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和他的另一支部队】 一支现代部队穿越小说

　　 　　“空军有两支部队,一支是几十万人的作战部队,一支是五百人的文工团。”这是共和国首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的名言。 　　刘亚楼认为,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同等重要,而文艺工作在政治工作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因此他把文工团当做部队使用。
　　
　　“要看戏,找空政文工团”
　　
　　刘亚楼对文艺的喜好和看重,早在红军时期就已显山露水。他的部队有不少文艺人才,他对这些文艺人才也特别爱护。1934年春,在中央红军开展的“红军青年冲锋季”竞赛活动中,他带头唱歌演戏,还学拉二胡、吹口琴,屡屡获彩,受到总政治部的表扬。
　　赴苏留学期间,他又学会了跳舞,学会了弹吉他,尤长于弹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苏联歌曲。
　　空军组建不久,一个月后即在长春成立空政文工团。1950年国庆前夕,文工团奉命进京汇报演出,刘亚楼亲自接见并宴请全体演职人员,他热情洋溢地说:“你们来自不同的部队,今后不管是从哪里来的,都是我们空军的人,我已经把你们的棺材准备好了,你们就做好打算,在空军干一辈子吧!”听得演职员们心里热乎乎的。
　　1951年6月,文工团从长春迁到北京。以后,每当空政文工团调来一批新演员,刘亚楼少不了都要说这番让人过耳不忘的话,都要强调文艺工作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深入基层,赴高山海岛、边陲哨所采风,拿出过硬的作品来。
　　鉴于在全军第一届文艺会演中,空政文工团获奖较少,1958年,要强的刘亚楼便亲自抓空军的文艺工作。他下令撤销各军区空军文工团,把全空军文工团的主要力量集中到北京,扩大组建成空政文工总团,下设歌剧团、歌舞团、话剧团和军乐队,共五百多人。
　　 这年,刚成立不久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空战片《长空比翼》。影片拍完后,军委请刘亚楼负责审查。这场空战影片给刘亚楼很大启发,他想搞出一台反映新中国飞行员的大戏。文工团据此指示,开始创作排练话剧《年青的鹰》。刘亚楼多次找来剧作者叶槐青商讨立意,指出在剧中要充分体现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反映“一域多层四四制”空战战术原则和人民空军在战斗中成长的历程,他还亲力亲为,字斟句酌地修改台词。
　　1959年8月,《年青的鹰》代表空军参加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剧目,取得成功。周恩来称赞说:“这个戏演得很好,很成功,把空战搬上舞台是个独创,天上的仗拿到地上打,空战看不到飞机很新鲜。这个戏看一遍不行。我还要再看看,要用脑子才能提出问题。”他还对其他领导人说:“这个戏对青年人教育很大,让孩子们看看很好。”
　　此后,空政文工团又推出《以革命的名义》、《渔人之家》等剧,每部都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空政文工团从此在中央首长那儿挂上了号,经常到中南海演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都曾给予文工团很多关怀。当然,最直接的关怀还是来自刘亚楼,他把文工团看成是他的另一支部队。空政文工团正是在这种关怀中逐渐成长起来,在三军乃至全国都赫赫声名,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全国的文艺发展,当时有时评:“要看戏,找空政文工团。”
　　
　　洪钟大作,成为《东方红》的基础
　　
　　1959年后,连续三年的困难和灾害,加上国际上各种反华势力也借机在政治上施压,新中国处于“高天滚滚寒流急”、“万花纷谢一时稀”的境地。严酷的现实赋予文艺工作者神圣的使命,那就是尽快拿出一批讴歌民族气节和英雄主义气概的鸿篇大作。
　　
　　1960年底,刘亚楼访问朝鲜归来,还没歇口气,就把空政文工团总团副团长兼歌舞团团长牛畅叫来,一见面就说:“我告诉你牛畅,你们歌舞团不要一天到晚老是唱些个有气无力的歌。我在朝鲜空军的一个大机库里,看到三千名人民军将士演了一出大歌舞,叫《三千里河山》,很有气势,很鼓舞人心。贺老总和罗总长也表示赞赏。我把他们的节目单都给你带回来了,你拿回去好好看一看。我们空军要带头,拿出一部反映我们中国革命斗争历史的大型歌舞剧来。”
　　牛畅明白,这个以严厉、果敢、好胜著称的将军,是在给他下一个战斗命令。他静静地听着将军说下去:“我们的同志不理解革命历史,不懂得艰苦奋斗,你们文工团就应多唱一些革命歌曲,让同志们重温一下我军走过的艰苦历程,这是有教育意义的。一唱起那个时候的歌曲,立刻会使人回忆起那些值得记忆的战争年代。它会给我们力量去奋勇开拓未来。素材和歌曲尽量用以前的,用当年的歌曲反映当年的历史嘛。如果没有那么多歌,就用主席的诗词作曲。牛畅你听着,三个月以后一定要拿出我们自己过硬的东西来,到时我要来看你们的演出。”
　　刘亚楼军令已下,牛畅深知就是头破血流也要完成这个命令。回到团里,他立即牵头组成一个八人创作组,去执行这个特别的命令。
　　根据刘亚楼的设想,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工作,创作组拿出了四万余字的剧本。之后,近三百名演职员投入紧张的排练。
　　在排练中遇上一个问题:这么多红军时代的歌曲从哪来?问题反映到刘亚楼那儿,刘亚楼专门号召在空军工作的老红军、老干部贡献历史歌曲,他自己也凭回忆提供了《拥护全国工农代表大会歌》、《抗大校歌》、《兄妹开荒》等近十首历史歌曲。他提出要加上二方面军及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内容,审查时又亲自安排歌曲顺序。
　　刘亚楼还邀请军内外的一些老同志来指导这台节目的排练。谭政大将的夫人也亲自来团示范表演了红军歌舞《八月桂花遍地开》,边唱边跳,热情传授。红军老文艺工作者、杨尚昆的夫人也来团指导,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刘亚楼自始至终指导着这出戏的创作排练,他和分管文工团的空政副主任王静敏常到排练现场指导,一边看彩排,一边提修改意见,对人物、布置、朗诵词都一一过问。他的记忆力惊人,许多歌词记得清清楚楚。文工团员唱错了的,他马上给予更正,尽量让他们能更真实地反映出历史的本来面貌。他还数次把词作家张士燮等人请到家中,当面听取他们对剧本和音乐的修改意见。
　　
　　在最后的排演中,只要能抽出时间来,刘亚楼几乎场场都到。这对演员是个极大鼓舞。刘亚楼和文工团导演并坐在一起,聚精会神地观看演出,对每一个表演动作,对每一句唱词,他都认真地揣摩,发现问题马上告诉导演。有时还特意走到乐池或礼堂后排,了解乐队是否压唱。他说,乐队伴奏要强调“伴”字,不要喧宾夺主,不要搞“自杀”政策。排练告一段落后,他站在台上给大家即兴讲评,提出修改意见。演员们亲切地称他为“司令员级的导演”。
　　经过精心苦练,终于要和军内外广大观众见面了。该取个什么名字呢?刘亚楼本来定作《光辉的历程》,但军中有人反映空军“好大喜功”,只好忍痛割爱舍之不用。牛畅建议叫《东方红》,刘亚楼考虑来考虑去,最后敲定叫《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名称既定,刘亚楼指示牛畅带团赴上海公演。在上海一演就是两个月,场场爆满,轰动申城。
　　剧团载誉而归。1961年“八一”建军节,剧团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公演,更是盛况空前,连演八天,场场爆满,观众达两万多人,观众对演出的反响十分强烈,尤其是亲身经历过战争的老同志更是连声叫好。其中《十送红军》一歌,很快在北京继而在全国广泛流传开来。
　　《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神州大地引起了强烈轰动,尤其是它的艺术形式,更是令人刮目相看。该剧开了大型歌舞艺术先河,只是在当时,国内舞台还没有“音乐舞蹈史诗”这一名称,究竟将它归于哪一类剧种,首都文艺界曾引起过一番争执。称它是歌剧、舞剧、歌舞剧、大合唱,都不太贴切,有人称之为“四不像”。彭真说:四不像就四不像,非驴非马,骡子更有劲。
　　
　　谁也不曾料到,这部曾被首都文艺界某些人称为“四不像”的舞台艺术作品,以其史诗般的艺术风格和磅礴宏大的气势,对中国的歌舞表演艺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62年,上海市委要求文艺部门按照空军的思路,编排出一台规模更大的节目,定名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上海市委文化局找到牛畅,要去了剧本,然后集中了上海和华东数省的五六百名文艺工作者进行创作排练,时间跨度延伸至“大跃进”。
　　周恩来看过空军和上海的两场大歌舞后,萌生了一个念头: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和新中国成立十五周年的临近,需要有一台规模更大的文艺节目,来迎接1964年的国庆盛典。因此指示不仅要把已拍成电影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全国放映,还要在此基础上,搞一个更完整地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歌舞,这就是后来的《东方红》。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总政文化部。刘亚楼表示:排《东方红》,空军全力以赴,要人给人,要“枪”给“枪”。为了统一创作思想,《东方红》剧组的创作人员看了一星期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电影,后来采用了其中包括《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南泥湾》等在内的十多首歌。
　　大型音乐歌舞剧《东方红》取得了巨大成功,总导演周恩来在总结会上对空政文工团付出的辛勤劳动予以肯定,他特别提到:《东方红》是在空政文工团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上海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两个歌舞的基础上创作排演出来的。
　　空军流传着“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刘司令找谈话”这一说法,但在文艺工作者眼里,性烈如火的刘亚楼并不是随便发脾气的,他讲理,爱才,没架子,礼贤下士,还非常有学问。刘亚楼和空政文工团的许多艺术家都很熟悉,常对他们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扛了个将军牌牌有什么好说的。拿我来说吧,有多少人在我身边倒下去呀,光警卫员就牺牲了几个。我们这些人啊,要珍惜烈士的鲜血,要记住他们的牺牲,要加倍努力地工作。你们文艺工作者就是要用文艺形式来讴歌那些烈士……”
　　
　　歌剧《江姐》的幕后导演
　　
　　划时代的歌剧《江姐》,也是刘亚楼亲自指导亲自抓的轰动全国的文艺作品。
　　《江姐》是空军创作员阎肃从小说《红岩》里抽出“江姐”故事,单独编成歌剧的。1962年,刘亚楼一口气看完,连声叫好,提出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
　　在刘亚楼支持下,阎肃怀揣剧本,和编导人员几下四川,多次采访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并与江姐原型江竹筠烈士的二十多名亲属和战友座谈。经数十稿修改,形成了七场大型歌剧《江姐》剧本。
　　1963年5月,刘亚楼在空军文艺创作会议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空军形势的报告,提出了空军文艺工作的根本任务,指出:“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我们不能只搞武装,也要搞文化。”会后不久,他亲自定下了《江姐》、《女飞行员》等重头戏,并责成空政副主任王静敏具体组织,他说,虽然国家还很困难,但要保证文工团员的营养。
　　1963年9月,《江姐》进入试唱排练时,刘亚楼特地拉来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一同观看。第七场中《绣红旗》头四句唱词是:“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热泪随着针线走,说不出是悲还是喜……”罗瑞卿吟哦之余,说不如把第四句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刘亚楼深表赞同,说:“个人的一己之悲,终究不如革命大局之喜,两者孰轻孰重,确实可以也应该明朗地说出,这大概更符合以江姐为代表的全体难友的心声。”这可谓“一字千金”的修改,使唱词的意境大为增色。阎肃和编导人员从中受到鼓舞。
　　《江姐》的剧本虽然出来了,但刘亚楼一再强调文章不厌千回改,艺术就是要精益求精。剧中插曲《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有段唱词:“春蚕到死丝方尽,留赠他人御风寒;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刘亚楼经反复斟酌,将首句修改为“春蚕到死丝不断”。阎肃细加品味,觉得这一改,含意深厚,体现了共产党人至死不渝的坚定信念和人格力量。
　　在第五场,叛徒甫志高趾高气扬地带着国民党特务找到江姐所在的地下联络站。江姐顿起疑心,一边给他倒茶,一边套话。刘亚楼看到这里不高兴了,气哼哼地说:不要让江姐给叛徒倒茶,可以安排江姐做别的事嘛。随后,他还指着甫志高的扮演者刘痕数落:“你演的甫志高一点也不紧张,潇洒得很,这个叛徒应该紧张才是,他忘记了自己是什么人。”
　　
　　过了几日,刘亚楼又来看根据他的意见修改的排练。看着看着,又批评起来:“我还是不满意甫志高,太潇洒了,这个叛徒不好演,要好好体会一下,甫志高的戏出不来,是政治上的损失。”
　　批评一阵后,接着又排练。扮演者摇头晃脑刚唱几句,刘亚楼又在台下嚷开了:“你看,我们的演员同志又忘了,他一唱就忘,又开始潇洒起来了,他潇洒惯了!”
　　终于,刘亚楼通过戏剧找到了一个往甫志高身上出气的地方,替江姐等烈士狠狠“收拾”了叛徒一通。
　　刘亚楼留苏期间,看过《天鹅湖》、《卡门》等名剧,对西洋歌剧的套路颇为了解,也懂得民族唱法,所以他在《江姐》排练中提出的意见,绝不是隔靴搔痒,离题万里,而是经常能说到点子上。对此,剧组人员都服他。《江姐》的修改不知有多少次了,连阎肃都认为差不多可以了,可有一天,刘亚楼对他说:“人家歌剧都有主题歌,《江姐》也要想办法写一个主题歌加进去。”
　　别的歌剧创作,大多是先有主题歌,后有咏叹调,而《江姐》是先有咏叹调,原因就是歌词迟迟定不下来。按照刘亚楼的意见,阎肃写了一段歌词:“行船长江上,哪怕风和浪……”他又情不自禁地想到四川去了。刘亚楼看后不满意,剧组上下也都跟着摇头。
　　阎肃写了数稿,都未被通过,最后被刘亚楼关了“禁闭”。走投无路之际,他从衣兜里掏出一页稿纸,哭丧着脸向司令员报告:“上海音乐学院有位教授叫我写个关于梅花的歌词,我取名叫《红梅赞》,离《江姐》怕是远了点,您看能不能当主题歌?”
　　刘亚楼要阎肃念来听听,阎肃便抑扬顿挫地吟诵起来:
　　红岩上红梅开,
　　千里冰霜脚下踩,
　　三九严寒何所惧,
　　一片丹心向阳开。
　　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
　　昂首怒放花万朵,香飘云天外,
　　唤醒百花齐开放,
　　高歌欢庆新春来。
　　
　　听完,刘亚楼一拍桌子:“这个好啊,就这个,定了!”
　　随后,刘亚楼又召来曲作者羊鸣、姜春阳,说:“一部戏,除了精彩生动的剧情,还得要有两三首好歌起兴。写出好的歌词不易,谱成优美的曲子也难,但我们要有信心攻下这个堡垒。”
　　
　　刘亚楼亲自抓主题歌《红梅赞》的创作修改,曲作者先后谱了八首,反复比较选择,修改了二十多次才最终定稿。经过剧组上下的精雕细琢,终于使《江姐》成为一部优秀作品。1996年,在谈及歌剧《江姐》时,阎肃,这位文艺界无人不晓、有着国宝级“文艺将星”之誉的老艺术家如是说:“我始终是怀着深深的敬意感激、怀念我们的这位司令员,他是那样热情、那样炽烈地爱护、扶持歌剧《江姐》,那样鲜明、强烈、无微不至地关怀和支持文艺工作。”
　　经过近两年锤炼,1964年9月4日,歌剧《江姐》在北京儿童剧场揭开神秘的面纱。因事前在《北京晚报》刊发了公演消息,一时观者如潮,第一天就座无虚席。
　　公演第四天的晚上,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既没有通知空军,也没带随行人员,自个儿买了两张票进了剧院。演出中,周恩来有时在椅子扶手上打拍子,有时点头微笑,当看到误捉蒋对章那段戏时,禁不住捧腹大笑,邓颖超也笑个不止。虽然没有消息报道,但周恩来观看《江姐》的“口头新闻”,却还是迅速在首都文艺界传播开了:空军搞出了一台大歌剧,把总理都吸引住了。
　　10月13日晚7时,毛泽东在周恩来、朱德、董必武、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陆定一、罗瑞卿等陪同下,步入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观看演出。帷幕一拉开,毛泽东便被戏中的情景给深深吸引住了,看得很专注,不时鼓掌、开怀大笑。演出结束后,毛泽东登台接见全体演出人员,祝贺演出成功,还说:“我看你们的歌剧打响了,你们可以走遍全国,到处演出了。”
　　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纷纷在头版刊登了毛泽东观看《江姐》的特别报道及同剧组全体人员合影的照片。据悉,毛泽东一生中,只看过两部歌剧,一个是在延安看的《白毛女》,另一个就是《江姐》。■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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