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官二代”大学毕业生求职记:中央最高官二代

　　想靠自己的本事找工作，19次应聘全失败 　　 　　今年22岁的耿维生是家中独子，他的爸爸耿文安在北方某市一家银行任处长，妈妈谭琳是市政府计划部门有实权的处长。因为有了父母的背景，耿维生从小没有被人低看过。
　　可是，在耿维生即将大学毕业面临就业这个关口，他的生活却显得不平静。连一向和睦的父母，都时不时地爆发争吵。原因只有一个，耿维生就读的不是重点大学，学历没有竞争优势。父亲希望能在找工作这件事上帮孩子一把，而母亲却希望儿子能够凭自己的本事找工作。
　　最后，耿文安表面上让步，同意让儿子按妻子的想法自谋发展。可是，他内心里始终认为：好父母顶得过清华、北大毕业。
　　虽然耿维生就读的只是普通院校，但他4年大学读得很用心，他相信靠自己的本事能找到理想的工作。毕业前几个月，耿维生与母亲沟通后，决定开始自己找工作。
　　2009年3月底，耿维生去一家大型国企应聘。负责招聘的职员看了一眼他的简历，冷冷地说：“我们不招二本生！”
　　首战失利，耿维生垂头丧气地回到家。耿文安一见儿子的模样，就知道结果了，他说：“儿子，实在不行，爸爸帮你。”耿维生拒绝了：“我可不想让别人说我是靠老子才有口饭吃的。”
　　碰了钉子的耿文安只好找妻子唠叨：“现在名牌大学的毕业生都不好找工作。”谭琳皱着眉头说：“我比你更心疼更爱儿子，可是现成的例子还少吗？你我身边靠关系进来的人，有几个能珍惜机遇、积极上进的？等哪天靠山不在了，他们必然首先被边缘化，最终被淘汰出局。所以，我希望儿子靠自己的本事找到可心的工作。”
　　在母亲的鼓励下，耿维生很快又去一家大型私企应聘。这次，负责招聘的人对他倒是很客气，可最终还是没给他第二轮面试的机会。
　　耿维生总结教训，认为可能自己的求职方式有问题。他开始有针对性的研究应聘单位，并很快锁定了一家大型商场。接下来，他用半个月时间多次去商场实地调查，写出了长达2万字的营销建议。
　　2009年4月末，耿维生信心十足地去这家大型商场应聘。招聘人员只看了一眼他的建议材料就退给了他，原因还是耿维生拿的只是普通大学开具的即将毕业的介绍信。耿维生不甘心又这样被淘汰，竟直接找到总经理办公室。总经理用四五分钟的时间翻看了耿维生的建议，随即告诉他：“你的建议不错，可还没好到可以录用你。”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耿维生应聘了19次，结果均以失败告终。
　　 凭父母的名片当上总经理助理，他也俨然成了公司的一张名片
　　
　　面对残酷的现实，耿维生心想：“或许依靠父母的帮助先找到工作，然后自己再干出点成绩来，别人就不会把自己当成无用的‘官二代’了。”于是，他接受了父亲的建议，拿着父母的名片去应聘。
　　2009年7月中旬，耿维生去一家大型国有化工集团公司应聘，他在递上自己的应聘材料的同时，也递上了父母的名片。招聘人员看了名片不敢怠慢，马上把耿维生领进人事总管的办公室。见了人事总管，耿维生又适时地递上了自己和父母的合影。
　　3天后，耿维生接到人事总管电话。对方热情地告诉耿维生，笔试和面试对于他来说都是走过场，他已被录取了。
　　得知耿维生成功找到工作，母亲沉默不语，父亲却显得异常高兴：“这招灵吧！我没求人没走后门，儿子的工作就成了。总不能说我儿子拿着我的名片，就算是我违纪吧。”父亲走近耿维生，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接着说：“儿子，你肯定有发展，就冲这来头！”
　　听父亲这样说，耿维生没有一丝高兴。不过他暗下决心，以后要靠自己的实力赢得尊重。
　　2009年7月16日，耿维生第一天上班。本来，他以为自己一定是从最基层做起，没想到人事总管竟然宣布让他担任总经理助理。而这样的职务，一般人至少需要10年的工作经验。
　　第二天耿维生才搞清楚，他所负责的工作，其实原来都已有专门的副总经理在负责，所以他这个总经理助理，实际上是无事可做。
　　2009年8月上旬，耿维生终于迎来了他上班后的第一项任务。总经理带着他和财会处长等人，前往一家国有银行谈业务。总经理指着耿维生，向这家银行负责贷款审批的处长介绍：“这位是我们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耿维生，是××银行耿文安处长和市政府谭琳处长的公子，请多关照！”耿维生此刻才明白，自己俨然成了公司的一张名片。
　　回到公司后，贷款这件事就与耿维生没有关系了，他又无事可做。总经理的说法是：“具体的事就让手下去办理吧，你只负责大事！”
　　一天，耿维生听到两个同事在议论他：“凭老子的头衔进来的，没什么本事，聋子的耳朵――摆设。”耿维生羞得无地自容。
　　沮丧万分的耿维生回到家跟父亲发了一通脾气，耿文安劝儿子：“你刚入行，什么都不懂，先熟悉环境，凡事不要急着下结论。再等等看！”这时，耿维生开始后悔求职时没听母亲的劝告。
　　上进青年不甘心做“花瓶男”，可是现实使他困惑至极精神崩溃
　　整整半个月，耿维生上班时仍是没有工作可做，却拿着2万元的月工资。这丰厚的薪水，在他眼里就是巨大的嘲讽。
　　在母亲的建议下，耿维生找到总经理，开门见山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我只想从普通员工做起，让我去计划管理处或者材料供应处、销售处，哪个处都行。”总经理微笑着告诉他：“你在集团里是特殊人才，去任何一个处都是大材小用，现在的位置是最合适的。”
　　耿维生彻底绝望了。他明白了，在这里，他只能是耿文安和谭琳的儿子，他成为了大家所说的“花瓶男”。一天中午，耿维生递交了辞职报告。很快，耿文安和谭琳分别接到了公司总经理的道歉电话。夫妻俩马上赶回了家，可儿子并没有回家，夫妻俩爆发了最严重的一次争吵。
　　此后，耿维生接受母亲的建议，决定靠自己的能力去找工作。在一个月内，他又参加了11次应聘，可照样屡试屡败。接下来，他去了几家小企业应聘，也都没有结果。
　　几近绝望的耿维生，心又倒向了父亲这边。2009年10月中旬，耿维生靠父母的名片和照片，成功进入一家国内著名房地产企业的分公司，职务却还是经理助理。上班的第二天，经理就带着他和两位副经理去银行和政府有关部门拜访，一天竟拜访了5个重要部门。每次拜访，经理都要介绍耿维生是耿文安和谭琳的儿子，对方都非常热情。
　　上班的第三天早晨，耿维生向经理要求做些具体工作，哪怕是最底层的工作都行，不再担任经理助理这样的虚职。可他被拒绝了，理由是不能大材小用。失望的耿维生当时就辞职了。
　　幻想再次破灭，耿维生又转向妈妈那里寻求鼓励。母子开始在招聘网站上批量投递简历，在多次被拒绝后，终于有一家只有百余人的五金材料公司录用了耿维生，职务是秘书兼内勤，月薪1100元。可是这份工作干了不到4天，耿维生就辞职了。原来他有一次给老板沏错了茶，老板竟把茶杯摔在他的脚下。从来没受过这种委屈的耿维生，当即又辞职了。
　　此时的耿维生，仿佛陷入了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怪圈。2009年底，他在父亲的游说下，又开始拿着父母的名片应聘。虽然也有不买账的，但几个月内应聘成功了十几次。然而，每次他的工作都是一些虚职，无非是跟着领导四处应酬。每一次应酬，父母的职务头衔都要被浓墨重彩地介绍一番，耿维生觉得这近乎是一种侮辱。
　　无聊的工作让耿维生不停的逃离，单位换了一家又一家，可是每一家都大同小异。他开始夜夜失眠，心情烦闷急躁得想抽自己的耳光。慢慢地，耿维生竟有些害怕见人了。
　　耿维生的最后一份工作是2010年7月找到的，他应聘到一家集房地产、家具生产和拥有大型酒店的集团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部。这一回，完全是靠他自己。这份月薪1500元的人力资源助理的工作，让耿维生欢呼雀跃。
　　可是半个月后，公司领导不知怎么知道了耿维生竟然是公司“公关对象”的公子。于是，他被调到新项目筹建办公室任副主任，整天陪着副总经理跑项目审批等。他的身份，又是“耿文安谭琳的儿子”了。
　　耿维生要求回人力资源管理部，可被总经理拒绝了。那个晚上，他拉着人力资源部的同事张凯喝酒，喝醉的小张笑他愚：“有钱赚，还这么轻闲，感谢你的老爸老妈吧！我还想像你这样，可我的父母都是下岗工人，指望不上。当个花瓶男有什么不好？”
　　同事小张出于好意劝慰的这席话，并没有使耿维生从郁闷中走出来。一个午夜，万念俱灰的他拿起水果刀向自己的手腕割去，幸好被母亲及时发现。从这一天起，他拒绝看心理医生，也拒绝见人，一个人躲在房间里不出来。与此同时，父亲耿文安和母亲谭琳的矛盾，也越发不可调和。
　　2011年1月初，耿维生终于被送进了沈阳精神卫生中心接受治疗，他被确诊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一个原本上进的青年，如今成了心理疾病患者；一个原本和睦的家庭，也面临着解体……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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