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编者的话:中国富豪的产生与中国政治的变革密切相关,中国富豪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中国政治的改革。由于富豪产生途径和发展目标不同,他们的政治热情和政治梦想也有积极与消极之分。这里我们编发几则不同类别的富豪与政治相关联的个案,以便读者具体感受富豪对政治诉求的实况与动机。
　　
　　“有钱了,政治上也有一些要求”
　　
　　徐靖华,山西临汾市枕头乡枕头村的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一直是枕头村的当家人,1999年经过当时的临汾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被破格提拔为枕头乡党委副书记。
　　在一个贫穷的山区,枕头村的富裕甚至令一些乡政府相形见绌。早在1998年,枕头村就挂上了“千万元村”的匾额,率先成为临汾市的“小康村”。而徐靖华则有自己的钢铁厂,经济基础雄厚,早就是当地有名的“富豪”了。2001年1月,枕头乡选举市人大代表。根据上级“希望枕头乡推荐的候选人最好是个成绩比较突出的农民”的要求,几经挑选,乡党委选定了岭上村党支部书记刘振宝。而徐靖华想当这个代表。选举之前,他找到乡党委负责人,要求推荐他为市人大代表候选人,结果被拒绝:“你是乡党委副书记,算领导干部,不合适。”然而,选举结果揭晓后,乡里的领导全懵了:刘振宝落选了,当选的是徐靖华!乡里的主要领导找到徐靖华,问是怎么回事,徐靖华回答得非常干脆:“花钱了。”
　　徐靖华为什么要贿选市人大代表?事后一些局外人作了一些不仅仅是针对徐靖华一个人的揣测与分析:“他们有钱了,希望在政治上也有一些影响,有些要求。他们认为人大代表有特权,即使犯了什么事,公检法部门也不敢轻举妄动。他们的权益更不能遭侵犯,有些地方侵犯人大代表利益,李鹏委员长都作了批示。”
　　
　　“土皇帝”的“恐怖行动”
　　
　　2000年初,彭自然被村民“海选”为陕西西安市马军寨村的村委会主任,即民间所说的“村长”。这可惹恼了前任“村长”、时任村支书的谢国维,谢国维恨不得生吞活剥了彭自然。
　　地处西安市黄金地段的马军寨,是真正的“都市里的村庄”,一亩地价就高达一百五六十万元,还有许多村办企业,可在一直担任村里党政“一把手”的谢国维手下,一连许多年,村里居然没有什么收入,而谢国维却成了这穷庙里的富方丈,成了这里一手遮天的“土皇帝”、“黑富豪”。如果没有彭自然,在马军寨,不还是一切由他谢国维说了算吗?不还是他射国维村口一跺脚,村尾都乱颤吗?谁敢查他的账?谁敢要求村务公开?就是他跟哪个女人明铺暗盖,谁敢哼一声?
　　可是,彭自然被村民选上“村长”后,谢国维的这些“政治霸权”渐渐旁落。彭自然是倒插门到马军寨的,几十年来,三百六十行,行行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经过几十年的摸爬滚打,每年的收入超过10万元,成了村里令人羡慕的富裕户。村里人看中他的,不光是他在经济大潮里弄潮的一身好水性,更重要的是他的一身正气。彭自然上任后,成功地对村属企业进行了改制,同时招商引资,放开搞活,建设市场,村里一片红红火火,收益迅速上升,深得村民拥戴。
　　谢国维再也看不下去了!而彭自然根据村民要求,一直在催促谢国维把账交出来进行清查公布,谢国维掌权那么多年,谁也弄不清村里的财务情况,彭自然催得这么紧,他深感黑幕有被揭开的危险,便咬牙切齿动了杀机。
　　于是,在2001年6月14日晚,谢国维雇凶拦路杀害了年仅46岁的民选“村长”彭自然。
　　有媒体指出,谢国维的“恐怖行动”,不仅仅是暗杀了一个民选“村长”,而且是对刚刚兴起的基层民主政治的一个沉重打击,表明一些“黑色富豪”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惜用生命来贪恋和疯狂抢夺曾经拥有的政治权力。
　　
　　“不就图个做企业方便吗?”
　　
　　赵景范是山西临汾市福利机械厂厂长。多年来,他带领自己的两个儿子,苦心经营,属下企业迅速扩张,从市区开到了郊区。赵的办公室里,挂着十几个奖牌:优秀企业家、特殊贡献单位、优秀单位等。“我想,我是个对临汾有些贡献的私营企业家。”赵景范这样评价自己。
　　1998年,赵景范当选为临汾市政协委员,并荣任政协常委。“我老老实实在政协做事,图的无非是个发展环境。”赵景范很认真地说,“我本来没有当市人大代表的想法,让我当人大代表,很突然,像天上掉下来的事,拿掉我的人大代表,也像天上掉下来的事。”
　　真的是“天下掉下来的事”吗?不是。事实的原委是这样的:2000年12月26日,尧都区政协开会,讨论区长的的工作报告,赵景范突然接到贾得乡党委书记的电话,告诉他乡里区里已决定推荐他为市人大代表候选人。赵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认为当市人大代表和市委市政府领导的联系就更多了也更亲近了,这对自己的企业大有好处。于是,赵的儿子找到贾得乡乡长,当即送给乡长数张面值各200元的购物券,对乡长说:“您跟代表们打个招呼,让大伙随便去市里新开张的超市买点东西。”后事情败露,赵当选后又被“拿”了下来。
　　直到现在,赵景范对此事还有些愤然:“我不想当官,也不想沽名钓誉。当市人大代表,不就图个做企业方便吗?他们那些人,根本就不知道私营企业的难处,没什么事,也要罢免,罢免就罢免吧。”
　　
　　“多顶‘红帽子’就多一把‘保护伞’”
　　
　　“以前挂靠公有制单位,想要的是把‘保护伞’,现在想当人大代表,图的还是一把‘保护伞’。”
　　这是安徽一位著名私营老板说的一段话。他说:“我在山东和江西两个县区设立分厂时,向当地提了点政治要求,挂了一个副县长,人大副主任。”
　　比较而言,他更喜欢后一个。
　　为什么?
　　这位私营老板进一步解释说:“这样可以更好地对付吃拿卡要。你是人大代表,‘工商’不敢乱收费,‘卫生’不敢乱罚款,税务部门等等,都不敢对你胡作非为。因为你是人大代表,可以和领导反映情况,可以联合其他人大代表,在‘两会’期间对那些部门的头头进行质询,也可以就他们的行为拿出提案。别说一般的工作人员,就是他们的头头也怕你三分。如果你仅仅是个私营企业主,除非你特有钱,否则,在‘有关部门’眼里,你只是一个小小的个体户,想怎么拿捏你,就怎么拿捏你。”
　　北京一位经济学权威对这位私营老板的观点持赞同意见,他认为:私营企业主一般没有政治野心,想当人大代表,无非是希望头上多把“保护伞”。
　　
　　“寻求更加宽广的政治舞台”
　　
　　范棣,是美国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和南加州大学管理学双料博士,曾任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高级项目主管,是加州Interlink公司的创办人、总裁,典型的华侨“洋富豪”,可他现在却担任着中国最大的国企之一――中国招商局集团董事、招商迪辰董事长,可能是持有“绿卡”在国内任职最高的“海归”。
　　范棣在美国呆了9年,被招商局委以如此重任,他深知其中的分量。有些人认为“海归”做事比国内人“风险小”,大不了拍屁股一走了之。范棣对此表示,在国外呆过的人,都有一颗更强烈的爱国心,“我之所以选择大型国企,不仅仅是待遇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了寻求更加宽广的政治舞台。”
　　范棣的“海归”之路曾经有过反复。他曾于1991、1992和1993年三次回国“探路”,但均无功而返。1996年,当时的招商银行决定聘他为副行长,可聘书发过后,这才发现“没有考虑到政治上的问题”――范棣的身份问题,因为他已拿了“绿卡”,是一个侨民。这在国有企业特别国有商业银行中是没有先例的。对此,银行“吃不准”,就把情况报到了“上边”,“上边”批示下来称“考察一下再说”。“亚洲金融风暴”的到来,给了招商局集团和范棣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招商局“破例”大胆使用范棣,范棣不负厚望,在1998年至1999年金融风暴最严重的日子里,通过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成功地为招商局集团融到了巨额资金偿还了债务,注入了活力,带来了转机,同时开辟了新路。
　　对范棣等“海归”派的成功,一些政府官员和学者认为:要保持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不仅需要大量的“海归科学家”、“海归金融家”,还需要更多的“海归艺术家”、“海归外交家”甚至“海归县长”、市长以至部长。后来,果然有了“海归”科技部长万钢和“海归”卫生部长陈竺。
　　
　　“有职有责有权”的“海归部长”
　　
　　2008年3月6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举行民主党派中央主席谈多党合作新闻发布会上,仍有媒体不死心地追问已经在科技部工作了一年的万钢,作为一个党外人士执掌一个国家部委,有实权吗?
　　万钢听后开怀大笑,并饶有兴趣地向记者透露:“去年5月14日,温家宝总理到同济大学给同学们做了意味深长的讲话。然后总理在车上跟我说了一句话,万钢同志,你作为部长,首先要做到有职、有责、有权。”
　　当记者问到是否会有下一个“万钢”时,万钢的回答是:“中国有一句话叫不拘一格降人才……我想作为政府的官员,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权力、责任和为人民和国家做事的决心以及能力发挥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讲,无论是共产党员、民主党派成员,还是无党派人士,都有机会参与国家的政治管理。我相信今后还会有的。”
　　翻阅万钢的履历,万钢曾经离政治很远。
　　和同龄人一样,万钢也经历过那个特殊的年代,16岁时从上海去东北插队,在农村劳动、生活了7年,耕过田,翻过地,做过仓库保管员、出纳员,开过拖拉机,当过生产队长。在万钢看来,“这段经历特别重要,让我对国情有了深入了解。”1985年万钢赴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机械系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一直在德国奥迪汽车公司工作,曾是最典型的“外企白领”。2001年,万钢又以“海归”的身份进驻同济大学,不到7年的时间,万钢就从执掌一校飞速变成一部之长,其仕途可谓一马平川。
　　自从2007年4月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之后,作为35年来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外正职部长,万钢就一直生活在媒体的包围中。从任命之初各种评价鹊起和震动,到走马上任之后对其在科技部工作的揣测和猜疑,近些年,已经鲜有政府官员得到媒体如此厚爱了。
　　有评论指出,对万刚有无实权的担忧,实际是对民主党派人士参政的关注。而有职有责有权,则也是对目前党外人士参政状况的最好写照。
　　
　　“煤老板”当上“县长助理”
　　
　　2008年6月,陕西府谷县委组织部发了一份编号为府组发(2008)31号的“红头文件”,主要内容为:“经县委常委会研究,提议:聘任高乃则、王乃荣、王万东、刘过门等四同志为县政府县长助理(不脱产);聘任张继平、王世春、刘旭锋等三同志为县政府县长经济顾问。”
　　府谷县委组织部长贺强说:“我们聘任这些民营企业家为县长助理,只是给了一个名分,并不参加常委会和办公会等,实质上就是一个经济顾问。鼓励民企发展,到了一定层面,应该给予民营企业家一定的政治待遇。老板当了县长助理后,行为上有了约束,大家也尊重了,老板自身有自豪感,也有危机感,会在体现社会责任以及带领大家致富等方面起到榜样作用。”
　　可被聘任为县长助理的刘过门等与贺部长的感觉不一样,他说:“县上让我们当县长助理,说是给政治待遇,其实一点实质都没有,只是捐款了就想起我们。”
　　与官方和“煤老板县长助理”的看法更不一样,引得当地民众关注和非议的是,这七名被聘任为县长助理和县长经济顾问的人,均是当地民营企业家,其中六名为“煤老板”。他们认为:“以前听到有人在公开场合称呼这些煤老板为县长,我们还以为是开玩笑,没想到还真是这样。其实,经商的最怕被别人瞧不起,尤其是那些暴富起来的人,从内心里肯定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尊重,县长助理这个帽子的含金量还是挺高的。”
　　
　　“两新代表”的感慨
　　
　　1972年12月,18岁的重庆姑娘、长安汽车集团“下料”工人孙发荣觉得自己像个“裁缝”――她的所有工作就是把硬邦邦的钢材裁成产品需要的各种形状,重复而单调。那时的孙发荣,对法律一无所知,最爱看的书,是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对顶替父亲进入国企的孙发荣来说,她当年拥有的是一份人人艳羡的工作。
　　35年后,53岁的孙发荣以重庆市律师协会会长的身份当选中共十七大代表,成为律师界首批仅有的几名全国党代表之一。在全国2217人的党代表名单上,像孙发荣这样被归纳为来自“两新组织”的代表引发了国内乃至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这些在经济舞台上早获承认的建设者终能在最高层的政治舞台上亮相。
　　名单一公布,全国律协会长、深圳律协会长都给孙发荣打电话祝贺。他们都说,这是全国律师的喜事,律师能够进入执政党最高层的代表会议,这表明执政党对律师行业的重视,对依法治国的重视。
　　孙发荣更是感慨道:“我认为,律师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永远都是民主法制的重要力量。即使经济地位没有上升,也有很高的政治诉求。1988年王工律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这也是第一个。那个时候还没有多少民营律所,根本谈不上什么经济地位。当然,目前社会对律师还存在很多误解。所以,这次全国党代会有律师代表,这说明律师行业的主流还是为社会,为执政党所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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