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本唐”:一个家族的百年传奇]标本唐

　　正在奔跑的“羚羊”、丛林里展翅欲飞的“锦鸡”……它们不仅姿态万千、色彩鲜艳,而且许多还有近百年的历史。如果走进上海自然博物馆,你首先会被这些栩栩如生的动物标本所震惊;同样在中国最大的鸟类生物标本馆――武汉大学生物馆,那些正在树上低语或翩翩飞舞的各式鸟类标本,数量之多、种类之全,几乎囊括了华中及西南地区所有鸟禽的种类。
　　你很难想象,诸如以上,几乎半个中国的博物馆或科研机构所藏的标本绝大部分都是出自于一个自晚清以来的标本世家,人称“标本唐”。
　　自1861年福建一个叫唐春营的渔民开始跟一个英国海关官员学习标本制作至今,这个家族的六代子孙分布在中国各大知名科研机构、自然博物馆或大学校园,且都传承着“标本唐”的技艺,深刻地影响和发展着中国生物标本研制水平。
　　
　　洋人传技于闽江
　　
　　1861年秋,祖辈生活在闽江上的唐春营,有一天狩猎时打到了一批白鹭,回家后他将白鹭颈部的翎羽拔下来,卖到了当时的义和洋行。白鹭翎羽被当时的欧洲上流社会妇女视为珍贵饰品。当时刚任职福州海关的英国官员拉都胥在高价买得这些白鹭翎羽之后,向义和洋行老板提出想亲自见见打到这批白鹭的猎人。
　　没想到,这次偶然的相见却改变了唐春营一生的命运,也由此翻开了这个家族100余年传奇故事的第一页。
　　作为一个狂热爱好自然科学的海关官员,拉都胥在英国时已掌握了一套当时颇为先进的动物标本剥制技术。为了能长久地保存唐春营捕来的稀罕鱼鸟,拉都胥将这些鱼和鸟进行剥离制成标本,并同时将这套标本制作技术也传授给了唐春营。唐春营和他的孩子们很快便学会了这门技艺。
　　几年后,拉都胥调任广东汕头,临行时,他邀请唐春营同往,以便帮他捕获更多的动物以做标本。唐春营派了他的长子唐启旺随行。从此,唐氏家族第二代传人唐启旺便开始与拉都胥交往。
　　
　　“标本唐”初显名声
　　
　　唐启旺年轻力壮,身手敏捷,又肯学习,他跟随拉都胥一起去野外考察,捕获了大批不同物种,制作了一大批珍贵标本。拉都胥毫无保留地把各式生物标本的制作技术传给了唐启旺。
　　1857年,英国亚洲文会总会在上海设立北中国支会,1874年上海圆明园路北京路附近建起一座两层会舍,并分了一间陈列兽类、贝介类、蛇类、鱼类等标本,另一间陈列禽鸟类、昆虫类标本,创建了亚洲文会博物院。
　　1907年,通过拉都胥推荐,唐启旺受邀来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院制作鸟兽标本。在亚洲文会博物院,唐启旺不仅制作了数量巨大的东南沿海鸟类标本,甚至一些珍稀的品种,而且更系统地接触了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动物分类体系及生物科学,使得唐氏标本的制作技术日臻完善。
　　拉都胥回国后于1931年出版了两大卷的《华东鸟类手册》。书中关于中国东南地区的鸟类记载和描述依据的实物全部是由唐氏家族采集制作的标本。书的扉页上还刊登了1893年拉都胥为唐氏家族拍摄的一张全家福,以示这个中国普通家族对这本极具科考价值的生物著作的重要贡献。
　　
　　薪火传遍中国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民主”和“科学”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唐氏家族的第二代在这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影响下开始远走各方,唐家的标本技艺也随之在中国更广大的区域里传播扩散。
　　第二代中,除了长子唐启旺之外,唐春营的三子唐启锐和四子唐启秀也是重要代表。“五四”运动后,唐启秀离开福建来到广州,被招聘进了中山大学生物系,将标本制作这类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技术向中国南方传播。
　　1928年,唐启秀离开广州来到武汉,成为了“武汉大学标本馆”的“开山鼻祖”。唐启秀对华中地区的鸟类标本进行采集,系统地进行了群属类别梳理,同时他把唐氏家族历年积累下来的鸟类标本全部捐给了武汉大学,并创办了中国最早、最大的动物标本馆之一。
　　唐启锐则跟随着父亲留居福州本土,后来他进入福州协会大学从事动物标本剥制工作,为唐氏家族在发源地承续一脉香火。
　　在唐氏标本的形成谱系中,第二代传人形成了以鸟类标本制作为主的特色,他们开创性地发展了鸟类标本制作的许多技艺。在注重鸟类标本的动态感和审美感的同时,更加注重它制作过程的科学性和保存的长久性。
　　
　　制作整套“上海鱼类标本”
　　
　　1921年,唐启旺的长子唐瑞芳子承父业,开始在亚洲文会博物院从事专职的动物标本剥制。作为第三代“标本唐”的传人,唐瑞芳在父辈剥制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标本的浸制技术,也就是不打开动物内脏,而将其整体浸泡在药水中的一种标本制作方法。
　　唐氏家族的后人常常在黄浦江和苏州河中捕到各种各样的鱼,送给唐瑞芳制作标本。逐渐地,唐瑞芳制作并收集了越来越多的上海近海及内陆各支流的鱼类标本,完成了一整套中国鱼类系列标本,这也是最早的一套中国鱼类系列标本,科学价值极高,一直收藏在亚洲文会博物院,被视为珍品。
　　1933年,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院改名为“上海博物院”,唐瑞芳参照当时欧美博物馆的陈列手法,把展品陈设于大玻璃柜中,配以天然景物,使得标本显得栩栩如生。这一开创性的模式被业界后来称为“生态标本”。
　　1929年唐启秀在武昌创立了“武汉大学标本馆”,此后标本馆在他和他的儿子唐瑞昌手中迎来了发展的巅峰期。唐瑞昌搜集到了大量的标本。武汉大学有我国最大最全的鸟类标本收藏馆,其中95%就出自唐瑞昌之手。
　　1946年,唐启旺次子唐瑞玉等人奔赴常州教育部标本制作所制作教育科研用的动物标本。后来这些标本并入文化部,成了北京自然博物馆最早的一批馆藏,唐瑞玉也来到北京工作。
　　解放前夕,在有文献可查的唐氏第三代标本传人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高等院校、标本馆和研究所,几乎当时国内的所有生物研究机构里都有唐氏传人的身影。如唐瑞耿辗转于中科院北京动物研究所、武汉大学、中科院北京研究所三处,唐瑞惠先后任职于福建省水产研究所和中科院北京动物研究所,唐瑞干一直在福建师范大学,唐瑞金也先后进入福建昆虫研究所和福建师大工作……
　　
　　唐氏标本的黄金时期
　　
　　解放后,唐氏家族中的“瑞”字辈传人大多已经年迈,第四代传人开始兴起,迎来了唐氏标本的黄金时期。
　　唐家第四代中,唐瑞芳的儿子唐兆魁、唐兆杰兄弟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制作的标本种类较先辈更为丰富多样。上世纪50年代,上海市政府派唐兆魁剥制一头搁浅的长22米、重3吨的鲸鱼,这件巨型标本制作整整耗时3个月。
　　1952年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被上海市政府接管,其后发展为当今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唐兆魁在此工作,制作了大量的鸟类、鱼类及哺乳类标本,还跟其长子、次子一起完成了无脊椎动物的全色生态标本,鱼类标本还代表中国参加过14个国家的世界博览会。
　　在第四代传人中,除了唐兆魁外,唐子明(唐启旺的孙子、唐开品之子)也在解放后为创建标本室而进入了上海师范学院,该馆藏的数千件标本中有95%是他的杰作,出自他手的动物标本数以万计,其中不乏朱、东北虎等珍稀物种。他还制作过大熊猫标本。
　　“标本唐”在武汉的另一分支传人,唐子明的堂兄唐兆子,也制作过大熊猫标本。1999年9月,武汉动物园一只“世界上寿命最长的大熊猫”在37岁高龄后“寿终正寝”,很快动物园的人找到了唐兆子。经过半个月的精心剥制,大熊猫终于在动物园再度“复活”了。
　　作为“标本唐”在武汉的第四代传人,唐兆子发展了他父亲唐瑞昌和他祖父唐启秀的技艺,将这一时期的武汉大学动物标本馆推向了高峰。
　　第四代传人已发展到三十余位,他们如星座一样分布在中国南北各地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博物馆,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标本制作的一个辉煌时期。
　　
　　凝聚百年于一瞬
　　
　　1985年中国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唐氏家族野外采集标本的工作逐渐停顿下来了。第五代唐氏传人开始转型,在传承祖辈制作标本的技艺的同时,更多趋向科研转化前代的成就。
　　上世纪80年代,第五代传人唐士敏追随父亲进入复旦大学,主持唐家两代留下的智慧结晶。
　　同在上海的另外几位唐氏第五代传人也各有建树,唐子明的儿子唐思贤是一位动物学的高级工程师,担任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的负责人,兼任上海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鸟类专业委员会会长、上海野生动物植物鉴定中心副主任的职务。他已经开始了更广阔的野生动物保护与研究。
　　而唐兆魁的两个儿子唐庆玮和唐庆瑜一直在上海自然博物馆传承和发展着唐氏标本。这对兄弟开创性地发展了“全色标本”。走进上海自然博物馆,你所看到的那些栩栩如生的标本中,百分之八十都出自唐氏家族。
　　几年前,唐子明、唐子英和唐庆瑜,将百年唐氏家族手口相传、秘而不宣的标本采制手艺编撰成《脊椎动物标本制作》一书,系统地梳理一百年来唐氏家族标本制作的秘籍,并公之于众。
　　四十年前,唐庆瑜的祖父唐瑞芳就有个心愿:有一天能将他们唐氏家族所有制作过的标本用绘图方法结集在一起。而这一天在唐庆瑜的努力中到来了,他同其他唐氏后人一起整理编写并出版了一部厚厚的标本图谱《动物百科》,终于完成祖父愿望,而且也系统性地向人们昭示了唐氏标本的巨大成就。在南方的武汉、福州,在北方的北京大学等,唐氏传人生生不息,其子孙多达150余人,而他们都有一段共同的历史回忆:“标本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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