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的最后岁月]宋庆龄陵园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五十二岁的宋庆龄回到了阔别八年的上海市。她将上海莫利爱路二十九号寓所(今香山路七号)移赠国民政府作为“孙中山纪念馆”之用。此后暂居靖江路四十五号(现桃江路号)一幢两层楼房,但较为简陋。根据蒋介石手谕,国民政府“行政院”将林森中路一八○三号的花园洋房(今淮海中路一八○三号宋庆龄故居)拨归她专用,产权亦归宋庆龄所有。但直到1949年春,宋庆龄才从靖江路迁居这里,一直到解放军进入上海。
　　1949年夏季,新中国的诞生已经指日可待。6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决定派一名特使带着两人的亲笔信专程前往上海邀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建国大计”。这位特使就是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领导层很担心宋庆龄不会同意到北京来生活。因为北京对宋庆龄来说是个伤心地,1925年她三十二岁时曾在这里目睹丈夫孙中山病逝。但面对中共领导人的再三恳切邀请,宋庆龄还是答应北上。8月28日,宋庆龄应邀从上海来到北京,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她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1日出席开国大典。
　　因工作需要,宋庆龄在北京分配到一个新住址:东城区方巾巷十五号一个四合院。当年,画家徐悲鸿和夫人蒋碧薇从日本考察归来时,就曾由康有为安排,居住在此。此后几年间,宋庆龄经常奔波于北京、上海两地。她曾风趣地说:“到北京去是上班,到上海来是回家。”
　　1958年盲目浮夸的“大跃进”运动,给国民经济和老百姓生活带来灾难。20世纪60年代“严重困难时期”,物资匮乏、物价飞涨、黑市猖獗,连宋庆龄的生活费也很拮据。周恩来总理得知后,指示国务院管理局,每月特批给她三百元补助费。但宋庆龄不愿搞特殊化,始终不肯接受。几年后有一天,管理局打电话让宋庆龄的生活秘书去领取补助费,因为那笔专款已经积累到三万元了。杜秘书立刻写纸条请示宋庆龄:“首长,国务院通知让我们领您的补助,是让他们送来还是我去领?”保姆把纸条递交给在二楼卧室办公的宋庆龄。宋庆龄写了批语后保姆又把纸条交给杜秘书,纸条上写着:“杜同志,你替我谢谢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好意,我的钱够花。”
　　1963 年4月,宋庆龄七十岁了,国务院安排北京后海北沿四十六号(原清朝醇亲王府)为她的常住地(今北京市宋庆龄故居)。但她对上海淮海中路的住所依然眷恋,只要条件允许或逢年过节,她必定回上海居住一段时间。
　　1978 年12月31日,宋庆龄回上海过春节,至 2 月底返京。前后居住三个月,是她最后一次回上海。
　　根据她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宋庆龄日常生活非常俭朴。一日三餐很简单,早上是一杯酸奶、两块烤面包,中午两菜一汤,晚饭是一碗馄饨或是稀粥。大师傅做啥她吃啥,从不挑剔。只有在宴请中外宾客时,伙食才有所改善。
　　1979年国庆后的一天,宋庆龄在北京家里招待外国友人,她特意亲自做了一道红白相间的酸辣汤,并微笑着解释说:“鸡血是红的,豆腐是白的,可以叫它‘国共合作汤’吧。”她希望有生之年海峡两岸能够统一。
　　宋庆龄作为国家领导人,工资为每月五百七十九元五角(购买力约合今日一万多元)。她时常用自己节省下来的钱,帮助一些曾在孙中山身边工作过而家境困难的同志,或是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因而经常不够开支,几乎没有积蓄。
　　 她的穿着很朴素。在宋庆龄身边工作多年的几个秘书回忆:从没见她买过一身高档服装。在家里,她穿的衣服与老百姓穿的没有两样;只有在出席外事活动时,她才讲究服饰,挑选质料较好、款式大方高雅的衣装。会客之后,一回家立即又换上便服。
　　1978年5月的一天,杜秘书陪同她到人民大会堂开完会后,她说自己的身体有些发胖,想买件合适的衣服,就到东长安街不远的友谊商店选购。她选中了一套服装,但是一看价格三千多元(约合如今六万元),她连连摆手说:“太贵,太贵!我们国家还不富裕,不能那么奢侈。”
　　宋庆龄卧室的镜子两边裂了缝,秘书提出给宋庆龄买新的,但她却说中间是好的还可以用。就连卧室内的地灯灯罩,也是用旧窗帘缝制的。
　　在宋庆龄寓所里,设备都比较陈旧,没有成套的家具,中央领导多次想给她换新家具,均被她婉言谢绝。在她的寓所里,最值钱的家什就是多年前兄弟宋子文送给她的那架钢琴。
　　周恩来总理知道宋庆龄很欣赏中国传统工艺品,便送给她四幅湘绣大师的作品,宋庆龄很喜欢,把它们挂在了二楼通往暖房的一间房子的墙壁上。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因长期血癌,病逝于北京,终年八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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