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实践 [儒家文化对当前中国心理健康服务实践的影响]

　　摘要　心理健康服务是以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为主导来维护与促进人们心理健康的活动。它与个人的心理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有必然联系，中国心理健康服务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它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而儒家文化作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它在中国心理健康服务过程中具有表征、构建、指导、唤起功能；对心理健康服务者和被服务者的人格、应对方式以及服务态度和行为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中国心理健康服务模式与儒家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心理健康服务与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构建适合中国文化土壤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需要研究儒家文化传统对心理健康服务模式的观念、理论及实践操作层面的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　儒家文化：心理健康；心理健康服务；文化实体
　　分类号　R395
　　
　　1　前言
　　
　　文化(culture)是社会里一群人共同遵循的特殊生活方式，表现在其传统思维、信仰、生活习俗、价值观念等，经由世代相传而保留，也是群体人们所遵照的行为准绳(曾文星，2002a，p.2)。文化的中心意思是表征不同历史的人类群体的生活方式、工具、符号、习俗和信仰等。Singer(1988，p.5)指出，一种文化是由习俗、传统、理想与价值观念组成的相关网络。儒家文化(confucian culture)指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儒学的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儒学的发展和传承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故一般说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冯大彪，孟繁义，庞毅，等，1998，p.2)。鉴于文化的传承性和对心理健康作用的必然性，本文尝试从文化(文中的东方文化、中国文化、传统文化、主要指儒家文化)与心理健康服务的关系角度，探讨儒家文化对当前中国心理健康服务实践的作用和影响。
　　广义心理健康服务(mental health services)指利用一定的原则、手段和方法解决人的心理和行为问题(罗鸣春，苏丹，孟景，2009)。狭义的心理健康服务指以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为主导来维护与促进人们的心理健康的活动。心理健康服务与个人心理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有必然联系，文化既是心理健康服务的中介变量也是背景变量，中国心理健康服务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它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正如Cross(2003)所言：“文化是理解人类行为、社会支持、问题解决、积极情感、身体健康和精神幸福的源泉”。可见，文化是构成心理健康(文中精神卫生、心理卫生、精神健康等同于心理健康)服务的有机因素。
　　
　　2　儒家文化的功能与中国心理健康服务的关系
　　
　　Kleinman等认为心理病感(mental illness)是患者感到不适的一种主观体验，包括经历症状、痛苦、求助、治疗的部分效果，社会污名，致病原因的解释，诊断预后以及在职业和家庭生活中的个体地位。心理疾病(mental disease)是治疗者对患者问题的界定和诊断，他们根据自己在接受专业训练时所掌握的疾病模式将患者的问题诊断为某种具体的疾病(Kleinman，Eisenberg，＆Good，1978)。也就是说，心理问题患者以某种方式构建、表征他们的心理不适的经验和体验；心理健康服务者则根据自己的一套文化机制以另一种方式进行构建。这种区别的产生源于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和接受者所掌握的不同文化。由于中国心理健康服务是在特定的中国文化情境中服务者和被服务者的互动过程，作为中国社会主流的儒家文化体系，它所具有的文化表征、构建、指导和情绪唤起功能，必然会在中国心理健康服务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和影响。
　　
　　2.1儒家文化的表征功能
　　文化的表征功能(representational function)指文化使文化群体像社会组织那样运作，使身处其中的个体能够认识和表征外部世界并与群体成员之间进行信息交流。人们使用具体的文化符号来进行互动，只有先理解符号所代表的文化，才能理解符号所代表的心理问题的意义。儒家文化强调天、地、人、己(甚至包括鬼神、魂魄等)四纬同构，即“天人合一，在心身关系上体现为“身心一体”或“形神合一：而且心身问题只是这四纬同构的宇宙整体中的一部分。这种整体思维方式对中国人表征心理问题产生了很大影响。浸濡在儒家文化里的中国人自然而然地用儒家文化符号来表征其心理过程，所以中国人的心身是一个无法截然分离的统一体。也因为如此，中国人常把心理问题诉诸于生理问题，把神经官能症表征为神经衰弱，把心理困扰描述为心慌、心悸或偏头痛等生理反应。
　　
　　2.2儒家文化的构建功能
　　人们利用文化的符号系统将世界描述给自己和他人以及进行彼此之间的相互交流，所以构建了文化实体(culture entities)。一个文化实体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会一致性(social agreement)构建出来的事物；由此可以说是文化意义体系即文化实体构建了个体意识中的事物，否则这一事物就不会在个体的观念层次上存在，这就是文化的构建功能(constructive function)。如美国DSM-IV中的心理障碍分类标准和体系就是专家集体一致同意的结果：即若干专家小组互相交流，然后集体决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特定障碍的出现(spitzer，1991)。可见DSM-IV具有构建规则的功能，它构建出一套文化意义体系作为个体构建和表征心理问题的依据。儒家文化作为中国社会最庞大的文化实体，它提供的立身处世的理论和规范同样为中国人的心理构建提供材料和依据。儒家文化虽然没有构建出具体的心理问题分类体系，却建构了以伦理纲常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体系；构建了“仁、义、礼、智、信”的行为准则；构建了“圣人”、“君子”的理想人格，也建构了“小人”人格。
　　
　　2.3儒家文化的指导功能
　　不同的群体在其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不同的文化实体，这些文化实体又成为文化意义体系的一部分，对浸濡其中的人们产生影响并且指导着他们的行为，这就是文化的指导功能(directive function)。举例来说，如果某个人被诊断为HIV携带者，则特定的社会文化体制不仅要求医生要确定一个针对HIV携带者的恰当的治疗方案，而且还指导着社会情境之中的其他人对患者应该采取的态度：帮助他，理解他，蔑视他，厌恶他还是逃避他?人们对待患者的态度和行为反过来又影响患者的就医态度和行为。可见文化指导着社会情境中心理健康服务者、被服务者和其他人的态度和行为。儒家文化意义体系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构建的文化实体，它影响并指导着中国心理健康服务者和被服务者及周围人的观念、态度和行为。中国的心理健康服务实践不可能脱离其自身的文化过程和背景， 只有了解心理问题产生的文化情境才能够做出恰当的判断和评价，制定出对症方案，实施有效干预。
　　
　　2.4儒家文化的唤起功能
　　唤起功能(evocative function)指文化实体不仅指导着个体的行为，并且会唤起个体的某种情绪。在中国社会中，“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他乡遇故知”被认为是人生的三大乐事，它反映了儒家文化价值体系中对功名、家庭、人际关系的重视；同时唤起人们追求功名利禄、渴望美好家庭、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情感。儒家文化意义体系规定着中国人应该怎样去感觉、怎样来表达，因为它限定了中国社会中特定情境的意义和价值，同时提供了中国人生活中最具有情感意义的时刻，并唤起人们的某种情绪。
　　
　　3　儒家文化对中国心理健康服务过程的影响
　　
　　作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提供了中国社会各阶层长期尊为“正统”的文化意义体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健康思想是内发生长的，绵延几千年，从未间断。时间上涵盖了中国人人格心理特质形成和发展变化的整个过程，空间上与中国人的传统和思维习惯、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交织在一起(罗鸣春，苏丹，孟景，2009)。儒家文化对中国人心理健康和心理疾病的构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1儒家文化形塑着心理健康服务者和被服务者的人格特征
　　人格是个体在行为上的内部倾向，它表现为个体适应环境时在能力、情绪、需要、动机、兴趣、态度、价值观、气质、性格和体质等方面的整合，是具有动力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自我，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给人以特色的心身组织(黄希庭，2002，p.8)。由于人格是个体适应环境的产物，文化的作用尤其重要(王登峰，佐斌，2008，p.216)。文化影响人格，反过来，文化又受到人格制约，文化塑造了行为和人格，而植根于个体人格之上的行为又导致文化变迁―从小到大，从细微的渐进到显著的突变。并非每个人影响文化变迁的力量都一样，但每个人确实都参与了这个过程(Marsella，Tharp，&Ciborowski，1979)。儒家文化传统形塑着中国心理健康服务者和被服务者的人格特征。
　　Bond(2008)对儒家经典进行研究，发现在《大学》中，有三种态度与心理健康有关：谦恭、妒忌、反常。在《中庸》中，保持心理健康的原则包括：“慎独”、“致中和”、“素位而行”、“存忠恕”、“行三达德――智、仁、勇”。心理健康的标准可归结为：“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中外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对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及其特点进行研究，较为一致的结论是：中国人的人格特征深深地烙上了儒家文化的印迹。正如黄希庭(2004)所言：“中国人的人格动力是把个人的发展与群体的发展结合在一起的，在社会、民族国家的发展中实现自我的价值”。王登峰和崔红(2007；2008a；2008b)认为东西方人格结构差异的根源在于认知和思维方式的差异，这一差异的深层原因之一可能是东西方文化的人性观。儒家文化主流是“人性本善”，如果中国人在言行中表露出“恶”的一面，由于人性本善，他们必须说明自己的这个“恶”并非本意，这样才能维持自尊和良好的社会适应，因此对行为的防御会更强烈。“性善论”导致了防御压力，并因此造成了中国人难以客观接受自己的一切言行的倾向。而西方文化主流是“人性本恶”，如果西方人在言行中表露出“恶”的一面，由于人性本恶，他们的防御也会比较少；“性恶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个体的防御压力，并因此形成了西方人注重客观现象本身以及在内心世界与外在表现之间更大的一致性。Peng和NisbeR等则通过一系列研究揭示了东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Choi&Nisbett，2000；Nisbett＆Peng，2001；Peng&Nisbett，1999；Peng，Ames，&Knowles，2001)。
　　虽然儒家文化的影响导致了中国人人格结构的独特性(emic，)；实际上，东西方人格结构也有许多共同性(etic)。这提示我们在构建中国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时，那些基于人格共同性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应该是东西方通用的，可以合理移植；而基于人格差异性所采用的具体方法和实施程序则需要考虑文化差异。
　　
　　3.2儒家文化影响中国人的健康应对方式
　　景怀斌(2006)认为儒家式应对思想集中体现在《孟子》的一段论述之中：“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轲，2007，p.287《孟子?告子下》)。他把儒家应对思想总结为：挫折等困苦(通称压力)是存在的。它们是由个体不能左右的随机原因造成的，个人不应为困苦的结果负责。困苦可以磨练人，能经受住困苦磨练的人才能成就事业。因此，面对困苦，接受它，但不要自我放弃，要借机培养自己的品性，锻炼自己的意志，提升自己的能力，为将来的机会做准备。他认为儒家式应对把挫折等压力事件作为成就自己理想人格的方式或途径，具有信念性、整体性、亲挫折性、发展性、认知转化性。困苦能够成就人，这是一种信念而不是具体的应对技能。在儒家文化意义体系中，困苦起着锻炼意志、促进成长的作用。基于这样的观念，有人甚至会主动寻找困苦来磨练和提高自己。儒家式应对目的不是直接消除压力源，也不是消除心理上的压力感，而强调通过该应对方式，积累经验，发展能力，培养意志，提升认识、能力、境界，为将来取得更大成就做准备，故具有发展性。逆境阻碍人的意图，不利于个人实现目标，本身是负面的；而儒家把挫折等逆境性压力事件作为成长的机会，是对逆境本身的含义进行了心理意义上的转换，即对挫折进行再评价或再定义(景怀斌，2006)。
　　应对具有文化属性。从应对方式看，Lazarus(1993)认为，西方文化价值中更认同、尊崇问题为中心的应对而不是情绪为中心的应对。儒家式应对注重“合理”，也兼顾“合情”；是问题中心和情绪中心的辩证统一。从应对的结果看，西方心理学认为压力导致人的痛苦感或紧张感，通过应对可以消除这种异己的、消极的力量(Lazflrlls，1993)；虽然西方心理学文献中也认同从逆境中发现意义(findmg benefits in adversity)的价值，但它主要是作为具体情境性的应对技术，对挫折并不持欣赏态度。儒家式应对，亲挫折是主流，是基本的原则或信仰：它强调个人从内心顺应、接受困苦、安贫乐道。儒家运用困苦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培养人的品性，提高人的能力，以及困苦也蕴涵着发展的新机会等观点，从积极角度重新解释了 个体遇到的困苦境遇，消除了困苦原本的消极意义；使个体在心理上接受，而不是排斥困苦事件；从而化解了个体因挫折等困苦事件产生的心理冲突和压力感，也减轻了沮丧、压抑等身心反应。同时，儒家式应对一方面认为挫折是暂时的，另一方面对将来持乐观的态度，这也起到了维护心理健康的作用(景怀斌，2006)。从认知评价方式看，西方从挫折中发现意义是为了消除由挫折等消极生活事件带来的心理痛苦感：而儒家式应对非但不将其视为引发痛苦的消极刺激，反而将其视为促进个人成长的动力和机遇，这使个体既维护了心理健康，又促进了自身发展。这是一种积极的应对方式，也是一种有效的压力管理策略(潘伟刚，黄希庭，鲁小周，2010)。
　　
　　3.3儒家文化影响中国人心理健康服务的态度和行为
　　一个民族的心理健康观念和心理保健制度是由文化决定的(曾文星，1997)。特定文化影响其社会成员的性格形成、心理机制、精神病理、特有心理问题、临床表现、对待心理问题的态度、求助行为与心理治疗方式。有研究者(冉茂盛，向孟泽，侯再君，唐牟尼，毛文君，李洁，1999)调查了具有母系氏族社会特征的摩梭人对喇嘛治病与求医行为的认识。发现摩梭人的宗教信仰与其特殊的身心保健方式有密切的关联。
　　中国人对心理健康服务所持的态度以及遭遇心理健康问题时所采取的应对方式与美国人有明显的区别，这可以作为东西方文化差异影响心理健康服务的佐证。美国人遇到心理健康问题时一般会寻求专家和服务机构的帮助，“看心理医生”对于他们而言习以为常；而大多数华裔却不习惯。从报道的数据来看，华裔对心理健康服务的利用率一直很低，而且这一事实的存在由来已久(梁茂春，2005)。1993～1994年洛杉矶的调查则发现，华人在面对精神健康问题时，更多地求助于其他对象，如有20.4％的人向亲戚朋友寻求帮助，8.0％的人采取其他应对方式，如求助于中医和牧师等(Knng，2003)。而几乎在同一时期ECA(the eoidemiological catchments area study)对约2万个样本的全国性调查结果显示，欧洲裔白人向亲戚朋友求助的比例为16.1％，向宗教人士(包括牧师、教士等)求助的则有6.2％(snowden，1998)。可见，相对于正式的求助渠道(主要是向心理健康服务机构和专家求助)，华人更偏爱非正式的求助渠道(主要是中医和牧师、算命先生等)和向自己的亲戚朋友诉说自己的精神健康问题。尽管如此，与白人相比，包括华人在内的亚裔美国人在遭遇精神健康问题困扰时更倾向于保持沉默(zhang&Snowden，1998)。
　　美国心理健康研究所(NIMH)1986年对全美所有心理健康组织和医院的精神健康服务机构的统计数据表明，全美亚裔人口使用心理健康服务的比例占其总人口的0.41％，仅为欧洲裔白人相应比例(1.24％)的三分之一(Matsuoka，1997)。20世纪80年代洛杉矶地区的抽样调查表明，25.66％的美国白人因为心理健康问题求助于精神健康专家或医生，而亚裔美国人的这一比例仅3.76％(zhang，1998)。美国华人接受心理健康机构服务和治疗的比例远远低于欧洲裔白人的比例。仅为欧洲裔白人相应比例的1／3左右。那些已经患有明显精神失调症状的美国华人曾经接受精神健康专家或机构服务的比例也比较低，如1993～1094年洛杉矶的调查发现这一比例仅占15％；比患有明显精神失调症状的美国人的相应比例(25％)低10个百分点。这些差距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Kung，2003)。总之，华人在面对心理健康问题时较少采用美国主流文化群体惯用的方式，即接受心理健康机构或专家的服务(sue＆Mckinney，1980有研究者指出集体主义(collectivism)和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社会关系取向、文化适应可以作为华裔寻求专业心理服务的预测因子(Tata & Leong，1994)。
　　余德慧(2008，p.892～893)研究发现，一般社会的普通民众并不接受机构化、专业化的心理咨询或治疗，即使是现代的台湾社会，对由西方传入的心理治疗也缺乏兴趣。原因在于：(1)西方的心理治疗并不能赋予大多数中国人能够接受并理解的文化表征系统，所以心无感应；(2)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大多数人的生活经验相脱离；(3)不能有效解决中国人在生活中面临的急迫的现实问题。
　　随着中国健康教育的普及和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的发展，中国人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和重视程度逐年增强，对心理健康服务的态度和行为也有了较大变化。Chen和Mak(2008)对欧裔、亚裔美国大学生和香港、大陆大学生4个群体进行跨文化研究发现，中国内地大学生寻求心理健康服务的比例有所增加，心理健康教育与服务的效果初步显现。
　　
　　4　儒家文化对中国心理健康服务模式的影响
　　
　　西方心理健康服务受实证主义影响，追求客观性和标准化，试图在一般性的、抽象的、普遍的心理规律基础上建立起适合各种文化背景的心理健康服务模式。这对心理健康服务理论的科学化和操作的规范化产生了积极影响。但由于它忽略了文化因素与心理健康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所以在面临多元文化情境中的心理障碍时就遇到了重重困难和阻力(Gergen，2001)。中国当前的心理健康服务理论和模式多数是西方移植过来的，较少考虑与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体系的拟合性。这导致中国当前的心理健康服务实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衔接出现断裂。对我国2000年以来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方法现状研究得到的45类方法中，绝大多数是国外的方法，本土化及本土方法极少(尹可丽，黄希庭，付艳芬，2009)。当前中国心理健康服务如何处理与儒家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此处参照“文化与心理治疗”的观点(曾文星，2002b；付翠，汪新建，2006；李炳全，2007；2008)，从观念、理论、实践三个层面讨论儒家文化对中国心理健康服务模式的影响。
　　
　　4.1观念层次
　　儒家文化对当前中国心理健康服务模式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止在实践性的服务技巧和理论层面，更在于心理健康服务的观念及原则上。儒家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态健康观，把人视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认为人的心身受自然宇宙运动的基本原则支配。“阴阳协调”的平衡观强调各种因素和元气要相互配合与平衡，失配或失衡则会引起身心病变。“身心合一的整体健康观强调生理和心理的共变关系，这与当前健康心理学的发展趋势相一致。西方对心身关系的认识经历了“心身一体”到“心身二元”，然后“心身交互”，再到现在生理，心理－环境与社会三位一体的发展过程。心理健康研究范式从生物医学模式到心身医学模式，发展到现在的生物，心理，社会的生态学模 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合、地合、人合、己合”的和谐健康观不谋而合(罗鸣春，苏丹，孟景，2009)。健康观的发展要求从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到以预防为主、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和社会支持环境的健康促进模式。这既是心理健康服务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东西方心理健康思想发展与融合的结果(罗鸣春，苏丹，2008)。
　　
　　4.2理论和方法层次
　　当代心理健康服务的理论和方法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必然要与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体系产生碰撞及交流和融合，这是中国心理健康服务模式本土化必然经历的过程。如何处理心理健康服务模式的本土化与西方化问题?杨国枢(1997)认为这是一个从“外源性本土化”或“进口式本土化”到“内源性本土化”或“原生性本土化”的过程。钱铭怡和杨寅(2008，p.328～329)认为中国心理健康服务本土化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将东方思想观点结合应用于心理服务体系的框架之中；第二个层次是将西方成功的心理健康服务的技术方法运用于中国心理健康服务模型之中；第三个层次是基于中国文化的思想提出并发展自己的心理健康服务模型和理论。这一发展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国外引进的方法进行调整和改造，在实践中必然会创生出一些新的、适合我国大众的做法，这是对国外方法、技术的一种本土化。没有对这些低层“本土化”方法的反思、总结和提升，以及对影响当前中国人心理健康的深层社会文化的研究，真正具有影响力和实效性的本土方法是不可能出现的(尹可丽，黄希庭，付艳芬，2009)。当代心理健康服务模式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服务对象也限于大中城市少部分人群。大多数中国人是怎样保持和维护心理健康的?中国人真的没有自己的心理健康方面的世俗理论吗?如果有，这些世俗理论的内容、特征是什么?发挥着什么作用?我国心理学家需要研究和思考这些根本问题，才有可能以此为根基创生出中国自己的心理健康服务理论和模式(尹可丽，秦曼，黄希庭，2009)。
　　
　　4.3实践操作层次
　　中国心理健康服务模式与儒家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心理健康服务与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在实践层面通常会遇到下列情形：其一，有些心理和行为问题具有普遍性，为东西方文化所共有；有些异常具有文化特殊性，为某一文化所特有。某些心理和行为在东西文化中都被视为异常，对它们的界定不因文化不同而差异：也有一些心理和行为在某一文化中被视为异常，而在另一些文化中却被视为正常，它们因界定的文化不同而异。这表明心理和行为正常与否具有文化双重属性，使得心理健康服务也具有了文化的双重属性。因此，处理那些具有普遍性心理异常的理论和方法具有普遍性：而处理那些带有文化特殊性心理异常的理论和方法则不具普适性。
　　其二，有些心理和行为异常在本质上具有普遍性，而在其内容或表现形式上具有文化特殊性。一些心理健康模式是诸多文化中都存在的，但它们的发生率与治疗的效果则具有文化差异性。比如在有些文化中它们发病率高，难以治愈；在有些文化中则发病率低，较容易治疗。其主要原因是不同文化造就的不同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人与人的关系等对心理和行为治疗模式产生影响。
　　其三，心理健康服务的理论基础或基本假设都来自于特定的文化，理论与方法在其根源上有文化差异，但在其具体运用上则具有普适性。一些理论和方法程序能够广泛应用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有效解决不同文化中的心理问题。
　　其四，许多文化中存在心理健康服务的文化模式，这些模式借助于民间文学、风俗习惯、记载、仪式、闲聊或口口相传而被一代接一代传递和承接，从而使该文化中的人表现出与其他文化不同的变态及治疗特色(孙秋云，2004，p.130)。
　　中国心理健康服务模式的普适性与特殊性与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关联。中国心理健康服务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中，其观念、理论、方法与技术等既有文化特殊性也有文化普适性，导致中国心理健康服务模式也具有文化双重属性：但它们是互补关系而非对立关系，把它们结合起来使用，加强东西方心理健康服务理论与方法的整合，可以发挥不同文化乃至同一文化中的不同理论与方法的积极作用。事实上东西方心理健康服务目标和主要原则也是殊途同归，其终极目标是促进人类健康与发展。曾文星(2002a，p.224-225)把东西方心理健康服务模式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中餐和西餐模式：这好比中餐跟西餐都是为了进食而存在，是供给营养而满足食欲的操作，并不存在天差地别；可是谈到如何选择材料，如何烹饪，如何调味，如何食用，可就大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心理健康服务亦如此，都是利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解决人的心理和行为问题，维护和促进人的心理健康。可是如何去进行，如何操作，采用何种学理，从何种哲学态度出发，并且如何配合现实的社会文化而进行等等，却有东西南北的变异。本文仅从文化与心理健康服务关系的角度初步梳理了儒家文化对当前中国心理健康服务的作用和影响。后续研究应该进一步准确区分儒家文化中合理的、可以作为当前中国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继承和发扬的精华，去除其落后的、封建的、束缚个人和社会发展的糟粕，使儒家文化中灿烂的人文精神成为建设富有中国特色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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