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手抄本:一场集体“越轨”的地下传抄】 集体越轨产生的文化

　　近几年来，图书出版业频频把目光瞄向“文革”时期的地下手抄本。作家张宝瑞的《龙飞三下江南》以及《一只绣花鞋》、《阴阳铜尺》、《阁楼的秘密》、《十三号凶宅》等作品也都相继出版，而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文革”手抄本文――暗流》一书，更是把“文革”时期流传很广的手抄本汇集成册出版，使这些当时的“暗流”重见天日。
　　“文革”手抄本以装帧精美的正式出版物形式再度出现，唤起许多人对那个灰色年代的难忘回忆，它们曾伴随我们走过文化饥荒……
　　
　　“梅花党”是这样出炉的
　　1971年夏，北京，最东南的铁合金厂。
　　厂房一角，十几个工人，把张宝瑞围在了场地中央，他们正在听这位年轻的生产班长讲述“梅花党”的故事。
　　40年过去了，现在早已过天命之年的新华社高级记者张宝瑞说起这个场景还是止不住的自豪，这位“文革”手抄本文学的代表作家，至今已创作发表《一只绣花鞋》、《落花梦》、《绿色尸体》等500余万字的文学作品。
　　张宝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据统计，‘文革’手抄本有300多种，其中我一个人就占了20多本，要把我在工厂说的那些故事算上，还可以出50多本。”
　　北京东城区喜鹊胡同十号大院，一个很普通的北京四合院，在人们的传说中却是一个“神秘的大院”。据说，抗战期间这里居住着―对年轻的日本夫妇，有一天，人们发现他们被人杀死在浴盆里，院子就一直无人再敢入住。直到抗战胜利后，这所“凶宅”才成了普通百姓的住房。
　　张宝瑞说：“我1953年出生在这个大院里，后来的《一只绣花鞋》、《龙飞三下江南》、《绿色尸体》等一系列小说中，梅花党北京总部的建筑原型就是十号大院。”
　　在张宝瑞的手抄本小说中，有着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英勇睿智的龙飞、美丽多变的白家姐妹……这些也都可以在十号大院找到原型。
　　“左邻唐家，户主原是开滦煤矿的资本家，他有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后来成为我小说中白家三姐妹，白蔷、白薇、白蕾。”
　　张宝瑞还透露说，实际上，“龙飞”写的就是他自己，当时的他和“龙飞”一样，憧憬美好人生和真挚爱情，唐家二女儿，是他当时的“梦中情人’。
　　1969年，只有16岁的张宝瑞被分配到北京铁合金厂工作。此时的张宝瑞，“能侃”的天赋开始显现，他能就着一个事物，编出一段离奇的故事，并且还是现编现说，“根本就不用写草稿，故事开头刚起，结尾就差不多在脑中了”。
　　1970年，张宝瑞在厂里当上生产班长，凭借编故事的超群能力，很快成了工友们的“国宝”。
　　“厂里的工作三班倒，特别是上夜班，特累特容易犯困。作为班长，为了要调动大家干活儿的积极性，就给他们编故事。”
　　张宝瑞说：“编的这些故事，通常都是以恐怖的居多，工人们听了之后很害怕，但越害怕反越愿意听。胆子小的人根本不敢出去上厕所，干脆就在炉下方便，炉下经常冒出一片臊气，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
　　
　　手抄本就这样流传
　　
　　从1971年开始，张宝瑞开始写他的“梅花党小说”。
　　这一年，张宝瑞把给工友们讲的梅花党的故事理顺，写了一部4万多字的中篇小说，取名《一只绣花鞋》，然后给亲朋好友们传看，一时轰动。
　　1974年夏，张宝瑞把三年里给工友讲故事时的内容又加入到《一只绣花鞋》中，把4万字的小说扩充为一部12万多字的小说，用圆珠笔工工整整抄在日记本上，再次拿给人们传阅，这一次，引起的轰动更大。
　　后来，这部小说被笔笔相传，抄送到了更大的范围，“通过各式各样的路径，被在内蒙古插队的哥哥带去了大草原，被在大西北当兵的表哥带到了新疆，又因参加军垦带到东北，被在山西、陕西插队的同学带去了黄土高原……”
　　就这样，通过一支支简陋的圆珠笔、一盏盏摇曳的油灯、一本本印有天安门图案的日记本，通过千百万双手的传递，《一只绣花鞋》被越抄越广最终，“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据统计，“文革”时期林林总总的手抄本尽管数量众多，但基本无外乎两方面的内容：反特侦破、爱情与性。前者比如《一双绣花鞋》、《绿色尸体》、《龙飞三下江南》等，后者包括《第二次握手》、《远东之花》、《少女之心》等。
　　“文革”时期生活极端封闭，社会缺乏个性创造的空间。人们的想象力只能到斗争的对立面一一敌人的世界去展开想象，幻想和建构那另一半“世界”。
　　《梅花党》中侦察员与女特务的爱情，俊男靓女在资产阶级上层的客厅中翩翩起舞，透出对异质文化生活的向往。故事绘声绘色地描述主流所批判的事物，无意识中流露出真实思想――那些令人恐惧的反面事物，正是强烈吸引人的。
　　反映爱情与性的手抄本则呈现出完全对立的两类，一类描写爱情生活，试图戴着革命道德的镣铐舞蹈；另一类则为赤裸裸的性描写，抛弃了一切文化禁忌。
　　前者如表现纯美爱情的《第二次握手》，后者则以著名的《少女之心》为代表。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少女之心》是公安机关多次通报查抄的主要手抄本之一。许多读者因为传抄该文受到批斗，乃至被以“流氓罪”劳动教养，但该文久禁不绝。
　　“文革”是一个漠视和抹煞性差别的时代，一些男性从事的高危行业，如深山伐木、开采石油和高空带电作业，都出现了“铁姑娘”们的身影。“文革”也是一个高度禁欲的时代，在一些“文革”特色的文学作品中，英雄人物都是没有爱情的，遑论性生活。因此，在集体禁欲的社会环境下出现“黄色小说”手抄本的流传，绝不是毫无缘由的。
　　
　　一种集体的“越轨”行为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手抄本不光要“手写”，还要接力“传抄”，并且正是在“传抄”的过程中，完成其必要的复制、流动和再创造。也只有这样，这种“手抄”行为才不单表现为大胆的个人行为，还更表现为集体的“越轨”行为。一位抄写活动的当事人，活灵活现地回忆了当时的典型场景：
　　“抄是非常隐蔽的，老师肯定不让抄这些东西。拿到手抄本后，你分几页，我分几页，然后再加上复写纸，一次就能印五六份，抄好后再收起来往一块拼一下，然后再一订，这就成了。上课抄是一种，还有一种是逃课躲在防空洞里抄。要是抓住就不得了，这都是些封资修呀，得查你家的成分，取消你的困难补助什么的。”
　　知名度最高的“手抄本”之-是在当时被定性为“黄书”的《少女之心》。
　　那么，《少女之心》究竟是什么样的故事?出版人白士弘介绍说一一
　　在那个大家整天忙于“革命”与“斗争”的年代，16岁的少女黄永红在被下放的父亲的指派下’发现了母亲与何叔叔“通奸”的秘密。她对母亲的所作所为感到憎恨，将所看到的一切写成大字报贴到了学校门口。妈妈被民兵带走了，爸爸和弟弟对她就像仇人，同学对她冷眼相看，不时把“破鞋”二字挂在嘴边。
　　之后，母亲被下放到农村，父亲回到城里，却与她形同陌路。这时，与她同学多年的男生李国华出现在她的身边。李国华告诉她一个天大的秘密一一“何叔叔”才是黄永红的亲生父亲。
　　黄永红与李国华逐渐产生感情，被老师抓了个正着。在全班为此召开的批判会上，黄永红晕了过去。
　　一场大病后，黄永红被送到她母亲那里。在农村，她欣喜地发现了同样被学校开除来到农村的李国华和他的家人。他俩感情越来越深，怀着青春期的好奇与冲动，开始了彼此身体间的接触，但这方面知识全是空白的两个人，数次探索均以不得要领而告终。另一个从城里“发配”到农村的男生姚大明闯进了黄永红的生活。姚大明是个情场老手，黄永红最终没能把握住自己，迷失在爱欲之中。
　　但一次与李国华的偶然邂逅，两人旧情复发。黄永红发现自己对两个男生都存有好感。
　　为了自己的尊严，两个男人相约以决斗的方式解决问题。决斗中，李国华失手杀死了姚大明，他也因为承受不住压力而自杀。黄永红被关进监狱。她写下一摞厚厚的认罪书。
　　这份认罪书，便是后来的《少女之心》。
　　后来《少女之心》为何变成令老师和家长闻之色变的“黄书”?那段广为传抄的、两三万字的“黄色”内容又从何而来?
　　“此《少女》非彼《少女》。”白士弘解释道，“《少女之心》是讲“文革”时期人的命运，而抄得很凶的那段‘黄书’，其实是从原故事情节中演绎出来的，类似于利用《水浒传》的背景和几个人物，另写出一部《金瓶梅》。”
　　白士弘透露了一些细节，解释《少女之心》变“黄”的过程：
　　女主人公入狱之后，审讯人员迫使她详细地写出恋爱经过及床上细节，事后，又把这个“黄色”故事流传到社会上，使她成为了千夫所指的“破鞋”。许多人因此对她垂涎三尺，因为无法达到目的而企图罗织罪名，以便再次把她送进监狱。
　　而那本广为传抄的“黄书”，白士弘可以肯定，是从这段审讯记录中演绎出来的。
　　白士弘说，“文革”时期，手抄本是成本最低、人们最易接受的传播方式。“当然，抄书肯定先拣‘最感兴趣’的部分抄，而且难免按自己的想象添油加醋，就这样越抄越玄，导致后来‘黄书’广为流传，而原故事却不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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