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地震了吗今天2018 徐学江:公开唐山地震罹难人数的人

　　近日,影片《唐山大地震》公映,34年前发生在唐山市的那场灾难呈现在人们面前。一提到那场震惊世界的国殇,就不能不说到一个人――徐学江。因为当年地震发生后,死伤人数始终没对外公布,成为悬疑之谜,直到1979年,经过时任新华社记者徐学江的不懈努力,地震中死亡24万余人,重伤16万余人这组数字才公诸于世。
　　
　　地震真相在心里惦念三年
　　1941年,徐学江出生在安徽六安松林村一户普通农家,家境贫寒。徐学江从小学习非常刻苦,成绩从小学到中学在班里始终名列前茅。1960年,徐学江考入安徽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在大学期里,徐学江成绩优异,还担任了系学生会主席等职,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5年,徐学江毕业,由于各方面非常优秀,他被分配到了新华社。
　　参加工作一年后,他被安排到了新华社用外文采访、写稿,向国外报道中国情况的对外部工作,这是全社对外文水平要求最高的一个部门。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和对业务的努力钻研,徐学江从一起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中脱颖而出,成了能够独挡一面的业务骨干。
　　“实事求是”是新闻工作的生命线,徐学江从进新华社当记者那天开始,就牢牢把握这一生命线,始终坚持客观报道新闻事件的工作原则,参与了国内外许多重大事件的报道。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徐学江火速前往唐山做现场采访。采访期间,徐学江每天奔走在满目疮痍的瓦砾中,亲眼目睹了众多家庭亲人罹难的惨状,当时正是炎热夏季,酷暑中到处散发着尸腐味,举城悲痛。
　　几天采访下来,徐学江凭直觉感到,这场大地震的死亡人数绝不是几千几万的数目。为了真实反映这场灾难造成的伤害程度,徐学江在及时报道地震灾情和军民团结抗震救灾的同时,以一名新闻记者的职业责任感,开始想方设法了解死亡人数,然而由于当时历史原因造成的种种限制,他以及全国各路记者始终没有采访到官方统计的死亡数字,一直到唐山大地震抗震救灾工作全部结束后,死亡人数仍像迷一样未能对外公布。
　　然而,这个有待揭晓的真相一直放在了徐学江心里。
　　
　　责任感促成真相公开
　　一转眼3年时间过去了,唐山地震死亡人数依然扑朔迷离、讳莫如深,引得国内外进行了各种猜测、议论不断……
　　1979年11月17日至22日,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在大连市召开,徐学江作为曾参加过唐山大地震报道工作的新华社记者参加了会议。
　　会议最后一天,有关部门向与会的地震专家们通报了三年前唐山大地震的死亡人数,数字为24万多。这是徐学江第一次听到的官方数字,出于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敏感,他觉得这条信息是全国和全世界等待已久的重大消息,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条消息发出去,把真相告诉世人。于是徐学江抓紧时间写出了一篇《1976年唐山地震死亡24万多人》的稿件,立即送给由国家地震局一位干部担任的大会秘书长审核。为了能够获得批准,徐学江在送审时经过认真思考,向秘书长提出了三条理由:一、地震3年了,伤亡情况应该报道,不但中国人非常关心,外国人也很关心,再不报道会更被动;二、几年来传言不少,死亡人数众说纷纭,如果不在这样一个引人关注的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召开的时候报道,传言会更多;三,这是一个自然灾害,跟政府行为无关,在这样一个时机报道,比较自然。
　　秘书长看完稿件,听了徐学江的意见,脸上露出犹豫的神情,他沉思片刻问徐学江:“你这篇稿件一定要今天发吗?”徐学江一听马上明白,他是想把稿件带回北京请示更高级别的负责人,如果那样,这个数字何时能公布又将成为未知数。于是他态度坚决地说:“我觉得今天一定要发,因为新闻讲时效性,不能发过时的消息。”秘书长仍在犹豫,徐学江赶紧补充道:“这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并不是人为造成的,我们实事求是的报道就是了。如果等到达北京后再经过各级领导审阅,新闻的时效性将大打折扣,弄不好还会引起新的猜疑和议论。”看着徐学江真诚而坚决的态度,秘书长又认真看了看稿件,一番思索后,终于同意了他的意见,在稿件上签了字。得到批准后,徐学江马上把稿件传给新华社对外发布。
　　地震死亡人数的消息发出后,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关注,徐学江也被称为新闻界对外公布唐山地震罹难人数的第一人。
　　后来有人问徐学江为什么这么强烈要求报道地震死亡人数,徐学江回答:“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心。我之所以坚持要求公布死亡数字,源于我对党的方针政策的了解,对新闻工作者职责的明晰,该坚持的一定要坚持!该争取的也一定要争取!”
　　
　　灾难和事故报道愈加开放
　　对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进行报道后,徐学江在灾难性、突发性事件报道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自然事故与政府无关,责任事故则反映政府管理上的问题,如果发生事故能够及时报道,可以迅速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分析原因、总结教训。如果不及时报道,难以敲响警钟,弄不好还会导致同样的灾难连续发生。
　　徐学江的观点有很多事例可以印证。最典型的是1994年底,11天里接连发生的两起惨剧。1994年11月27日,辽宁阜新市艺苑歌舞厅发生特大火灾,造成233人死亡,该事件未能及时报道。时隔仅11天,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友谊馆又发生了类似的特大火灾事故,酿成了死亡325人的惨剧,这完全是一起可以通过报道引起警醒避免再次发生的恶性事故。徐学江一直呼吁:对于灾难和事故,只有及时报道,才能使事故的发生频率降低再降低。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包括徐学江在内的许多新闻人的努力,我国对灾难性、突发性事件的新闻报道已经逐步放开,2003年的“非典”以后有了更大的进步,一些相关制度也逐步完善起来。2008年汶川5•12特大地震发生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类新闻媒体立即行动,及时、准确、公开地连续报道了与地震有关的一切重大新闻,赢得了全世界的广泛赞誉。
　　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报道后,徐学江很快被提升为新华社对外部副主任,在这个岗位上他一干就是10年,之后又先后担任了新华社香港亚太总分社副总编辑、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1994年被任命为新华社副总编辑。担任领导工作后,尽管各种繁杂事务缠身,但徐学江还经常想办法挤出时间做采访。徐学江说:“新闻工作选择了我,我爱上了新华社,爱上了新闻工作,且愈爱愈深。”
　　2003年徐学江退休。退休后他没有赋闲在家,应新华网的聘请,继续做着新闻工作,研究新闻理论。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徐学江出任了“中华慈善总会新闻界慈善志愿者服务总团”执委执行总干事,开始为慈善事业奔忙起来。如今,徐学江已把传播慈善文化和组织新闻界开展慈善志愿活动当作了自己新的责任和使命。编辑:邱祥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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