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被岁月温柔以待,不负_父亲钟敬文的晚年岁月

　　钟敬文（1903－2002），我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创始者和奠基人之一，在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领域辛勤耕耘了八十年。早在20世纪40年代，钟敬文就提出民间文艺学的理论， 1950年参与创办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20世纪80年代，他提出了民俗学结构体系的学说，并于90年代提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等新学说，其代表作有《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下）、《新的驿程》、《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钟敬文民俗学论集》等。钟敬文从1953年开始正式招收研究生，他领导的学科成为我国第一批博士点，并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和“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五十年来，先后为我国培养了近百名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专门人才。他由此被国内外学者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在国际上享有极高声誉。
　　
　　父亲觉得
　　过年不放鞭炮是一种遗憾
　　
　　父亲在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具有童趣的老人，经常跟我们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父亲经常一个人到城里去，去和他年轻时代的诗友聂绀弩等人一起喝酒、聊天，一直到很晚才回家。在以前的年代里，这种来往可能更多。这样的事情，我知道得并不是很详细，好在他的东西，包括他年青时代的思想等，他都很喜欢记下来。现在每当读起这些东西，总会收获一些感动。
　　在年龄上，我跟父亲相差比较多，另外中间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内蒙古插队，没有和他住在一起。真正跟父亲生活在一起，是在他生命里的最后二十年。关于父亲的思想，我觉得是从他的文章中表现出来的。
　　在平常的生活中，父亲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老人。比方说我和哥哥平时写作都是用电脑，他就经常跟我们“抬杠”，觉得电脑并没有什么好处。有时候电脑出现了问题，我们请人来修的时候，父亲就会很得意地跟我们说：你看，又出问题了，电脑会经常坏吧？我就跟他讲电脑的优秀性，比如在修改文章时很方便等。在这方面，父亲一直没有体会，但是他也自己琢磨：电脑到底有什么好处呢？但是他一直没有接受。
　　政府最初禁放鞭炮那阵子，父亲很明显表示了抵触的情绪，他觉得禁放很没道理。那一阵儿，只要有人来采访他，他就跟人家说自己的观点，也不管什么情况，也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听。我就跟他说：我还是比较赞同禁放的。一来是放鞭炮确实比较危险，二来我很怕鞭炮那东西。但是他还是想不通，不赞成。站在他的角度，我想他也有他的道理。因为父亲是搞民俗学的，他认为没有了鞭炮，就没有了过年的气氛。他后来经常跟我们说起：在他小的时候，过年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个时候，过年是大家十分盼望的事情。另外他也觉得，在“过年”这种意识里，有一种民族的凝聚力，即使是几代人都在海外的华侨，到了过年的时候还是都要放炮，现在他们之所以还能够保持自己的风俗，是靠这些传统来维系的。如果没有了这种形式，海外的华人在若干年之后就找不到自己的“根”了。
　　那时候，父亲有时会喃喃自语：现在的孩子，将来到哪里去回忆过年的乐趣呢？在这件事情上，我跟父亲“争执”了很久，但是父亲还是觉得过年不放鞭炮，是一种遗憾。站在他自己学科的背景上，他觉得，这件事情的影响非常大。
　　
　　父亲扣子不会订，衣服不会补，但他会补书、修书
　　
　　父亲对于书十分痴迷。妈妈那时经常跟他开玩笑：你死了之后，就用书埋你！
　　早在20世纪50年代，父亲就经常去光顾那些旧书摊。那时候我们全家住在城里，他也有一些时间去“淘书”。他在那些旧书摊上发现了有价值的书，就把它们买回来，用针线把这些旧书“修整”得焕然一新。父亲扣子不会自己订，衣服不会自己补，但是他有自己的一套锥子、针线，这是他用来修书的“专用工具”。现在他亲手修过的那些书都捐给了图书馆，不然可以找到给你看看。这些都是50年代初的事情，后来他就没有这种时间和可能了。
　　1957年以后，父亲不能再上课了。对于当时的形势，我似懂非懂，还跟父亲开玩笑：“你去补书好了！”父亲无奈地说：“人家不要我呀！”现在想起来，我的话对于当时的父亲可能是一种伤害。
　　那时候，父亲跟一些旧书店的老板非常熟悉，直到现在，很多旧书店的店员还记得他。包括他出国去日本的时候，旧书店也是他一定要去的地方。
　　一直到“文革”以前，他总是把自己工资的一小部分交给母亲管，一大部分则留给自己，花在了大大小小的新旧书店里面。“文革”以前，父亲哪怕是像一块毛巾这样的日用品都不会自己买，把钱全都用在了书上。“文革”以后，一来父亲没有事情做，二来家里的情况跟以前比也困难了很多，父亲也就改变了许多。有时候高兴，他也买一些菜回来。对我来说，这已经是父亲天大的变化。在我小时候，父亲对于家务是什么也不会料理的。
　　对于在“文革”中的种种经历，父亲并不是十分在意，包括在钱的方面。但是在他给别人钱托人买书方面，他又显得很“精明”。在他晚年，每当有学生来看他，如果这个学生有车，父亲就会嚷着说：你有车，你带我去琉璃厂（北京一条著名的文化街）吧。他始终不能忘情于书。
　　
　　父亲说他没有时间去考虑
　　自己在“反右”时的种种遭遇
　　
　　“反右”运动开始的时候，父亲的业务工作很忙，并没有进入那种状态中去。后来毛主席在怀仁堂发表那次著名的讲话，父亲作为特约代表参加了那次会议，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之后，父亲在思想上波动很大。当时他是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副教务长，平时多忙于学校的事务。后来的教育部座谈会和校部领导干部座谈会，父亲本来没有打算去参加，但是别人多次动员他，一定要他去。他去了之后，说了很多话。那些话直到现在来看还是比较厉害的，也直接导致了他被划为“右派”。
　　在40年代末，父亲算是比较“左倾”的人士，我们全家后来来到北京，也是在地下党的安排之下。所以父亲虽然没有入党，但总觉得自己算是党的外围成员，没有什么二心，所以说话也就没有什么顾忌。那时候我还比较小，这些事情父亲很少跟我谈起。我想当时他说那些话，也许是他的一种自然流露，只是想制止一些工作上面的问题。
　　父亲来到北师大以后，一些跟他一起从南方过来的教授感觉到学校里有些人身上还保留着老式的官僚作风，父亲和那些教授跟原来学校里的那些人自然就有一些冲突。这些情况，在父亲晚年时的文章中都有提及。但是总的来说，“反右”运动并没有把父亲打垮，在那种情况下，他还是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在不能教书、不能发表文章的情况下，父亲还是写了几篇关于晚清民俗学方面的文章，花了很大的工夫。身处夹缝之中，父亲还是要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父亲恢复工作之后，又开始在学校带研究生。对于那些在以前的运动中伤害过他的学生，只要现在可以合作，他都既往不咎。那时候，他觉得自己年龄大了，有很多民俗学的工作等着他去做，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在“反右”时的种种遭遇。
　　
　　父亲临走之前，希望自己能够过一个“洋节日”
　　
　　生命的最后几年，父亲对于自己的寿命显得十分自豪。父亲年轻的时候，应该算个文弱书生，还曾经得过几场大病。年轻的时候，父亲曾经写过诗，他经常怀着诗人的那种抑郁情绪，觉得自己活不长，也就是三四十岁的寿命。没想到一生磕磕绊绊地走过来，他竟然活到了一百岁。那几年，他在给别人题词的时候，总是自豪地在落款中写上“时年九六”、“时年九七”等字样。别人问他长寿有什么诀窍，他回答说：我的诀窍就是不想，不去想能活多久，就这么活过来了。
　　我觉得他总是有一种年轻人的心态，总是觉得自己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他就是要坚持着把事情做完。在别人眼中，父亲是一个哲人，但是在他生命中的最后时刻，他并没有意识到他就要走了。对于他那时的身体状况，我们也一直在瞒着他。我觉得这对于一个老人来说显然更好。
　　在他的晚年，父亲也有自己的烦恼，那就是经常有人来找他写字。对于那些民俗学界举办的活动，他还是很高兴给他们题字。但是有些人则是觉得父亲是个名人，只是想要他的字作为纪念。人家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找过来，父亲不好推辞，只好给他们写。但是在私下里，他也对我们发发“牢骚”：我又不是专门写字的。但是只要有人来，他还是很难推辞人家。
　　那时候父亲就住在这间屋子里面，虽然有暖气，但是他总是说不够暖，执意要我们给他生一个炉子。他在炉子上面放上一个水壶，水壶上面冒着热气，他最喜欢的就是坐在炉子旁边看书。虽然我们觉得在木地板上生炉子很危险，况且旁边还有那么多书。但是看他那么高兴，也就只好依着他。
　　每当他坐在炉子旁边，总是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他觉得在这样的氛围中，仿佛又回到了老家的那种情境之中。
　　临终前的一个月，在医院里，父亲还觉得自己的状态很好。有一次他偷偷地对我说：你去问问医生，什么时候让咱们出院？那时候，他对我说：我再活一两年应该问题不大。当时医生说应该可以坚持两三个月。
　　就是在医院中，父亲也不肯闲着。那时候，去看望父亲的学生络绎不绝，他就让人家把自己的论文带到那里给他读，他听完之后再提出意见。父亲那时候住的是特护病房，据当时的护士说，有的时候，父亲和他的学生们在病房里兴高采烈地讨论问题，俨然一个小型的学术研讨会。
　　父亲在临走之前的那个圣诞节，像个孩子一样，希望自己也能够过一个“洋节日”。我们给他买了很多小玩具，挂在病房里面。学生们给他买了一棵圣诞树，放在病房里增加气氛。别人问他有什么感受，他说有一点无奈，毕竟不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借那次机会，他还问了几个研究生开题报告的情况。但是最后他还是走了，我们感到很悲伤，也很突然。
　　
　　父亲觉得时间紧迫，而“民俗学正青黄不接”
　　
　　父亲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从事民俗学的研究活动。新中国成立之后，民俗学曾被否定，研究一度中断。
　　1978年之后，父亲自己出面联合容肇祖、白寿彝等七位老先生联名给有关部门写信，要求成立“民俗学会”。那时候他已经将近八十岁了，经常自己一个人坐着公共汽车，去那几位老先生的家里，跟他们商讨成立“民俗学会”的事情。后来成立“民俗学会”的意见得到了批准，终于在1983年得以成立。民俗学会的成立对于推动整个民俗学学科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也让父亲感到十分振奋，觉得这个机会来得很不容易。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二十年，他的心思几乎全都放在了民俗学科的建设上。
　　除了忙于民俗学会的事情，他还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在北师大的博士点培养学生。一开始的时候，是他的一个大弟子代他招学生、教学生。后来他的大弟子不幸去世，父亲便亲自上阵。对于自己招进来的学生，父亲皆悉心指导。不但如此，他还四处办高级研讨班，让那些喜欢民俗学而又没有机会读研究生的人得到机会学习。很多人对于父亲的做法感到不理解，觉得他都那么一把年纪了，应该待在家里颐养天年。可是父亲说：我心里着急啊，民俗学现在是青黄不接，要多培养一些人才。
　　由于放了太多的心思在整个学科的建设上，父亲自己的专著反而没有时间去完成。不过人的精力真是不一样，后来我翻看他文章的目录，发现他在20世纪80年代所写的文章还都是比较长的。原来这间屋子里还有一张小桌子，现在已经送给了现代文学馆，父亲当时的文章就是在那张小桌子上面完成的。
　　那时候，父亲每天早上都要出去散步，想起什么事情，就走到学生宿舍去找学生们商量。那些学生每天开夜车都开到很晚，所以对老师的造访都很“害怕”。现在学校里还有一些看宿舍的老工友对父亲的印象非常深刻，说他大早晨就到学生宿舍来敲门。
　　
　　父亲的孤独
　　
　　父亲跟他的学生们的关系可以说是其乐融融，他也从来没有那种大学者的架子。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跟民俗学这种学科有关系，每年到了端午节、中秋节这种传统的节日，父亲总要组织他的学生们一起搞联欢活动，大家坐在一起一边吃一些东西，一边讨论他们学科的问题。一直到90年代，一有可能，他就对他的学生们说：今天我们去春游！叫上他的十几个学生，自己租车、带饭，一起到郊外去。有的时候没有经费，父亲就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一部分来作为出去玩的费用。父亲去世之后，每当到了春游的时候，他的学生总是说：先生要是还在，一定又带着我们去春游了。
　　在日常的工作中，因为比较累，父亲总是在下午三四点钟找个学生一起去散步。实际上，说是散步，讨论的却是那个学生的论文，应该怎么写、应该参考什么书等。所以他的学生们都是争先恐后跟着自己老师去散步。这种情景，总是让我想起潘光旦先生的“从游论”，潘先生认为：教育乃是大鱼引导小鱼游。以此来比喻父亲和他的学生们，应该也算贴切。
　　虽然我们在父亲的晚年一直跟他生活在一起，他身边也有那么多的学生尊重他爱戴他，但是有的时候，他还是有孤独的感觉。这种孤独，不是生活上面的，我想应该是思想上的。作为他的子女，却也无法理解他的那种孤独，虽然我跟他是那么亲。
　　有时候，父亲会跟他的朋友和学生说起他的孤独，那些内容不再仅仅限于民俗学内，还包括哲学、时政等方面。对于时下的现象，他认为不能只是看别人怎么说，还要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自己分析出结果。有的时候，父亲的思想在现实环境中可能并不是很合时宜，也不能发表出来，但是他会跟朋友们说起。有一次他说：反正我也是这把年纪了，还能把我怎么样？
　　父亲去世之后，我常常想起他早晨起床之后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书桌前想事情的情景。后来我整理他的文稿，看到一些他在那些早晨即兴写下的诗，那种孤独的感觉依然能够深深地触动我。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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