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规划北京市建设》等|新疆建设兵团是干嘛的

　　傅作义捐献全部家产 　　 　　1949年元月，傅作义在北平率部起义后，把在大陆各地所有的财产开列清单，全部捐献出来，作为国家建设资金，所捐出的财产当时值旧币8000亿元（相当于现在的8000万元）。
　　1950年秋初，傅作义把清单亲自呈交毛主席，受到毛主席的赞赏。但毛主席却谢绝接受这笔财产。傅就向毛主席说：如果毛主席不接受这笔财产，那他对马列主义也不能接受。当时毛主席高兴地笑起来，并紧紧地握住傅的手，连连说：你进步，你进步。主席当面告诉周恩来总理，这笔财产，国家酌留一部分，剩下的折成人民币存入银行，由傅自行处理。毛主席还对傅说：过去跟过你的部下很多，今后还免不了要找你的。由此可见毛主席替傅考虑得非常周到。
　　
　　彭真规划北京市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彭真于1951年3月担任北京市市长，为了搞好北京的城市建设规划，彭真反复向各方面的专家征求意见，经过几年的调查，才写出报告，再修改定稿后由市委报中央批准。他指出：北京城市建设要有“大马路、大广场、大绿地”的思路，“城市规划要有长远考虑，要看到社会主义的远景，要给后人留下发展的余地”，“将来全市要发展到千把万人”，“马路不能太窄，东单至西单的大街宽九十公尺”。北京市的汽车“总有一天会发展到几十万辆、上百万辆的”。关于天安门广场的规划问题，彭真说：“广场势必要大一些，不能太小，因为我们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不能说世界各国还没有这么大的广场，我们就不能有，不要什么都跟在人家后边走，要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考虑。”
　　
　　何应钦拒绝竞选“副总统”
　　
　　1948年春，国民党军队在全国进攻失败，蒋介石迫不得已召开“国大会议”通过“宪法”选举总统、副总统，企图转移人民视线。蒋一日三电地召何应钦返国共商国是，参加“国大会议”，而何应钦则故意迟迟其行，直到“国大会议”开幕前夕，始迟抵南京。参加了第一、二天的开幕式后，即称病请假。为什么这样呢？原来所谓总统大位，没有人敢与蒋介石公然争夺，副总统一席，思染指者大有人在，其中以桂系的李宗仁、太子派的孙科、以两湖为基础的程潜，竞争甚为激烈。此三人对蒋介石不及何应钦恭顺，而西南诸省及军队代表投何应钦票的人可能不在少数，因此，蒋介石认为以何应钦为副总统较为理想。殊不知何在美国已经感染了一些美式习惯，对于蒋过去高高在上，用人时则招之即来，不用时则挥之即去的作风，露骨地玩弄权术那一套已经不感兴趣，欣赏的是美国的方式，加之美国人也表示愿意把他扶植成蒋介石第二；当时又有一个姓洪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扶乩得到刘伯温临世，谓地气已经南移，十年之后云贵赛江南之说即将实现，应在何应钦身上。加以素称谋干的刘健群、谷正纲等马上把各方情况介绍给何，并且说蒋先生自东北军事失利后，喜怒无常，不似当年的英明了。综合结果，与其当空头的副总统或有职无权的国防部长，不如暂观成败，待机而动，并且可以不结怨于李宗仁、程潜、孙科诸人，为今后相处留有余地。最主要的还是李宗仁有广西银行，孙科有农民银行，程潜有湖南、湖北银行作后台，而何应钦则不能大掏腰包公开拿钱来竞选，不如作壁上观。故何应钦乃决心不竞选副总统，虽然蒋要何赶快行动，而何只唯唯而退。
　　
　　陈明仁的“兵谏”
　　
　　长沙起义后，由于反动派挑拨离间，发生部分官兵中途逃亡。尤其驻在湘乡、湘潭一带的七十一军亦在混乱中，陈明仁沉重地感到新的起点刚开始，前途已显得黯淡无光，精神上受到刺激坐卧不宁。1949年9月3日，他赴北京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亲切接待，受到周总理的热情慰勉，感到荣幸，看到光明。他精神焕发地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言，回溯到黄埔校训，说蒋介石曾当众宣布，如果我不革命，你们可以打倒我；也回溯到长沙起义前夕，蒋又教他对程潜“大义灭亲”；更回溯到白崇禧的所谓对程潜“兵谏”。他声音宏亮地说：我这次投向人民，就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话打倒他们，也就是给白崇禧来一个“兵谏”。他的话博得了全场热烈的鼓掌。
　　
　　王稼祥在囚房中工作
　　
　　1969年10月，林彪以战备疏散为名，把朱德、陈云、陈毅、叶剑英等大批老干部撤离北京；王稼祥也被赶出北京，下放河南信阳。周恩来知道那里气候炎热，特地派人从徐州送去一只澡盆，并指示信阳地委，要让王稼祥安心休养。1970年冬，王稼祥在信阳患急性肺炎，生命垂危。可林彪、江青一伙令其改名换姓，不让看病吃药，欲将王稼祥置于死地。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医生说服了信阳地委的同志，给毛泽东、周恩来发去电报。毛泽东接到电报，立即批准王稼祥回京治疗。王稼祥于是住进了北京医院。
　　王稼祥努力为党工作的精神，一直坚持到他的晚年，甚至在遭受林彪、江青、康生残酷迫害，被隔离、监禁的时候，还多次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在被囚禁的环境中，做一些如俄文翻译等力所能及的工作。当然，他的信是不可能转给周恩来的。尽管这样，他并不灰心，而是主动地在禁闭的小屋子里，以手中仅有的俄文本毛泽东著作，进行俄语对照勘误工作。
　　
　　蒋氏父子用人之不同
　　
　　蒋介石用人注重论资排辈，讲究仪表，衣裤须烫得笔挺，皮鞋擦得锃亮。蒋经国用人，不重视仪表，只要你能说能干，对他忠诚，就是好干部。蒋经国想培植某人时，他可以行不由径，不循常规，可以跳跃式提拔之，尤其对他的老干部和他的学生，更是另眼相看。蒋介石对待部属，一不如意，开口就骂，动手就打，随便撤免。蒋经国对待部属，尤其对他的学生，从不暴跳如雷、骂人打人。如有犯了错误的，最大不了，把他更换另一个工作，不轻易撤免一个人。如果某人不辞而别，另谋他就，以后又去找他，他仍照常安置。有人说，这是蒋经国笼络部属的手腕。
　　
　　一件不寻常的死刑
　　
　　1947年5月13日清晨，天津警备司令部执行了一件不寻常的佟海山死刑。
　　这死刑案因涉及评剧名演员小白玉霜，故成为津门热门话题。执行死刑通常都在午后，而这次由于《新生晚报》事先发表了消息，突然改在清晨，从而在执行上显得很不寻常。
　　《新生晚报》在1947年5月11日早刊登简讯，原文是：“本报北平电话评剧坤伶小白玉霜（李再雯）控其本夫佟海山汉奸及黑旗队领袖案，前已轰传平津。最近演化，佟李离异事实已成定论，对佟海山之发落，据传军事当局已有判处死刑之讯，即在候令执行。”
　　还有点具体情况，11日下午《新生晚报》发行后，社长常小川匆匆询问佟的消息来源。作为负责实际事务的总编辑，张道梁如实告他，常小川听后便匆匆离去。翌晨，佟被执行枪决。按照往例，执行死刑均在午后，犯人由监狱（在今新路与多伦道交口处）提出后，刑车要经东马路过金钢桥示众，再赴小王庄刑场。这次的“不寻常”，是破例改为早晨执行。据常小川说，11日的晚报发行后，王鲁翘（督察长）就电话询问消息来源，既已经公开，为免出枝节，才提前执行。《新生》所发消息，竟成了佟的催命符，这是报人始料不及的。
　　
　　徐特立抵制“浮夸风”
　　
　　1958年，社会上刮起了“浮夸风”、“共产风”，一些人为了放“卫星”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是年秋天，徐特立南行途中路过河南，在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陪同下，到一个公社参观。茫茫棉田杂草丛生，颗颗棉桃多未吐絮，一个介绍情况的人，声称亩产皮棉能达几百斤。徐特立当即表示：“我不相信，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等我回来还要到这里，看看到底摘了多少斤。”介绍情况的人还说稻子亩产能上万斤。他听了，更加不高兴地对周围的同志说：“这不可能！不透空气，稻子怎么能生长呢？这是普通常识嘛。”
　　徐特立从河南回京后心情沉重。后来有关方面通知他去徐水参观，他坚持不去。徐乾劝他：“在外面讲话可要注意啊，不然会说你反对‘大跃进’。”他沉思片刻，说：“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困难了。但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他还说：“讲大话容易，到头还是老百姓遭殃。”
　　 1961年，党强调发扬民主，总结三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是年秋天的一个早晨，徐特立用毛笔在一张旧公文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浮夸风’其目的是骗他人，结果把社会信用失掉，使自己孤立而垮台，并人格也丧尽。一切自谓聪明缺乏考实作风者必遗害社会且灾及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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