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 30年代【父亲冯至的伤心年代】

　　 　　冯至(1905～1993),原名冯承植,河北涿县人。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对诗歌发生兴趣,开始新诗创作。后参加和发起组织浅草社和沉钟社。冯至在20世纪20年代以创作抒情诗著称,被鲁迅称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新中国成立后,冯至致力于翻译、教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工作,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等职。
　　
　　“大跃进”时期编写的教材成了
　　他永远的遗憾
　　
　　1957年反右的时候,我在苏联,并不知道国内的情况。有北大的人到苏联去,看到我,说起父亲,说:“冯先生开始有些不理解,后来思想逐步提高了。”直到去年,我听到父亲过去的一个学生说起当时的情况,说父亲对于当时的那种斗争不能适应,对于他那些亲密的朋友和学生被打成右派并因此妻离子散的情况十分不理解。但是他还是觉得是自己的思想有问题,还是要学着“斗争”。到了后来,他也写了一些批判别人的文章,比方说批判艾青。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写那些批判文章。但是在父亲的内心里,是非常矛盾的。
　　后来到了“大跃进”,他们的任务是要在很短的时间里编出一本德国文学简史。父亲和田德望先生带着一些青年教师一起编。在那种条件下,父亲只能把他多年教德国文学的讲稿作为基础编成了那本书的前半部分。这本书,成了他一生中的三大憾事之一。他觉得,这本书虽然是在他多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但是也不得不接受当时的一些观点,包括当时苏联和东德对于一些作家的评价,而他自己对于那些观点是不认同的。同时他也觉得这本书太粗糙,因为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他写东西,都是改来改去,最后改得他的原稿面目全非,才誊写得清清楚楚拿出来给人看。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他的老年。在他的晚年,有时候在他写东西的时候我故意跑过去逗他,要看看他在写什么,他总像一个小学生一样把他正在写的东西遮挡起来:“不成不成,我还没有写好呢!”这样一个人,几个月之内让他完成一本教材,是赶鸭子上架,对于他个人来说,则是制造了遗憾。父亲快去世的时候,外文所打算编一本集子为他祝寿,里面收集一些父亲的同事和学生的研究成果。书快编成的时候,外文所的人要拍一些父亲的书影放到集子里,父亲特意地叮嘱我:“不准拿那本书。”父亲觉得,冯至弄出那样的一个东西出来,是一种耻辱。后来给他编全集的时候,为了保持历史的原貌,编委会决定把这本书以及父亲在反右、“文革”时期写的批判文章都收进去,我觉得,我不能给父亲加以粉饰。为此,我还专门请示了季羡林伯伯,季伯伯也主张应该这样,他说:“这样子可以让人们看出,在那个年代像冯先生这样正派老实的人都要被扭曲地写这样的东西,也可以让后世引以为戒。”
　　
　　“文革”之前编写文科
　　教材让父亲感到欢欣
　　
　　后来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上面说是三年自然灾害,要大家都要克服。对于父亲这些高级知识分子,还有一些补助。给父亲补助的那些肉啊、蛋啊,他都拿去给了那些身体不好的或者生孩子的年轻教师,从来没有怨言。他的学生下乡到延庆,他也跟着一起去,吃榆树叶。
　　
　　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形势一度有所好转,对于“反右倾”进行了甄别。当时中宣部和教育部组织要编全国的文科教材,因为有感于过去扭曲的太多,所以这次编教材强调的是科学性和稳定性。这个工作是周扬领导的,组织了一大批老教授和青年教师主持这项工作。由于父亲对中国文学也有一定的了解,他撰写的《杜甫传》受到了各界好评和专家的肯定,而且毛主席也很喜欢。父亲的《杜甫传》是在《新观察》上发表的,据说当时《新观察》的编辑林元问毛泽东:“最近《新观察》有什么意见?”毛泽东说:“自从《杜甫传》登完了之后,我也就不怎么看了。”林元就把这些话告诉了父亲。后来胡乔木也对父亲说起过毛主席喜欢《杜甫传》,这些话父亲只告诉了母亲,但是他心里还是高兴的,毕竟得到了别人的肯定。就这样,编中文教材的任务就落在了父亲身上。另外他也参与了一些外文教材的讨论。这件事可是对了父亲的心思,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件他想干的事情。当时他们住在华北饭店(现在的金台饭店),搞了大概有两三年。除了学校里面一些必要的会他不得不参加以外,他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工作之中。虽然他是学校的系主任,但是他不擅长行政工作,也不喜欢。那些事情,自有他的助手在帮他料理。他之所以对这项工作这么热心,一来是这件事符合他的心愿,另外我觉得,这也是对他在“大跃进”时期编写那本教材的一种弥补。
　　
　　红卫兵对他说:“你等着,我们明天揍你来!”
　　
　　1964年,社科院成立外国文学研究所,父亲被任命为所长。这之后,父亲先是被派到安徽“四清”了一年。回来之后他积极地开展工作,父亲的意愿,就是沿着老一代文艺家们从新文化运动所走过的道路走下去。父亲有个好处,就是他无论到哪里,都能和同事们相处得非常融洽。父亲联合外文所的老教授们和年轻人,老老少少,一心想把工作干起来。1966年6月,“文革”就要开始的时候,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父亲被派去参加。会上陈毅(当时是副总理和外交部长)对大家说:“你们安心开会,放心,你们都没有问题。”
　　没想到,父亲回到外文所,针对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当时给父亲戴的“帽子”有三个:一个是反动学术权威;一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他是所长;另外他还是“黑线人物”,他有两条黑线,一条是中宣部周扬的黑线,这是文艺方面的,另一条是北大陆平的黑线,这是教育方面的。当时的学部,弄得凶极了。对于那些不明真相而给他贴大字报的群众,父亲也还能理解,让他不能理解的是个别对他很恭敬的助手和学生,也出来反戈一击,然而,他也只是沉默着,自己在心里忍着。那时候他上班就住在办公室里,周末才回北大去,然而北大也不平静,北大对他的大字报也是铺天盖地。我们在北大的家,也被红卫兵冲进去破四旧。老舍先生亲自为父亲向齐白石求的画,被红卫兵扯烂了;他从德国带回来的塞纳河畔的无名少女的面膜,多年来父亲都带在身边,被红卫兵砸了。对于这些,他当然感到不理解,但是,他都疼在心里。有一次,我们在家里接到电话,在电话那头,一个恶狠狠的声音传过来:“冯至,你等着,我们明天揍你来!”那个周末,我们一家人战战兢兢地在家里等着,我听到父亲和母亲在里面的屋子里面说:“唉,如果这样搞真能让红旗不倒,中国不变修,咱们就是粉身碎骨也甘心。”这话我现在想起来,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如果那么搞是正确的,他们宁愿牺牲自己,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对于当时的搞法产生了怀疑。不过谢天谢地,红卫兵并没有真来,我们只是虚惊一场。
　　
　　
　　诗人的内伤
　　
　　接下来就是连篇累牍的检讨,把自己的过去全盘否定。后来就是到干校去,那是在1970年,父亲已经七十五岁了。他一开始是在河南信阳干校,母亲则是在另一个地方。他是什么也不会弄的,好在在那种环境中大家还能相互照顾。每次他洗了床单、被罩,晾在外面,就有女同志喊:“这是谁的地图挂出来了?”然后就拿走帮他洗了。有一次他自己坐在门口缝衣服,周围围着一帮老乡的小孩,最后,一个小女孩勇敢地走了过去,伸出食指,说:“爷爷,我怎么看到我妈的顶针放在这个手指上啊?”原来,他把顶针放错了手指。后来干校搬到了明港,住在军营里面,条件好了一些,任务是抓“五一六”分子。父亲被派到那里去看管所谓的“五一六”分子。别人后来打趣地说:“这看‘五一六’的和‘五一六’一老一小的,到了下雨天,‘五一六’分子搀着看守‘五一六’的。”其实年轻的也不年轻了。那个时候,“四人帮”说是有一拨“五一六”分子要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他们说得无恶不作,然后大家就都批判“五一六”,抓“五一六”,大搞“逼供信”,很多人受不了就承认了。有的地方还死了人,如果将来有人要根据这些事情写个“文化大革命”演义的话,那要比哪个演义都震撼人心。这些事情现在想起来不可思议,可是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1972年,父亲作为老弱病残,提前从干校回到了北京。从干校回来之后,父亲的健康受到了很大的损害,眼睛得了白内障,走路腿也抬不起来了。那时候,他每天上午都到所里去一下。对于他来说,这十年是非常痛苦的,一方面是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更重要的是无所事事,这种无所作为的十年在他的生命中是从来没有的。
　　父亲的一生,除了早年因为和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一起发起沉钟社,从来不参与什么派别,在现实中是这样,在艺术上也是这样,他只是写自己的文章,发表自己的观点。虽然在刚解放的时候,他是比较受重视的,表面上也是很愉快的,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并不是就很愿意放弃自己独立的思考。但是他的个性是喜欢把事情闷在自己的心里,一个人默默承受。在过去的那些岁月里,他伤害过别人,但是那种伤害,同时也给他带来了伤害,而且,我觉得,这种伤害比他对别人的伤害还要深,这是一个诗人的内伤。 ■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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