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杨家岭观后感【毛泽东在杨家岭的岁月】

　　从1937年1月13日至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曾驻延安,又从这里出发,走向全国胜利。因此,延安被誉为革命圣地。 　　毛泽东在延安生活、战斗了十个春秋,先后搬了四次家,其中在杨家岭居住的时间最长,从1938年11月到1943年10月,差一个月就满五年。
　　
　　一
　　
　　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党中央负责同志进入延安后,最早住在延安凤凰山下的窑洞里。
　　在那里,党中央、毛泽东审时度势,精心运筹,终于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适时地将国内阶级斗争的车轮推上了抗日民族斗争的轨道。
　　在那里,毛泽东椽笔定乾坤,写下了被列入世界十大军事名著的《论持久战》。
　　1938年11月20日是个星期天。人们刚吃过早饭,突然传来飞机的轰鸣声。刺耳的防空警报顿时打破了延安的宁静,市井街衢腾起了黑色烟柱。
　　这是日本侵略者第一次空袭延安,炸弹爆炸的声音使大地都在震颤。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刚刚进入防空洞,又一批敌机飞临党中央驻地上空,机翼上的太阳旗图案都看得一清二楚。第二轮轰炸后,历史悠久的延安古城变成了一片废墟,一堆瓦砾。就在那天,党中央决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立即转移到杨家岭。毛泽东说:“这个,没有完,今天的轰炸是个开头,它还会来的,说不定就是明天。”
　　于是,中共中央连夜搬到了杨家岭。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第二天天刚亮,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再次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好在延安军民已有准备,都撤到了安全地带,没有人员伤亡。
　　杨家岭在延河对面,距延安旧城有五里多路,当年只有十几户人家。
　　这是一条很深的山沟,沟内树木繁茂,遮天蔽日。从外面、从天上根本看不到山沟里的机关与人员。
　　中共中央从凤凰山麓搬到杨家岭的首要考虑就是安全。实践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在以后的岁月里,日本飞机对延安进行了多次轰炸,有时候一天两次,每次飞机多达数十架次,一次投弹数十枚到数百枚。可是,杨家岭这个地方,敌机从来没有光顾过;部队挖的防空洞,也从来没有使用过。
　　中共中央搬到杨家岭后,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缺乏住所。原先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一下子进驻这么多的机关人员,住所当然是个大问题。为此,中直机关的工作人员和警卫部队,全都动员起来,自己动手,开挖窑洞。现在杨家岭供人参观的那些挂着某领导旧居或某机关旧址牌子的一排排整齐的窑洞,大都是那个时候挖成的。
　　为了防范敌机轰炸,机关学校还挖了许多防空洞,有的防空洞就和居住的窑洞连在一起。夏天的时候,防空洞会产生一些幽幽的凉风,把帘子吹得飘起来。
　　1942年2月,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他十分风趣地说:这些作风不正,并不像冬天刮的北风那样,满天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种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
　　参加整风的干部、学员都有挖窑洞、挖防空洞的经历和体验,因此,听到“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不由得哄堂大笑。
　　
　　二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有几个理论创作的辉煌时期,延安十年是其一,而杨家岭时期更是他理论创作的巅峰。仅就《毛泽东选集》来看,延安时期写作的占到总量一半以上。如果按毛泽东所住地点先后统计,为:
　　在凤凰山窑洞里写了十六篇;
　　在杨家岭窑洞里写了四十篇;
　　在枣园窑洞里写了二十九篇;
　　在王家坪窑洞里写了八篇。
　　在杨家岭,毛泽东住两间窑洞,里间是寝室,有一张木床、一个小木方凳、一个木箱;外间是办公室,有一个旧书架、一张作为办公桌的旧方桌,还有一些小方凳。美国作家斯特朗在访问记中写道:党的负责干部,住在寒冷的窑洞,凭借微弱的灯光,长时间地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有物质享受,但是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
　　1939年,毛泽东已经四十六岁,长期的战争磨难和艰苦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但是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他一面紧张地处理着战争年代的繁杂工作,一面坚持进行理论研究,常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
　　当时担任他的保卫参谋的蒋泽民回忆道:
　　“毛泽东写文章是非常辛苦的。延安地区没有电,夜晚,毛泽东写文章时点两根蜡烛照明,烛光昏暗而又跳动,很影响视力,容易使眼睛疲劳。毛泽东写累了,就揉揉酸胀的双眼,再继续写。一夜之后,他的脸上沾了一层烟灰。毛泽东写文章用的是毛笔。写前打好腹稿,然后挥笔而就。他写东西时,桌子上一般不放书籍和报纸,不参照别人的东西。他埋头书写很长一段时间后,往往要停下笔来休息几分钟,或者点燃一支烟吸,或者站起来,到外面的空场上走一走。如果他表情是平静的,面带微笑,和我们或公务员唠几句嗑,那么他已经完成一部分文稿了。毛泽东写好的文章,有的进行反复修改后,让我们送给中央首长传阅,有关军事方面的文章都要送给朱德看,政治方面的文章送给王稼祥看,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后,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他再一次修改。”
　　
　　三
　　
　　延安时期,中央党校是专门培养党的中高级理论干部的学校。自1942年2月1日至1946年春,毛泽东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更是不同寻常,这项任职是和延安整风运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1943年,为了给学员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活跃师生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央党校修建了一座占地一千二百平方米、可容千余人的大礼堂。将要竣工时,人们左看右看,虽然建筑物雄伟、宽敞,可总显得少点什么。有人提议在正面挂个题词什么的。一说题词,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范文澜先生。但范老试着写了几条,连自己也不满意,于是提议去找毛泽东。 毛泽东欣然命笔,“实事求是”四个雄健潇洒的大字跃然纸上。
　　题词拿回来后,党校的工作人员立即找来了能工巧匠,选了四块方方正正的石料,将麻纸铺在方石上,照笔画开凿,字形分毫不差。
　　毛泽东将“实事求是”作为中央党校的校训,给人们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不仅因为这一校训是针对当时存在于党内的脱离实际、崇尚空谈的教条主义,更主要的是毛泽东赋予“实事求是”以全新的含义。毛泽东认为“是”就是事物的规律,“求是”就是认真追求、研究事物的发展规律,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工作的向导。毛泽东还解释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这个“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
　　这样,经过改造后的“实事求是”已进入哲学最高领域,成为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有力的思想武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正如后来邓小平所说:“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毛泽东大力的推介与宣传,“实事求是”才这样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成为使用频率很高的政治术语。
　　
　　四
　　
　　1941年 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天正下着大雨,突然,一道闪电划过,会议室遭到雷击,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雷击死。这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了边区。一位农民的一头驴正好也死于雷击,他借此发泄不满,逢人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劈死毛泽东?
　　这话传到了延安保卫部门,他们要把这个农民当做反革命抓起来。毛泽东知道后加以制止。这件事引起了毛泽东深深的思考:一个农民为什么会这样恨我? 它到底反映了我们工作中的什么问题?毛泽东决心要调查一番。
　　调查的结果和粮食有关。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后,作为“特区”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最初的粮源有两个:一个是征粮,征粮的对象主要是地主和富农,中农负担很轻,贫农全无负担。另一个是边区政府拨款采购。那时,边区的财政收入有海外华侨、国内民主人士和抗日团体的捐款,以及国民党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的结余部分,取之于民的赋税担负很少。然而到了1940年秋天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那一年,边区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祸不单行,国民党政府又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边区的外援全部断绝。这样,边区没有财力采购,只能全部依靠从民间征粮了。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决定1941年征粮二十万担。这比1940年征收的九万担公粮增加了一倍还多,是抗战以来边区征粮数字最高的一次。陕甘宁边区本来就地广人稀,土地贫瘠,出产不多;征收的公粮成倍增加,群众负担太重,自然就引起不满情绪。
　　毛泽东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农民不满的原因调查清楚了,办法自然也就有了。其一就是进行大生产运动。其实,在雷击事件以前,三五九旅在王震带领下已经开进南泥湾进行垦荒,自力更生地解决吃穿用的问题。党中央决定将大生产运动推广到全边区去,推广到各行各业。其二就是实施李鼎铭先生提出的“精兵简政 ”主张。这两项举措简而言之,就是既开源又节流。
　　经过两三年的艰苦奋斗,边区各部门的经费自给率已达到一半以上,取之于己的部分已超过取之于民的部分。对此,毛泽东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
　　边区的财政渡过了难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再没有人骂娘了,不仅如此,边区的农民还用陕北民歌的老调唱出了填了新词的《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五
　　
　　走过杨家岭毛泽东的旧居,就会看到墙壁上悬挂着的毛泽东身穿打了大块补丁的棉衣棉裤,给干部作报告的照片。看到这幅照片,有的人也许很难理解,身为一党领袖的毛泽东,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吗?穿得如此朴素是不是太寒酸?其实,要穿得好一点并非不可能,但是毛泽东自觉实践着他亲自倡导的艰苦奋斗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我党领导的革命不断取得胜利。
　　 毛泽东在延安时,仅有三件衬衣,穿破了,他舍不得丢,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直到破得实在穿不上身了,就让人把三件补成两件,继续穿。警卫员见此情形,曾多次提出给他换一件新的。毛泽东不但不同意,反而给警卫员算了一笔账:“咱们现在是困难时期,全国几十万军队,一人换一件,该得多少布和棉花?”这一算,大家无话可说了。
　　毛泽东穿的棉衣就更不用说了,不但灰色褪成了白色,而且袖口、胳膊肘、膝盖等好几处补了一层又一层补丁。拆洗后,再也无法补了,警卫员便偷偷给他领了一件蓝布新棉衣。毛泽东没有穿,责备警卫员道:“为什么给我换新的?还是穿旧的好。”
　　警卫员说:“旧的实在缝不起来了。”
　　毛泽东看了看领来的新棉衣,问道:“你们都是穿蓝色的棉衣吗?”
　　警卫员答:“不是。我们穿的是灰的。”
　　毛泽东一听,立即叫警卫员把蓝色的棉衣换成和战士们一样的灰色棉衣。
　　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身体力行,亲自参加生产劳动,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在杨家岭自己居所的坡下开垦了一块荒地,并亲自种上各种蔬菜,为全党树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榜样。
　　 1940年,在杨家岭的窑洞前,毛泽东宴请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席上的佳肴只有战士们自己种的蔬菜和邻居送来的一只母鸡。而在重庆,蒋介石请陈嘉庚吃饭,一顿饭就花了八百大洋。这两顿饭的差别,使陈嘉庚对两个政党的差别有深刻的感受。
　　回去之后,他曾这样记述自己延安之行的感受:“余观感之下,衷心无限兴奋,喜慰莫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由是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六
　　
　　在杨家岭,机关工作人员与警卫部队还在毛泽东的号召下,自己动手修建了中央办公厅的办公楼和中央大礼堂。
　　办公楼于1941年建成,因形似飞机亦称飞机楼。整个建筑共三层,一层的北翼为中央图书室,南翼为中灶饭厅。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央大礼堂是1942年竣工的。以后,中央的大型活动多在此举行。
　　中宣部于1942年5月在那里召开文艺座谈会,有近百人参加。毛泽东亲临会场听取意见,并作了重要讲话。
　　1945年4至6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礼堂隆重召开。主席台上方的横幅上醒目地写着十二个大字:“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中国共产党筑成了自己独特的第一座理论大厦――毛泽东思想。大会通过的党章,第一次写入了这样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
　　杨家岭虽说隐蔽、安全,但却不是理论研究、著书立说的理想处所。施工建设,噪音很大,特别是修建办公楼,就在毛泽东住所的下面,叮叮当当凿石头的声音,一响就是好几个月,实在影响他的工作与休息。
　　再有,中央直属机关比如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职工运动委员会、青委、妇委、政策研究室等,均设在这不大的山沟里,人员来来往往都要经过毛泽东的窑洞前面,难免发出声响。而中央书记处又特别需要清静。
　　1943年10月,尽管杨家岭的土木施工已经结束,中共中央还是下决心将书记处迁到枣园。这样,毛泽东离开了杨家岭,搬到了清静秀美的枣园。■
　　(责任编辑/吕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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