，而是相当的“怪”。 　　第一怪是要求吃鸡的冼星海。冼星海是个留法回来的洋学生，刚到延安时，非常讨厌吃小米。后来有人要他为《黄河大合唱》谱曲，他便提出：“必须每天给我吃一只鸡，要不然一行也写不出来。”当时的延安，到哪儿去买鸡？没办法，只得给他买了两斤白糖。他盘腿在炕上，抽一口烟，吃一口糖。只用了6天时间，就创作出这部史上最为激越的民族乐章。
　　第二怪是长发披肩的诗人、话剧家塞克。他身材高大，一副名士风度，不但留着一头连在延安革命女性那里都看不到的长发，而且性格倔强孤僻，常有怪诞之语。他经常叼个大烟斗，一个人在山里溜达，不是挖石头磨砚台，就是刨树根子雕刻烟斗和手杖。有一次，毛泽东派人请塞克去自己的窑洞聊天，塞克却当场拒绝，理由是“进不得衙门，受不了在哨兵眼皮下走动”。毛泽东又派人去请，并答应撤掉所有哨兵，塞克这才赴约。
　　第三怪是狂放不羁的萧军。萧军头戴狗皮帽，肩背褡裢，拄着木棍，于1938年3月孤身一人到达延安。他是想到五台山去打游击，此行只是路过。毛泽东很想见见这位闻名遐迩的鲁迅弟子，特派办公厅的一位秘书前去邀请见面。哪想萧军一点不领情：“不见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走。”毛泽东毫不见怪，反倒亲自到招待所上门拜访。
　　第四怪是沉默寡言的马达。所有在延安的人，都知道马达是个木刻家。当别人纷纷要求到前方打仗的时候，马达却一门心思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比如，他用镬头在窑洞门前挖了个很深的圆坑，然后移来一株两米多高的洋槐。接着，又把门口两侧的黄土坡，削成方方整整的台阶形。再铺上光板羊皮大衣，就成了舒适的土沙发。当洋槐花开的时候，他就坐在树下弹琴。这个地方，也被人们称为“马达公园”。
　　这些“怪人”虽然很怪，但他们在延安，没有人对他们不尊重，更没有人把他们的种种“怪象”当做问题。相反，无论领导还是同志，都以“怪”为乐，以“怪”为趣，觉得正因为有了他们的“怪”，才显示出延安“用人之长，容人之怪”的胸怀和魅力。
　　当时的延安，条件非常艰苦，八路军师级以上干部，包括毛泽东在内，每个月只有5元的的津贴。但对于来到延安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却给予了特殊的照顾。比如冼星海、萧军等人的津贴，都是每月15元。徐懋庸在抗大当教员，每月津贴10元，另在鲁艺兼课，还有5元补助。而那时两角钱可以买一斤猪肉，一角钱可以买十个鸡蛋。所以徐懋庸说：“当时我很富，生活过得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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