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坛上的文人风格 宋代文人园的风格大体归纳为
发布时间:2020-03-06 来源: 短文摘抄 点击:
文人与官员的结合,必定迸发出不一样的光彩。面对政治风雨,风骨是否依然?从近代到现代,文人官员的政治风格,如何发端?又如何呈现? 去年岁末,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荣获鲁迅文学奖,其获奖诗作,才情高绝,云水襟怀……
今年岁初,浙江省工商局长郑宇民“斗智”央视主持人董倩的视频红极一时,尽展睿智机敏,文采风流……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无论是褒是贬,是扬是抑,是击节称道还是略有微词,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今的中国官员队伍中,“文人官员”的形象越来越鲜明,也越来越普遍。
由传统而时尚
官员尚文,就近几十年来看是个新事物。而放眼历史纵深处,实乃再平常不过之事。古人重文,甚至在科举取士之前,咏诗言志,赋词遣情这种风雅文化,就一直是我国官员的传统。
而新中国的许多开国元勋,从旧时代走来,都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伟人毛泽东的非凡魅力中无疑有其盖世才情的因素。一名外国友人甚至有过这样的评价:“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重庆谈判期间,一阕《沁园春•雪》,惊才绝艳,引无数文人竞折腰,连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都认为“气势磅礴、气吞山河,可称盖世之精品”。
在我国老一辈革命家中,文人气息浓厚。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本是文人出身;而戎马征战之中,亦有陈毅、叶剑英、萧克这样能诗善书的“儒帅”、“儒将”。如郭沫若曾评价陈毅:“一柱南天百战多,元帅本色是诗人。”周恩来一生流传下来的诗作虽然不多,但也都是隽永深醇的上品。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坛上还是文气飞扬;只是随着后来政治气候的变化,官员形象才与文人渐行渐远,分道扬镳。以致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印象中的官员,只能讲说马恩理论,少谈甚至忌谈笔墨春秋。
不过,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风气又为之扭转。现在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才思敏捷,文采飞扬。如这几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全国两会的压轴――总理记者见面会上,温家宝总理常引用一些古代诗词或典故,“亦余心之所向兮,虽九死其尤未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既表明心志,又展示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人气质。
中央高层的文人之风,是一种先进的、积极的、鲜明的导向。在政治文明进步的今天,作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执政党,作为社会文化风气的一种导向,拥有一大批有文化底蕴、文化修养的官员,无疑是题中应有之义。而新时期官员选拔的知识化,则大大提升了官员队伍的文化素质和文学修养,为官场文风的日益浓郁打下深厚的基础。
文人官员,由传统而成时尚。如今,官员们或在公开场合引经据典,或在闲暇之余吟诗作文,都已不再新鲜。在各级官员队伍中,还有不少潜心诗文但默默无闻的人,俨然已成为一个群体。这不仅是传统的回归,某种意义上,还更代表着中华文化的复兴,正如孔子塑像落地于天安门之侧。
腹有诗书气自华
客观上说,现代社会中,从文从政,更像是两条平行道。官员文才好,并不一定代表施政就好;不擅文的官员,同样能够政绩卓著,造福民生。
抗击非典诗歌《以生命的名义》的作者、出过5本诗集的广东省中山市宣传部长丘树宏认为,他理解的文人官员是个中性词,“不就是职业加上爱好或者专长嘛,既无褒义,也无贬义。”
不过,多数受访者都对官员“文化”持积极的态度。“共产党的干部就应该有深厚的文化素养,饱满的人格魅力。不能只讲官话,说政治词汇。科学发展观同和谐社会谁都会说,但不能反过来倒过去说一样的话,要讲出内涵来,说出感染力来,这就要求干部要提高文化素养。”中央党校教授刘景录说。
有评论认为,文人所蕴含的勤奋学习的精神、洞察社会的理性思考、吃苦耐劳的韧性、关注民生的情怀都是如今领导干部或缺和需要提升的素质。而文人气质正是为官者所需要的胆识、道德风范和精神品位。
并且,文人风格虽不能直接作用于政治,但“腹有诗书气自华”,举手投足之间,自有其魅力。《散文选刊》主编王剑冰根据他与一些文人官员相交的经历得出,一个人长期工作在行政领导岗位,身处在错综复杂的官场中,如果还葆有一份文学的情怀,这样的人往往更会热爱生活、善待部下、乐于思考,也更具有亲和力。多了文气,少了官味。
不过,对于究竟什么是文人官员,如今也并没有明确界定。虽然多数受访者都认为,文才和作品肯定是必要条件,但也有不少人强调个人的气质修为。“不仅要有才气才智,更要有才思才情!”
文人气质最重要。一名受访者用“真性情”来描绘文人性格。或温文尔雅,或善感多情,或恬淡平和,或豪迈激越,虽然外在呈现出来的形态各异,但内在一条共性,就是自在心灵,赤子情怀。“如果缺了这种味儿,有的人即使能写好文章,能出书,也称不上是文人官员。”
从文是苦中作乐
在当前的官场文人群体中,相当部分是从教师、记者、秘书等‘笔杆子’里转过来的,他们自小就有文学的爱好,身在官场却不舍文人情结,构成了当代中国文人官员的主体。如记者出身的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当过教师的丘树宏等。
此外,还有少部分是直接从文人“高位嫁接”到仕途的,这其中就包括写过《抉择》、《十面埋伏》的著名作家、山西省副省长张平和彝族诗人、青海省委宣传部长吉狄马加等人。
与古代读书人以文入仕不同,现在官员好文,更多是一份归于个人的闲情雅致。丘树宏就认为,在官场里进去、出来,能够保持一块自己的东西也是很好的。他认为,写作是一种很“私人的事情”,是自己心灵的一块“自留地”,也是疲累时的歇息地。吉狄马加也说,“写诗是我面对自己灵魂的独语,是我对这个世界倾诉我的思想的一种方式。”
官位是公共的,文学是个体的;做官是一阵子的事,做文是一辈子的事。记者采访中,发现大部分文人官员都持有这种想法;并且他们的文人情怀,多源自天性,萌生于幼时,成型于青年;后来虽从事官员这个并不诗意的职业,但却始终保持着对文学的热爱。
记者认识的一位厅级干部,政务之余,唯一的爱好便是作诗。不论是政务心情、民风民情,还是历史文化、秀丽风光,都尽入他诗中。偶得佳句,便眉飞色舞,如获至宝,若遇得同道吟诵一番,当真为人生一大乐事。
而一位同样喜欢古诗词的领导干部则对记者坦言,他知道自己的诗作并非上乘,不求扬名也不望传世,但就算自娱自乐,也是乐此不疲。
不过,跟其他娱乐不一样的是,文学真是一件苦中作乐之事。写诗作文,为一字一语推敲而坐卧不安、为一文一诗斟酌而不觉东方之既白,是常有的事情。并且要在繁忙的公务之余挤出时间,更是辛苦。为了不耽误工作,车延高每天早上5点半到7点40是“写诗时间”,几乎天天这样。而笔者认识的那位爱好诗文的领导,因为要熬更守夜伏案誊写诗文,甚至引发了胃病,真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此外还有一种苦。丘树宏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在目前的中国政界,对于一位行政官员来说,写作不仅是一份苦差事,而且容易被人误解,给人评头论足,甚至可能有一定的风险。我自己也不时地会感到一种看不见的压力和一种说不出的氛围。比如有人说你是不务正业,最多的是说你只适合去做宣传部长啦、应该去做文化局长啦!”
从现实来看,文人官员,在高中级官员身上可以是美谈佳话,但在中下层和基层,却不一定是好事。“写东西一般对政治生涯没有任何帮助,因为从政一般要掩盖自己真实的内心。许多领导并不喜欢爱好文学的下属官员,把舞文弄墨看成是官场异类,动辄讥笑,排挤或打压。”一个年轻的省级机关干部甚至激愤地说。
对于官场中人习文来说,要担心周遭附庸风雅的议论,有不能随波逐流的尴尬,怕有作品对号入座的麻烦,但最忌讳是被定论为“(你)是个文人”,这无疑是宣布仕途的噩耗。因此多数文人官员往往低调,非但不以文为炫,很多也只在诗友同道的小圈子里交流。这也是此次记者采访,多数受访者不愿留名之故。
在这种情况下,文人官员能够坚持下去,完全是出于那份骨子里的热爱,和一份文人的执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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