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众人喧哗到鸦雀无声】 鸦雀无声

发布时间:2020-02-22 来源: 短文摘抄 点击:

  “地震啦!”2008年5月12日,一个宁静的下午变得不再宁静。政府立即派出军队和救援人员赶往灾区,包括国家领导人都在第一时间出现在灾区。山崩地裂,惨绝人寰的景象让很多中国人都在问一个相同的问题:“我们该做些什么?”
  
  
  这场惊人的没有脚本的公众回应中,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涌向灾区。2008年5月19日,共青团四川省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当天,登记的志愿者达106万之巨,来自全国21个省份。
  广州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健刚博士说,“2008年注定是中国志愿者元年,也是中国公民社会元年”。
  很多人都在翘首以盼,盼望一个新天新地,盼望志愿者能够代表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脊梁。但在蓦然回首间却发现随着紧急救援阶段的结束,志愿者就像大潮一般退去,速度快得和他们来时一样。
  
   流浪的志愿者
  
  “不是我不想留在灾区服务,在中国找不到组织,真是寸步难行啊。” 郝蓉蓉三天前在北京飞往灾区的飞机上还是个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却在来灾区后的第三天就灰头土脸地飞回了北京。
  “不是不欢迎,只是最初的志愿者直接就来了,我们还得安排他们吃住,帮不了忙反添乱,给我们造成了困扰。”四川绵阳遵道镇镇长小心翼翼地说出这句话,不知是否与大的舆论环境相左。
  2009年3月,为整体评估NGO在此次抗震救灾中的表现,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问及邢陌有何反思。邢陌是云南发展培训学院(一所专门对志愿者进行培训的学校)院长。他的回答很简单:“大量的志愿者受到了伤害。”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灾区成为一个特殊的环境,有不确定的次生自然灾害,有不确定的人为事故。很多志愿者单枪匹马跑到灾区,没有组织接收、管理,自己单干,什么都干。试想,一旦志愿者在志愿活动中受伤,在其没有加入保险的情况下,又会有谁来支付医疗费?
  “如果志愿者选择留下参与灾后重建,NGO就有义务把他们组织起来,给他们相应的培训,并对他们有告知的义务。志愿者也有权利得到相关机构提供的从事志愿工作的保障。”
  在邢陌看来,志愿者不是廉价劳动力,可以随意呼来喝去,当然也不是单枪匹马的骑士。随着紧急救援阶段的结束,军队走了,但志愿者不能走。1995年日本阪神地震灾后重建就有120万志愿者参与。灾后重建需要大量有专业技能、有耐心的中长期志愿者。
  “灾后重建中,许多志愿者因种种原因离开了,剩下的问题是NGO的问题。”邢陌说。
  清华大学学者贾西津强调,志愿者组织化后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但组织化仅依靠党政机关的动员是达不到这一目的的。社会应该形成一种志愿组织的机制,有发达多元的“草根”组织,并且使这些组织之间形成一些联系。
  在漫长的灾后重建过程中,政府作为一个协调方,应该把资源协调到民间组织。 NGO需要对志愿者进行培训和规范,充分利用这些无价资源,成为志愿服务真正的载体。尤其是要建立应急机制。当灾害发生后,针对志愿者大量云集的现象才会有应对和管理的方案,有序有效地开展志愿工作。
  2008年7月12日,四川龙门山镇三合坪安置区,邢陌的云南发展培训学院和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麦田计划等机构,共同发起“新家园”计划。“新家园”计划的宗旨之一是培训实际参与社区重建工作的志愿者和地方官员与群众,使他们具有一定的面对灾难的应急管理能力。
  《“5?12”汶川大地震NGO联合投入赈灾》一文的作者徐辉总结NGO对灾难回应的新特色:NGO整体联动,在“联合声明”下以一个整体参与行动;拓宽公众参与渠道,普通志愿者可以有针对性地找到相关组织,提供相对应的服务。
  与自发前来的单个志愿者相比,志愿者组织可以安排组织内志愿者之间分工合作、与其他部门和个人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政府又可以根据志愿服务的特点,细化志愿者组织的服务分工,对灾区的志愿者组织进行专项性、专业性、公益性和社区性志愿服务的分类,提高志愿服务的效率。
  NGO麾下的志愿者往往更具合作精神和专业能力。而在有组织的志愿服务中,志愿者也能够获得归属感,感受到团队的温暖,获得彼此之间的支持。
  
   是激情还是信念
  
  在四川彭州通济镇大坪村,廖晓义身穿“村装”,扛着锄头和村民一起走在田间地头。当地人叫她“廖?”。“?”是四川老乡对中老年妇女的亲切称呼。在灾后重建的日子里,廖晓义称自己就是一个农妇。
  与紧急救援时期不同,志愿者介入灾区重建第一步需要融入社区,了解社区的生活习惯、处事方式,与当地群众一起工作并成长。按NGO备灾中心张伟的说法是:“不能让村民一见到你就觉得你是个志愿者,而是应该以本地人的身份被接纳进来。”
  在灾区服务的很多志愿者是在热情而非信念的支配下潮涌而来,希望在这里能够追求到生命的丰富和精彩。很多志愿者心高气傲地来到灾区,要干惊天动地的大事。甚至第一次到达灾区的志愿者,首先把自己摆放神坛上,认为自己来到灾区做志愿者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伟大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可以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蔑视其他的人。
  在将近一年的灾后重建时间里,北川受灾群众蒋玲目睹了太多这样的场面:有人就是来拍张照片,贴到自己的网页上,然后就什么都不管了;有人走之前哭得像泪人,口口声声说要资助多少个儿童,但后来再也没有了音讯;还有人干脆坐在帐篷里相互吹牛,或者指责这里脏、那里乱……
  “一场汶川大地震,把我国志愿者队伍积累的毛病全震出来了。好高骛远!功利!自大!” 邢陌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我的话说出去也许明天全世界都会骂我,但总要有人说的。”
  邢陌认为,长期以来媒体对志愿者的溢美之词宠坏了志愿者这个身份。部分志愿者对志愿精神缺乏认知,目的存在偏差。
  
  “志愿者都是普通人,真正伟大而高尚的是志愿工作。”邢陌很耐心地解释二者的差别。
  为规范志愿服务,邢陌的项目在给志愿者提供良好保障的同时,制定了严格的志愿者守则,比如参与志愿服务时要知会家人;未经许可不准拍摄居民;在灾区长期工作要应对许多枯燥乏味的小事,要耐心细致处理,莫因事小而不为……邢陌的朋友告诫他,这样的要求根本招不来志愿者。
  虽然灾后重建需要大量志愿者,志愿者需要激情,但邢陌在接到参加灾后重建志愿服务的申请时,还是先给热血公民降温:“在灾区从事的工作很多是重复性的,比如为受灾群众一天开两次纯净水的供水设备,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你过来可能就是做这类枯燥乏味的小事。”
  热情在现实面前难免退潮。所以,厘清志愿者自身定位,提高素质,加强专业化、制度化等,成为NGO在重建工作中必须研读的功课。
  
   裂变后的衰减
  
  2009年5月1日,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友成紧急救援志愿者行动计划”在震后酝酿近一年后,正式启动。友成希望针对应急救援搭起人力资源平台,平日做个应急人员的储备库,战时拉出去,由友成出资总调度。
  此举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志愿者队伍发展的问题?志愿者不是NGO内的受聘人员,无法用《劳动合同法》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志愿者也不是圣人,激情退去,他们也许要面对生存的现实。
  山西省太原市某县医院药剂师小清拥有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2008年7月,她在网上报名想参加灾区的心理救助。通过之后,医院却没有通过她的请假,于是她三次偷偷地到四川灾区,惴惴不安地服务,十几天后又潜回山西。这么短的时间,做不了多少事。但她也很清楚,未来的生活要继续,不能没有社保。“我不想从一名志愿者变成一个需要救助的人。” 她很无奈。
  在我国,由于社团组织法律缺失,社员权利没有清晰界定。志愿者组织和志愿者的各自职能,与政府机构的协调沟通机制,志愿者受到伤害的保障机制和处理机制等都悬而未决。
   志愿者无序进入灾区导致交通和接纳困难,缺乏专业性的志愿者反成救助对象,此类事情在灾区前期救助时已遭诟病。在重建中,志愿者的行为规范、组织协调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大陆对志愿者的管理体系是无序的。”邢陌并不认为中国的志愿者管理工作会因汶川大地震的刺激而发生质的飞跃。
  “在无机制的状态下,现在良好的志愿服务秩序只会又回到原状态。”邢陌说话并不客气,“法律不是一张A4纸,要实实在在地落到实处。”
  汶川大地震激发了中国的志愿服务高潮,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力量的瞬间裂变,但也正在感受着这种裂变后能量的衰减。
  “不是说一个汶川大地震就没有问题了,之后还会遇到各种情况,志愿者还会爆发。”邢陌认为,如果不建立相应的管理机制去管理,会对志愿精神再次造成很大的挫伤,又将是一次很大的损失。
  河北经贸大学心理健康中心专职心理咨询师刘猛一直自己独立承担在四川志愿服务的运转费用,为一些不负责任的志愿者做善后。在坚持5个月后他已弹尽粮绝。他说,在全国志愿者聚集最多的四川,志愿者们都在期待一些从未有过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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