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捐员 [你所不知道的,“劝捐员”]

　　2007年6月,卫校毕业的于津从辽宁本溪来到北京,她在同仁医院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天,眼库主任潘志强把她叫到办公室,问她想不想做劝捐员。 　　“劝捐员?”于津一头雾水。
　　迄今为止,劝捐员,对于很多人来说仍然是一个陌生的职业。2003年5月,深圳市眼科医院护士陈淑莹成为中国首位职业劝捐员,其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劝患者死后捐献眼角膜。
　　“你考虑一下吧,”潘志强解释完这个工作后,补充了一句,“肯定会挨骂,可能会挨打,而且待遇也不好,一个月1000多元钱,比护士低得多。”
　　于津考虑了整整一个月后才决定接受这个挑战。
　　
　　“年纪轻轻的干点什么不好?”
　　成为劝捐员之后,于津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北京近郊的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她了解到,在这所医院里,平均每天要送走两个人。从劝捐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好地方”。
　　于津选定了一位50多岁的中年人,壮着胆子就上去了。实际上,她几乎没得可选,“那里家属特别少”。
　　通过交谈得知,这位中年人的儿媳妇患了宫颈癌,晚期。
　　于津问他:“你对捐献眼角膜这个事情怎么看啊?”
　　“挺好的啊,为社会做贡献。”
　　眼看谈得差不多了,于津向他介绍了自己的身份,问能不能和他的儿媳妇谈谈。对方听了之后,连连摆手,“不行!不行!你这个人这叫什么思想啊!年纪轻轻的干点什么不好?”说罢,起身便走。
　　三个月里,于津一个也没有劝成。明天该去哪个医院?见到人家第一句话怎么说?这是每天晚上于津最为头疼的事情。
　　
　　“你们的出现特无情”
　　2008年春节期间,于津终于等来了第一个捐献者。从此,她特别愿意看到自己的手机上出现陌生号码的来电,因为这代表着一个可能的捐献者。
　　法律规定,眼角膜捐献必须是死后捐献,禁止活体捐献。出于运输和保存等医学上的要求,于津和她同仁医院的同事们必须在捐献者去世6个小时之内赶到现场,取出病人的眼角膜。
　　“获取眼球的最佳时间一般在去世后3个小时左右,这样取的时候不会出血,血液已经凝固了。”于津说。
　　这意味着当捐献者家属还沉浸在生离死别当中时,于津他们却急匆匆地赶过去,在家属的心头再插上一把刀。
　　“你的话语很真诚,你的眼睛也很亮,但是你们的出现特无情。”一位捐献者家属曾经这样对于津说。
　　于津害怕面对的是活人的目光。
　　2008年4月16日,于津和眼库同事们赶到酒仙桥医院,89岁的捐献者唐琳刚刚过世。家属很快签了字,正当他们准备进行眼角膜摘取手术时,一位家属提出了一个问题。
　　“需要把我妈的眼球也摘了?还是只取眼角膜?”
　　“得把眼球一起摘了。”于津回答的声音很小。
　　一时间,病房里一片死寂。捐献者的儿子眼泪一下涌出来。
　　“只摘眼角膜不行吗?我们不知道还要摘眼球啊!”捐献者的女儿、68岁的唐丽清,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于津。
　　“只取眼角膜容易感染,眼球一起摘,好保存,成活率高。”于津解释着,“你们如果无法接受,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所有家属的目光都聚到了唐丽清一个人的身上,大家等着一家之长的她拿主意。过了好一会儿,她转头看了一眼母亲的遗体,背对家人,快速地说了一句:“摘吧。”
　　之前,谈妥一个捐献者后,于津会在心里长舒一口气:“哇,真是不容易,终于有一个填表的了!”
　　现在,她有时候会问自己:哪里再有车祸了,别人打电话给自己,自己应不应该高兴?为什么会高兴?
　　此题无解。
　　2009年,于津的规定任务是20个,她完成了17个。今年,于津的任务是30个。“挺有压力的。”她说。
　　
　　“挑战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
　　对于于津面临的困难,同仁医院眼库主任潘志强说,“她要挑战的,其实是中国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在美国,公民考驾照时要回答“是否愿意捐赠器官,捐赠部分还是全部”。答案会被印在驾照背面,并要求签字确认。如果同意,驾照背面就会多一颗红心标记和“Organ donor” (器官捐献者)字样。这样一来,驾驶员一旦在车祸中被确认死亡,如果其驾照上印有“Organ donor”,那么医疗机构就不需要死者亲属的同意,直接对其施行器官摘取。
　　潘志强介绍,1999年,曾经有3个眼科专家联名提交了一个“角膜捐献立法”的提案,结果石沉大海,“上头的人说这个事情太小”。
　　而实际情况是,在中国,角膜病是仅次于白内障的第二大致盲眼病。据全国残疾人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现有角膜性盲人120万,角膜性视力残疾者190万,其中75%以上的患者可以通过角膜移植重见光明,但是受困于眼角膜供体严重匮乏,每年仅能完成3000～5000例移植手术。
　　《财经》杂志在题为《器官何来》的报道中披露,死刑犯被执行死刑后的尸体器官,是中国最主要的移植器官来源,长期占到90%以上。
　　这是个系统的工作,本来就应该系统地解决,而不是一家医院、一个劝捐员的个体行为。
　　于津也确实在进行一场“孤独的战斗”。2009年初,中国第一个职业劝捐员陈淑莹――于津曾经的榜样――辞职下海经商去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她一脸讶异。
　　“希望有一天我失业了,但大家都知道眼角膜捐献是怎么一回事。”于津说。这个23岁的女孩看得很开,“这就是一份工作,做的时候就好好做吧,别想那么多。”

相关热词搜索：你所 劝捐员 你所不知道的 “劝捐员” 贾冰劝捐员小品 蔡明贾冰劝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