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公共突发事件报道的社会效应】 突发事件 效应

　　 【摘要】近年的突发事件报道,中国媒体采取的积极应对措施是前所未有的。从去年的“5?12”特大地震到今年的甲型H1N1流感等的报道,媒体良好的引导效应很值得思考和总结。
　　【关键词】突发事件 非典 地震 甲型H1N1流感 媒体
　　
　　今年的甲型H1N1流感疫病虽然发自国外,并在欧美蔓延,但是对中国人来说也不轻松,特别是在四川确诊一例甲
　　型H1N1流感病例后,山东、北京、上海等相继又发现病例,疫情防控压力极大,全社会的关注度非常高。对此公共卫生事件报道,国内媒体与过去相比表现出了跨越性的进步。
　　
　　一、从“非典”到地震再到甲型H1N1流感,中国媒体表现出极大的进步
　　
　　对比上次地震大灾难和这次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新闻报道,不禁让人想到了2003年,国人与SARS之间的那场“战争”,想到了最初媒体的失语和不作为所造成的危害。
　　(一)“非典”与地震、甲型“H1N1”流感的对比
　　2003年2月8日,刚刚结束了7天长假的广州市民,发现整个城市正被卷入一场突如其来的恐慌中。电子邮件、手机短信都在传递着相同的信息:一种怪病袭击广东,容易传染,原因不明,无药可治。整个城市惊慌了,不少人“逃跑”,接连发生了抢购药品和食物的风潮。不少人都是在不知情、没设防的状态下一个一个倒下了。其中包括一些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者。
　　当“非典”肆虐的时候,它是谁?它在哪里?我们无从知晓,在谣言满天飞的时候,媒体没有迅速及时地报道非典的相关情况,使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无知而恐慌、混乱的状态。记者贺延光、王尧这样叙述到:作为新闻记者,面对SARS这场灾难,我们本该介入得更早,本该让更多的世人惊醒,但是我们没有做到。尽管能够找到许多原因为自己的怯懦开脱,但在不该逝去的生命面前,一切都显得那么虚伪、无力[1]。
　　相比之下,“5?12”四川汶川大地震的媒体报道却与“非典”的媒体表现形成鲜明的对比。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刘建明客观地总结了抗震救灾期间各大媒体的报道的五大特点:一是媒体反应迅速及时。二是记者运用连续报道方式,展现突发事件的延展过程,把新闻的真实性确切而逼真地推进到巨大的社会空间。三是多种媒体的联合作战。四是打破了以往突发事件报道模式,冲破了新闻披露的“单一化”、“单渠道”、“单音讯”的模式。五是在灾情和抢险报道中,体现了记者的高度责任感、职业精神和专业素养。[2]这次的甲型H1N1流感,它与“非典”同属于流行传染病类型的公共卫生事件,而这次疫情非常公开,世界各国疫情的发展和我国的发病状况,以及滞留疫病国家的中国公民的处置等,国内的各类媒体都给予及时报道,让公众真实地了解疫情事态,稳定了人心。
　　(二)我国媒体对公共突发事件报道的进步
　　就“5?12”的报道,以中央电视台为例,首先表现在反应迅速:中央电视台通过各方渠道确认消息,15点播发了字幕式滚动新闻。15点10分,第一个电话连线了重庆台记者苟海东。15点20分中断正常节目,进行了现场直播。最快的记者是随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专机从西郊机场起飞的,其次是军事部的记者从南苑机场起飞。从5月12日启动直播到5月20日算起,央视创造了中国电视直播史上24小时连续直播的一个新纪录。[3]滚动式的直播具有高透明度,全世界的公众皆能随时了解灾区的灾情。
　　随着改革的推进,公众的知情权与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在中国的新闻实践中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而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是媒体在灾难报道中不断拓展的根本动力。
　　今年甲型H1N1流感信息的披露,我国媒体的理性和及时,是让人称道的。在5月11日上午11时40分,当四川省卫生厅召开新闻通气会,公布四川确诊第一例甲型H1N1流感后,国家卫生部网站立即播报了这一消息。当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头条新闻播发的是胡锦涛总书记对这起疫病作出的重要批示;第二条是温家宝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工作会议,研究进一步加强疫病的防控工作。这次的新闻联播共有4条消息报道我国发现第一例甲型H1N1流感,次日的《人民日报》在报眼和第二条位置也对此事及时地作了报道。
　　对这次传染病情况的报道,国家主流媒体反应之快,是以前少有的。对这次公共卫生事件,新闻报道的及时公开,有效地消解了社会谣言,提高了民众的知情权,使人们能平静地对待全球蔓延的疫病。
　　
　　二、大灾报道中我国媒体难以掩盖的瑕疵
　　
　　在“5?12”汶川特大地震的报道中,媒体的表现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上至政府下至普通百姓以及国外媒体的评论,都给中国媒体以很高的赞誉。但理性分析全国各级新闻媒体在这次特大灾难事件中的表现,还是能看出一些不足之处,比如“5?12”地震的报道,媒体及记者的行为就有诸多的不足。
　　某些信息虚假――媒体的美中不足之一
　　对这次灾难报道中的虚假信息传播,我们感受很深。一些同学在成都市华西医院做志愿者时,其所看所闻,对媒体、及新闻记者不免有诸多的看法和思考。
　　 华西医院作为四川省内最大的一家医院,在地震发生后,承担起了救助大量伤员的重任。在这里可以亲眼看到从新闻报道中“走”下来的所谓“明星”灾民。同学在做志愿者的过程中,曾接触过几位这样的伤者。但是,从与本人或其家人的交谈所得信息中,发现与媒体中的报道有明显的出入,并且,几家媒体的报道,都会有内容不一的情况出现。
　　与灾难的本身相比,也许这种报道中的错误不会使人们更多地去注意,但这背后,却隐藏一件作为新闻媒体不可回避的事实,就是有些媒体及新闻记者为了让本媒体更受关注,从而扭曲基本事实,有的甚至为了制造“猛料”,不惜去炒作一些无中生有的信息。
　　灾难已经造成了社会的混乱,而此时媒体理应担负起传播正确权威的信息以安抚民心的责任,信息的虚假性会让受众对媒体的信任度大减,所以作为舆论阵地的媒体要时刻注意自己新闻报道的真实性。这次甲型H1N1流感的报道,从目前来说,媒体及记者的表现非常理性,报道及时、真实,既维护了政府的形象,又提高了媒体的公信力。
　　某些记者职业素养缺乏――媒体的美中不足之二
　　在灾区,随时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废墟上,当生还的人看到自己亲人的遗体,悲痛欲绝,哭天喊地,此时,守候一旁的“长枪短炮”开始不停的按下快门。还有在救援的过程中,一些记者不顾忌周围人的感觉和被采访者是否受到伤害,一再把镜头对准血腥和恐怖的场景,追求报道的感官刺激。还有一些新闻工作者由于缺乏经验或职业习惯,过于“勤奋”地将镜头对准早已心力交瘁、痛苦不堪的灾区幸存者,给部分幸存者增添了不必要的痛苦和困扰。在华西医院的骨科病房,“可乐男孩”薛枭一天之内被N家媒体采访。
　　按照苏珊?桑塔格的说法,这样的报道,是典型的“旁观他人的痛苦”。新闻记者素质的良莠不齐给一些伤病员造成了“二次灾害”。
　　英国学者卡伦?桑德斯指出,有关灾难的报道并不仅仅是提供一些基本的事实资料,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报道在受众和遭受灾难的人之间建立一条感情的纽带,也就是感情。[4]
　　我们在报道灾难性新闻时,应具备基本的道德素养,不应为了自己的职业炒作而扮演类似“帮凶”的角色,那样做有悖于新闻工作者的良知和道德。
　　按照公开的信息披露,目前甲型H1N1流感登陆我国已有一些时日了,新闻报道很及时,社会的反应很正常。流行疫病对人的心理攻击往往是超常规的,所以,国内的新闻媒体既要吸取“非典”最初失语的教训,也要总结地震报道中人文关怀的缺失,真正做好公共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造福社会。
　　
　　三、对突发事件报道的一点思考
　　
　　灾难发生时,记者到底应该持什么姿态。为了向更多的人传达出灾难的信息而不停的拍摄采访灾区苦难的人们,还是放下手中的笔和相机参与到救援中?
　　我们认为,作为突发事件报道的一名记者,报道是自己的职责,人们需要从报道中了解真实灾情,但是应保持新闻工作者的道德底线,既要积极地报道灾情,又要“克制性采访”。以“5?12”为例,记者在关注灾情与抗震动态、弘扬民族精神大力抗灾的同时,应尽量绕过那些显而易见的、可能因采访而生的“人造伤痛”,须臾不能忘却报道的“人性化视角”。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政治制度的完善,中国公民的‘知情权’必将在很大范围内得到满足,媒体的报道也必将获得更大的自由度。”[5]所以,在今后突发事件的报道中,记者必须遵守自己的行业规范,坚守道德底线,使新闻报道产生更好的引导效应,给社会各方带来和谐。
　　“5?12”地震以来,我国公共突发事件的报道都还是值得肯定的,媒体承担起了重大的责任,中国媒体在灾难中显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舆论监督体系的逐步完善及取得的可喜进步。但是作为党和政府以及人民“喉舌”的新闻媒介,我们认真研究他们在对此灾难事件报道中的得失,有利于规范公共突发事件新闻工作者的行为,使媒体记者把握好采访报道的“度”,让每次突发事件报道都能减少或消除负面效应,使正面效应最大化。■
　　
　　注释
　　 [1]李大同主编:《中国青年报?冰点》第73页,西苑出版社,2004年2月版
　　[2]《传媒:一份在巨灾大难面前的优秀答卷》,北京日报, 2008年05月27日
　　[3]新浪博客:中国媒体正雪耻非典时期新闻报道的被动历史,2008年6 月
　　[4][英]卡伦?桑德斯著,《道德与新闻》第14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4 月版
　　[5]李希光著,《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第15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
　　(作者:马斯阳,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新闻系学生;叶青,重庆市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钟克勋,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新闻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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