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端娱乐会所名字【中国高端会所里的名利场】

　　从2011年5月11日起，“建福宫成私人会所”事件在流言――调查――辟谣――揭秘的过程中持续发酵。在此期间，媒体又爆出“避暑山庄内建起豪华会所”――这家名为“皇家会馆”的会所，会籍费为10万元。5月25日，赵忠祥的私人会所被揭秘。密集的新闻让“会所”成为街头巷尾热词，据业内人士估计，上海大大小小叫会所、会馆的，加起来有一万家左右，绝大部分是行业性的会所，比如美容、洗浴、健身行业等。真正顶级的“交游会所”也就那么几家，鸿艺会、雍福会、证券总会和银行家俱乐部等。
　　
　　商人爱官员
　　
　　阿娟在一家高端会所已做到领班。平等是会所里的行事准则，不仅在会员之间贯彻，还落实在服务员与会员之间。据一常出入会所的人比较，执行最严格的是北京香港马会，若是会员对服务员大吼大叫，会被记录在案，收到书面提醒，次数多了，会员资格会被取消。来消费的，都不是一般人。“会员”这个称谓使得“众生平等”。但来会所的客人中有些气质不是能随着外套一起脱掉的，最脱不掉的是官腔。“来的客人哪个是官、那个官最大，我们能一眼辨出。”
　　有媒体将北京的顶级会所定位为“官产学的结合”，并在一家理事会名单上找到不少高曝光率的名字，其中也包括央企高管、政府部门干部。也有“洋官”，北京京城俱乐部吸纳了使馆人员作为会员，中国会会员中还有国外的王室成员。上海的鸿艺会、雍福会中都有外国领事。鉴于会员们的结交心理，行政部门官员尤其是有一定级别的官员，成了会所争相拉拢的稀缺资源。
　　“官员来，多是吃饭，吃完就走，也不多说。”会员经常直接打电话给阿娟订餐。
　　在接近30岁时，阿娟发觉自己生活在其中的圈子并不属于自己，而她在20岁出头的时候并没有“利用好”这个平台。商人爱官员，服务员爱商人。阿娟说，她就知道一个入职不久的东北小姑娘被一位台湾商人包养的事。“走这条道的小姑娘不是个别的。”
　　
　　人脉结交地
　　
　　冯总是浙商，标本式的“富二代”。
　　他有多张会员卡，是为了结识更多的“官二代”和“富二代”。
　　 “外界总把‘富二代’妖魔化成纨绔子弟，甚至飙车党，其实，我们压力很大，深感责任重大，既要守住家业，又急于做出点成绩给父辈看看，一天到晚老在琢磨项目。”他告诉记者。
　　冯家的产业属于制造业，不少“富二代”跟他有一样的通病，对制造业尤其不愿继承，对金融、房地产、艺术品和演艺等赚快钱的行业倒是颇有兴趣。
　　“高端会所，作为一个大的信息和人脉集散地，很值得去。”冯总分析，“我们不能光呆在工厂里紧盯生产进度，去会所结交也是重要的工作形态。”
　　冯总为别人介绍和“被介绍”给一些干部子弟，自称“还没办成什么大事。感情投资和交朋友是第一步”。
　　他印象中，越是级别高的“官二代”，越是谨言慎行。“他们会说，家父定了严厉家规。”特别是有北京背景的，不熟的人绝对不见。他们对于这类邀约，极为谨慎，通常只是到场而已，再不多说。
　　也有个别胆大的，冯总说，他参与过一个饭局，一通海吃海侃后，山西煤老板将某干部子弟搀送到车上，顺手放下一个箱子。车主人借着“酒上头”的劲儿笑纳了。“后来，收礼方再也没和送礼方联系过。”冯总说，他了解到那个箱子里装着钱。“也不能算白送，像这个当官的，不会记得谁给他送过礼，但会记得谁没有送过礼。”
　　“‘中国式送礼’的尴尬是烧香找不到庙门。”冯总分析，“通常的程序是循序渐进，开始谁也摸不透谁，不敢贸然行事，体面地吃顿饭算是开场白，之后的发展要看‘勾兑’的效果了，只要他敢收，我就敢送！”
　　这个渐进过程，与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的一位检察官了解到的情况大致吻合。他说，从目前所查办的案件来看，给官员送礼有“三部曲”：先送好烟好酒，慢慢地开始送名牌手表、珠宝首饰，然后直接送钱。
　　大学毕业后一直在超高档会所工作的小斐告诉记者，她“旁听”过官商高谈阔论，内容常是地产和创投等资本市场上风起云涌的大事件，“他们还当场邀请会谈的中心人物做股东。”
　　“京沪等地的超高档会所大都是吃饭聊天的地方，高门槛带给会员和他们请的客人，除少了一般餐馆的嘈杂感之外，还有一种安全感，可以放开来谈。”如今已是管理者的小斐说。
　　冯总认为，超高档会所的另一个好处是“把一些官员也震住了”，他们在这种场合下也会稍显拘谨，有的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官架子卸下来就好谈了”。再者，这也给足了官员面子，“有的官员也需要寻找属于自己的物质图腾。”
　　
　　会所的两面性
　　
　　在商与官的交游中，高端会所无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场所。
　　上海国际精英会的一名管理者告诉记者：“中国是一个精英主义盛行的国度，同时又有着将高端庸俗化的本领，一旦会所被‘有心者’发现有利用价值，高端会所就从包揽上流阶层的闲暇时光，迅速过渡到充斥着浓重商业气息的交际场。”
　　民间和学界对“富二代”与“官二代”的结盟保持着时刻警惕。中南大学教授孙锡良提醒：要“警惕‘官二代’和‘富二代’联手抢占政治制高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所研究员陈光金说：“在当今中国新富家族崛起的过程中，亦不乏‘官商合作’、‘政商合作’、‘政商联盟’等现象。家族企业为求得政治荫庇，以各种经济或者非经济手段拉拢官员，希望结成利益共同体。正是基于这样的现象，尽管可能是为数很少的现象，人们也会提出中国社会会不会出现‘精英联盟’趋势的猜想。”
　　陈光金所说的“精英联盟”也有另一面，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应当比精英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发展。”
　　这在杭州第一会所“江南会”中得到印证。
　　由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等发起投资建造的会所，授给会员一张只能使用一次的“江南令”。若需“江湖救急”，8位发起人无论身处何地，均会亲自赶来或委托实力人物在相应的范围内出手相助，这与金庸为会所题写的匾额相映成趣，颇有江湖气息。
　　“这是我们这一辈人与父辈的不同，他们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单打独斗发家的，奉行个人英雄主义，我们守业更难，更要抱成一团。”冯总表示。
　　“官商勾结并不是高端会所的主流现象。”上述上海国际精英会的管理者告诉记者。
　　
　　尖并尖的生活圈
　　
　　吴总是顶级俱乐部的元老级会员。第一批外资银行登陆上海滩时，他就是其中的一位行长。
　　 “中国新贵已经从暴发户阶段进化了，他们需要一些情趣相投，‘吨位’也差不多的人，一同把玩闲趣。”
　　其实，与富商巨贾一同进化的还有官员们的品位。“公款吃喝已经走过了胡吃海喝的粗放型阶段，而是进入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士大夫阶段。”吴总这样说。
　　2010年初，媒体爆料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在惠山湿地公园内办过一个“只准官员入内”的豪华会所。而办这个会所的理由之一就是开发区有一次在酒店宴请客人，“上了一盆大龙虾，结果撕都撕不开，简直让客人没法吃，令人下不来台。”
　　会所会绞尽脑汁地为会员提供“专享”服务。上海国际精英会的上述人员告诉记者，其总部曾帮一位会员以他的名字命名一颗银河系的卫星。“能享受到这种服务的人越少，就越感觉自己像是个大人物。”吴总如此分析会员们的心态。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刘欣将这种倾向称为“社会封锁”。他说，“这些人为了垄断性地占据自己的优越社会地位，常常使用某种自然或社会属性，比如血统、门第、财富等标准，作为自己成员的资格。‘高端会所’所采用的会员制，其资格认定有很高的门槛，是一般消费者望尘莫及的。因此，可以将与自己地位差距较大的人避之在外。”
　　“总是要处在金字塔的顶尖，才有条件入内，这是一个尖并尖的生活圈。”刘欣指出。
　　
　　还会所真面目
　　
　　据调查，“北京四大”（长安俱乐部、京城俱乐部、中国会、北京美洲俱乐部）的入会费都在10万元人民币左右，上海没那么贵，基本上在5万元之内。
　　法律并没有禁止高端会所，只要守法合规都属于正常经营范畴。
　　但是，如果在“天价会所”中常见官影憧憧，就会引人发问：“官员不是自己买单，那谁在买单？为什么买单？”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胡守钧说。商人与官员“肩并肩”的问题，受到了这位学者的关注。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刘欣认为，就当前我国公职人员的收入而言，所积累的财富能达到加入“天价俱乐部资格者”当属极少极少数。更可能的情况是，这类俱乐部所具有的上流社会的社交功能，导致了一些官员的加入。这类俱乐部排除了一般餐馆酒店的市井嘈杂，环境优雅宁静，私密性强，利于聊天交流。同时，“俱乐部非官员成员，也希望有权力的官员以各种方式加入进来，为自己接近权力资源创造机会。值得重视和需要防止的是，极少数官员自己想通过加入这样的俱乐部，将其权力资本转化为上流社会的社会资本。”
　　原创基机构的市场研究员杨子平，一直对顶级会所保持着紧密观察，他告诉记者：“没有官员加入并不意味着该会所的能量级降低。江湖戏言，江南会就是浙江（商界）‘省委’，8位发起人算是‘常委’，影响力已非浙江商界所能承载。”
　　以编制富豪榜闻名的英国人胡润告诉记者：“会所中的富人圈是一个类似于英国新贵的群体。英国女王赐予某人最高的荣誉，也意味着他要承担国家的责任。这群‘贵族’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要考虑如何表达他们对社会的责任。这才是应该被还原的高端会所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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