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摘要】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新闻史专著。不论是在新闻学理和新闻史实的选择与评析上还是在编排体例上，该书在新闻史学领域的研究都是具有开创性的。不论是在当时还是今日，对该书的阅读和领悟对新闻专业的学生和新闻从业人员而言都是必要的。
　　【关键词】中国报学史 戈公振
　　
　　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曾提出的一个著名的命题：“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个命题的旨归在于，将“以往杂乱无章、支离破碎的史学研究改造成为真正能提出明确的问题并给出明确答案的史学”。在这样的前提下，他认为，“传统的史学是不能担此重任的，因为传统的史学不过是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或者说剪贴历史”。在此基础上，反观我国新闻史学研究，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无疑是一部带着哲学家的睿智和史学家的洞察力完成的一部著作，这部著作在编辑史料的基础上为我们梳理出了从汉唐到五四运动前的中国报刊产生、发展的概貌和思想流变过程。
　　1927年11月，《中国报学史》出版，该书系统讲述了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程，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新闻史专著，标志着中国报刊历史研究的开始。
　　该书在绪论部分即对新闻学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对报纸的特点、新闻的源与流、新闻的本质等学理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在体例上，《中国报学史》以时间为顺序，对我国从古代到民国时期的报纸按照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
　　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时期等进行了历史分期，遵循了通史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全面阐述的基本做法。
　　
　　一、戈公振其人
　　
　　戈公振（1890-1935），名绍发，字春霆，号公振，江苏东台人，我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初著名的爱国新闻学家、中国新闻业史研究的拓荒者。
　　戈公振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著名的报人，是一位集记者、学者、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爱国知识分子。他的多重“角色”均以新闻为轴心，“与新闻事业相始终”（于佑任语）。
　　从1912年进入《东台日报》社担任图画编辑起，戈公振又先后任《时报》校对、助理编辑、编辑、总编辑。在《时报》工作的十五年中，对报纸的革新作了大量的工作，使《时报》成为当时知识分子最爱读的一份报纸。1920年他开创的《图画时报》，图文并茂，在我国画报史上展开了新的一页。他编译了《新闻学撮要》，写出了《中国报学史》这部著作，最早地、全面系统地论述我国报刊历史，成为研究中国文化思想史的一部重要文献。
　　戈公振把他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的新闻事业，对我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和三十年代初期的新闻事业，从实践到理论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二、历史评价
　　
　　作为中国新闻史的开山之作，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和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徐宝璜的《新闻学》并称于世。它是第一本由中国人编写的研究中国报刊史的研究专著，其出版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系统研究的开端，代表了旧中国报刊史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平，在我国新闻史学史上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
　　《中国报学史》于1927年11月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新闻史专著，“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论述了中国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中国报学史》汇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基本勾勒出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大致脉络，确定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内容。它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系统研究的开端，在我国新闻史学史上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此后，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至少在形式上展现出全面铺开之势，通史、地域史、断代史、人物史、专题史等方面的专著纷纷问世。“这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在新闻史的各个领域都有所拓展，取得了不少成果，初步奠定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基础。”
　　总之，《中国报学史》一书为戈公振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这本书的价值，首先在于它的系统的资料性。该书第一次把从汉唐到五四运动前的中国报刊产生、发展的概貌，清晰地勾勒出来，搜集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为后人的继续深入研究开辟了道路，并为文化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线索。其次是该书的思想性。这本书敢于正视某些客观历史事实，揭示了邸报的实质，对帝国主义列强利用报刊在华进行的侵略和军阀压制、收买报刊、捕杀进步新闻工作者的反动政策，进行了揭露和抨击，歌颂了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一些报刊，书中体现了作者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和民主主义思想。这本书代表了旧中国报刊史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平。再次,在分期问题上比前人有进步。资产阶级新闻学家通常把报纸的发展历史大略划分为“口头报纸”、“手写报纸”和“印刷报纸”三个阶段，戈公振虽然赞同这一分期方法,但他把中国报刊史又具体化为官报独占、外报创始、民报勃兴和报纸营业四个时期。这种以传播的技术形式具体转化为按报纸所有体制和经营性质进行划分的方法，则更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显然是一大进步。
　　
　　三、体例划分的创新――编辑方式分析
　　
　　借用何兆武先生在谈及柯林武德史学要义的一段精当论述来说：史料不是史学，史学是要建筑一座大厦，而史料则是建筑这座大厦的砖瓦；建筑材料无论有多么多，都不是建筑物本身。史实的堆积和材料的考订，充其量也只是一部流水帐，要了解这部流水帐的意义，则有赖于思想。史家是无法回避思想理论的，尽管剪贴派史家曾用种种方法来抗拒理论，包括剪贴现成理论文献的方式来抗拒真正的理论；――史学有史学的义理，既不能用考据本身代替义理，也不能以考据的方式讲义理。只有通过思想，历史才能从一堆枯燥无生命的原材料中形成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只有透过物质的遗迹进入精神生活的堂奥，才能产生真正的史学。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曾提出“大历史观”，即“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入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
　　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以时代为经，整合了地域、行业、宗教、社会阶层等多种材料，以一种“大历史观”的角度和对重要历史细节的较准确把握，大致勾画出中国新闻发展的基本框架，即“四时期”说。
　　1、官报独占时期（以邸报为中心，自汉唐以迄清末，全国统于一尊，无人民论政机会）。我国古代报纸的发展有两条主要线索。一条是官方的邸报，一条是民间的小报。对于中国古代报纸的两条发展线索，马克思曾评论道：“明朝中叶以后虽有民间报房出版的京报，但完全是在政府监督下翻印邸报稿件，以至后来对报纸的记载，邸报、京报的概念常被混用，因为它们本来是一回事。”
　　2、外报创始时期（为我国有现代报纸之始。报纸目的，有传教与经商之殊）。19世纪是世界近代史的一个重要转型时期。至于1815年则是中国第一份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创刊的日期，1895年又是甲午战争爆发的时间，此后不久的戊戌变法也推动了近代的第一次办报高潮。从1815年到1895年，这80年既基本涵盖了19世纪，也属于中国近代报业或新闻事业发端的时期。在这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新闻史的主体是外报一统天下，其中尤其以传教士的报刊为主，这些外报在19世纪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在中国近代新闻事业早期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3、民报勃兴时期（开人民论政之端，其性质有君宪、民主、国粹及迎合时好多种）。清末民初，这个时期的新闻事业及其发展，可以概括为三次国人办报的高潮：第一次是维新变法，第二次是辛亥革命，第三次是五四运动。这三次办报高潮可谓一浪高过一浪，一方面，办报的规模和影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它们对社会变革的态度与认识越来越激进，越来越急躁。
　　4、民国成立以后（趋向营业方面，特质上之改良日有进步，商业色彩浓厚）。在上述各时期后，每部分都配有“结论”章节，概述其由来发展兴衰变化，立论精当，言简意赅。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在体例上基本确定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在时间分期上，也成为今后学者对中国新闻史进行梳理的基本参照依据。
　　
　　四、小结
　　
　　在戈公振先生短暂的一生中，他以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普世情怀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进行了深刻总结。他以一名新闻从业人员开阔的视野和一位哲人的思索来考虑中国的现实问题，把新闻业务、新闻史论、新闻教育三者有机结合，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对中国新闻学的建设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07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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