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揭露性报道看新闻客观性的“二元性”] 客观性报道

　　【摘要】本文以媒体近期的揭露性报道为例分析，认为“新闻客观性”在实际操作中异化成的两种标准，可以理解为“新闻客观性”的“二元性”，而不是对“新闻客观性”理论本身的颠覆，两者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呈现新闻事实。
　　【关键词】新闻客观性 二元性 揭露性报道
　　
　　在新闻报道中，记者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本身很有新闻价值的事件，但是一旦公开报道，就会与被报道人的利益形成冲突，有的甚至会严重影响到被报道人的生活和人身安全。这时候，是恪守新闻的客观性，还是出于伦理道德的角度放弃对该事件的报道？抑或在基本的新闻要素上采取回避的方式？这些往往困惑着记者。在这时，新闻的客观性在与新闻道德的争锋相对中，往往会异化成不同的标准。
　　
　　一、新闻客观性理念的形成
　　新闻客观性理念的形成，其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18世纪。当时，英国第一家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人马利特有一段告白：“本报创办之目的，在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不加评论，而且相信读者的智慧，对刊载消息的确切含义一定有正确的判断。”从中不难看出今天我们强调的新闻客观性理念的影子，即记者的责任就是把发生的事情写出来，而个人不妄加评论，要以超脱情感的中立观点表述事实。要保证事实的真实性，新闻的基本要素必不可少，比如我们常说的五个“W”。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如果每一篇报道都遵循这样的原则，那么一些牵涉到个人隐私或者揭露黑幕的报道发表出来以后势必会影响被报道人的利益。所以，报道中的人名、地点甚至事件发生的时间都成了敏感话题，如果媒体在进行实名报道之前,不能确定新闻的真实性，只是为了炒作就发一些捕风捉影的消息,很容易导致新闻侵权，损害报道对象，最终也会伤害媒体自身。现在，记者最常用的手法是使用化名，在报道的最后加上编者注：“为了保护被报道的主人公，此稿隐去了时间、发生的地点和主人公的真实姓名”。这固然是一种折中的办法，但是也有人提出这样做违背了新闻最基本原则，也就不能称之为新闻，因为虚构的人名、时间、地点，读起来感觉与一般的文学作品没有什么区别。而且，由于这些虚构的元素无从考证，很容易造成对其新闻真实性的怀疑。美国就有个普利策新闻奖被取消的案例，华盛顿邮报的记者珍妮?库克一篇关于8岁吸毒男孩的报道，事后被证明纯属伪造。当时那位记者提出因为保护被采访人的缘故，不能使用其真实姓名。
　　在我国历史上，“客观主义”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48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华北《人民日报》关于自然灾害报道的批示中：“应当说：忽视积极的鼓舞乃是我们宣传工作中所不许可的客观主义倾向的一种表现。”当时提出这个概念是对“客观主义”的一种否定，认为其是一个否定性的政治概念，是资产阶级的糟粕。从那个时候开始，“客观”一词在中国新闻学中是作为被批判的对象存在的，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改变对新闻客观性原则的看法。
　　
　　二、个人的价值判断左右着新闻的客观性标准
　　新闻客观性的“二元性”与学术界研究的新闻客观性演变的“二元路径”颇为相似，新闻客观性的“二元路径”指的是一条路径侧重其商业价值，而另一条推崇其理论品质，其矛盾的中心是商业利益和理论价值，与我这里说的“二元性”不完全一致。我个人对于新闻客观性标准的“二元性”定义为：记者在新闻报道中，个人价值判断的不同所造成的新闻客观性的异化。
　　《南方周末》曾有一场著名的关于新闻客观原则和新闻道德的讨论，叫做“天使?魔鬼之争”。讨论的由头是记者写的一篇题为《平时是天使 周末是魔鬼》的报道，报道中记者为了保护当事人――一位为了生计出卖自己身体的乡村女教师，不仅隐去了其真实姓名，还隐去了事件发生的地点。而后在编辑部的组稿会上引发了争论，一部分人认为其新闻要素缺失，不能构成一篇最基本的新闻稿件；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新闻的伦理道德比简单冰冷的新闻理论更为重要，相信大部分读者出于人文关怀的角度，对于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说上例是在涉及到个人利益时，新闻客观性发生了偏离，那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例子。对于负面新闻的报道，媒体往往就没有那么心慈手软了，比如在网络上因为抽“九五至尊”香烟而被炮轰的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被媒体报道时个人信息暴露无遗，有几块手表，几处房产，甚至家庭关系等等都遭到了曝光。虽然这其中有人肉搜索的功劳，但归根结底，将事件放大的还是新闻媒体。
　　记者在处理上述两篇报道的时候，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报道方式，对于周久耕的报道，由于他是国家行政机构的重要人员，地位的特殊性使其理应受到舆论监督，而涉嫌贪污受贿，更是扩大了新闻的影响力和人们关注，所以媒体采用了实名的报道。如果说该报道符合新闻的客观性标准的话，那么对于新闻要素缺失的乡村女教师的报道，则不符合我们之前定义的新闻客观性的规范。首先它连最基本的新闻六要素都保证不了，构成不了一篇新闻稿件，何谈其新闻价值？而且新闻要素的缺失会使人怀疑这篇报道的真实性。真实性是新闻的第一生命，也是客观性要求的产物。但是记者的个人价值判断在这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新闻基本要素的缺失不能掩盖该报道的新闻价值和可读性，我们在坚持新闻原则的时候也要考虑新闻的伦理道德。所以记者作出“化名”的处理，也就是遵循了另一种新闻客观性的标准。这个标准固然是好的，是人性化的，也是社会关怀，保护弱势群体的体现，但两种新闻客观性的标准就造就了新闻客观性的“二元性”。
　　
　　三、揭露性报道中的新闻客观性的“二元性”
　　让我们再通过最近发生的一些揭露性报道来看新闻客观性的“二元性”。首先是“躲猫猫”事件。日前，云南省公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躲猫猫”的调查结果，“死者李荞明系看守所内牢头狱霸以玩游戏为名，殴打致死”。至此，这一愚弄民意的“躲猫猫”事件终于水落石出，从这个事件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记者没有使用任何的化名，最后还附上了“躲猫猫”事件中被处理人员的详细名单。对于该事件的报道可以说是比较客观的，遵守着最基本的新闻客观性理论，其产生的舆论和传播效果也令人满意。
　　“躲猫猫”是被专门成立的调查组调查澄清了的事件，如果在问题被调查清楚之前记者就披露当事人具体的个人信息，一旦当事人被证实无过，记者就会成为被动者，甚至被控告诽谤。我国的相关法律也有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解答》(1998年7月14日，法释[1998]26号)中指出：“发表描写真人真事的文字作品，或虽未写明真实姓名和住所但事实上以特定人的特定事实为描写对象、对特定人有侮辱、诽谤或者披露隐私的内容，致其特定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于是，有时候记者在进行揭露性报道时就会用到“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和“据知情人士透露”等这样模糊的话语代指消息来源，这样既保护了当事人，也保护了自己，例如下面两个例子：
　　首先是关于央视北配楼大火的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导致火灾的烟花是央视员工的行为，他们在院子里放礼花弹。他们储存了3000多万元的烟花，作为元宵晚会之用，其中一颗礼花弹引燃了该楼的配电设备。另据央视内部人士透露，火灾是放礼花弹引起，礼炮打到顶楼，从顶楼开始着火。”
　　还有一则新闻是关于多家大型国企组织投资团赴欧洲的报道：“记者昨日从一位参与组团工作的人士处获知此消息，并通过商务部和中国驻德国和瑞士使馆得到了证实。消息人士透露，投资团规模虽然没有采购团庞大，但“含金量”高，多为实力雄厚的大型国企。”
　　这两则报道中都没有提及具体的责任人信息，而是采用了“据说”的方式，对事件的内幕和原因作了说明。这是新闻客观性的“二元性”决定的，记者要把这件事的事实披露出去，又不能置爆料人的个人利益于不顾，使用“化名”的前提是不改变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一般的客观性在这里仍然适用。
　　
　　四、新闻客观性的“二元性”本质上是统一的
　　其实，我们今天所说的新闻客观性更多的还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提出的观点，其资本主义新闻思想强调新闻报道不应有个人观点，只是照搬照抄和复制新闻事实，这样就否认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新闻报道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部分，它总是和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紧密相连。所以，即使是从保护弱者的角度考虑，新闻的客观性也可以分为操作客观和写作客观两种形态。操作客观是指记者在采访时要把五个“W”都弄清楚，对于事件的采访无异于一般的新闻客观性的标准，调查问题一定要全面，力求客观，不添加个人情感色彩和主观评论，因为新闻元素的缺失可能会成为失实报道的挡箭牌。写作客观则是指最后编写稿件的时候做适当的技术处理，以此来保护当事人的权益。从中不难看出，新闻客观性的“二元性”看起来矛盾，其实本质上是可以统一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写出有质量、可读性高的稿件，引起舆论关注，达到宣传的效果，从而反映某种社会现象，促进解决社会问题和矛盾。
　　新闻的客观性和新闻的伦理道德绝不是站在对立面上，在特定的情况下，新闻报道五个“W”的缺失也是可以接受的。在我国，自古就强调儒家文化，以人为本。我国的新闻报道更多的时候更看重的还是新闻的伦理道德。毕竟新闻基于现实，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事实是多侧面、多角度的，接近事实的方式有很多种，不是呆板和僵化的，所以新闻客观性的“二元性”的提出，只是为了新闻更好看，也更安全，为了将更多的事实真实而科学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参考文献
　　[1]陈力丹：《新闻理论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2]梁宵：《“新闻客观性”演变的二元路径和现实矛盾》，中华传媒网
　　[3]南方周末：《后台》(第一辑)，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
　　[4]孙淑霞：《新闻真实性与道德伦理规范的博弈》，《青年记者》，2005.7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08级新闻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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