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动力与国家对外价值观:全球化对中国价值观的影响

　　摘要：全球化的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在这些因素中，主权国家的影响力举足轻重。主权国家对于价值观的选择深刻地影响着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在三种典型的国家对外价值观中，和谐优先型价值观较之于民主优先型与平等优先型价值观对于全球化的良性发展、全球合作的不断深入有着更好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全球化动力　主权国家　国家对外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 1)02－0052－57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各国的争吵与不快，使全球化的发展受到重大挫折，出现了衰退甚至返潮的现象。在全球化顺利发展几十年之后出现这种状况，无疑是让人非常疑惑的，国际关系似乎有回到传统权力政治逻辑的倾向。对于全球化是否已经停滞，国家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国家的行为等问题又重新进入争论的视野。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如何认识这三个问题对于全球危机的解决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全球化动力
　　
　　全球化的发展并不具有主动性，它是由其他因素的推动而实现的，这是公认的事实。然而对于何种因素促动了全球化的发展这一问题至今仍存在着争议。对于这一问题的正确理解需要我们对于以下两种观点进行分析。
　　全球化是什么?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仅仅指人类洲际联系不断紧密的过程，当今的趋势与其叫全球化，倒不如说是“国际化”(Intemationalization)，“即本质上互不相关的各国经济和社会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的过程”。这是一种对全球化发展表面现象的论述，同时也是许多现实主义持有者所认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全球化的世界除此特征以外，与以前的世界并没有更大的区别，“在日益滥觞的全球化话语与大体来说日常规则仍受国家和地方环境所支配的世界之间，存在着一条清晰的鸿沟”。基于这种认识，他们认为促动全球化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洲际的交流更加频繁，市场经济的扩张使得全球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进而出现全球化的不断发展。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全球化就是全球资本主义化，甚至是美国化。例如一些学者就认为，当代的全球化意味着资本主义进入了“全球资本主义”新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第一次在历史上以真正意义的全球性分离形式出现”。这种观点的进一步推演则是认为全球化的发展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促动并为其资本主义的霸权服务的。换句话说，这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发展的动力是西方国家及其所控制的资本主义。对于这种观点，我们需要区分“西方国家主导”与“西方国家决定”这样两个概念。就当今的全球化的发展状况来说，西方国家的确主导着全球化的发展，从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的烙印。然而这并不表明全球化就是由西方国家决定的，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群体国家实力的提升，尤其证明了这一点。2008年6月，北约前秘书长乔治?罗伯逊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发表题为《如何在一个西方国家失去控制的世界生存》一文，明确表示“200年来，我们将首次进入一个不是完全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
　　事实上，除了上述的几种因素外，依然存在着许多其他的因素促动着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国际政府组织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因素对于全球化的发展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将全球化的发展认定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应该是合理的。正如安东尼?麦克格鲁所言：“这种新韦伯式的术语在当代全球化许多有影响的论述中找到了表达，以至于全球化被视为一个多中心的、多维的以及辩证的过程，是社会力量复杂角力的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认为全球化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并不能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即在全球范围内行为体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会由于反全球化运动而逐渐减少并最终走向相互隔绝。就全球交流这一层面而言，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任何行为体的行为都不可能导致全球化的逆转。例如麦克格鲁就指出，在9?11事件之后，至少在组织化暴力领域，全球化非但没有“终结”反而加强了。贝克则从更加深刻的角度论述了全球化的不可逆转性，“全球化――必须这样理解――是为一个奇特的周期性过程定的名称，推进这个过程有两条截然不同的路：或者反对，或者拥护。”
　　这里所说的全球化发展是就另一个角度而言的，即全球化发展是指全球经济更加繁荣、全球意识不断凸显、全球合作更加频繁；而全球化的衰退则是指世界出现更多的贫困和不平等、全球冲突不断加剧。也可以说，全球化发展会增进“全球合作”，全球化衰退则会加剧“全球冲突”。
　　
　　二、主权国家在全球化发展中的地位
　　
　　对于主权国家在全球化中地位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下述三种观点在现在看来是不合时宜的。
　　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全球化的发展，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力量得到极大的发展，国家的主权受到巨大的冲击并急剧衰落，全球化标志着一个去国家化的新时代。这种观点的理想性大于现实性，并不能完全说明当今全球化的发展状况。他们忽视了国家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难以分割的时代，国家的消亡是不太可能的。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可以说是对这一观点最好的反证，“但是，今天，在比大萧条更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发生之际，人们却见证了另外一种终结，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终结、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全球化并没有使得世界发生重大的变化，权力政治依然是当今世界的逻辑，国家的作用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在某些领域有所加强。这种观点则太过于保守，它无视当今世界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无论是正在起重要作用的国际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还是日益崛起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国际非政府组织，都对国家主权的行使起了限制性作用。除此之外，全球利益、全球意识正在凸显、“权利政治”的合法性不断加强。
　　第三种观点认为全球化代表了压迫性的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西方国家的影响力不断加大，发展中国家的力量逐渐衰落。这种观点看到了当今的全球化是由西方国家主导这一事实，但是却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以中国为首的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正在有力地冲击着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在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
　　当前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全球化的发展的确使得主权国家的作用有所下降，而其他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跨国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则日益显现。“主权不再被看做一类不受约束的有效权力，相反，合法国家必须通过民主和人权的话语来解释。”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国家作用效力的下降，由此又分为两派：一种观点认为主权国家的作用下降很多，以至在许多领域出现与其他行为体竞争的现象，国际关系出现了一种“新中世纪主义”的状况；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主权国家的作用较之以往的确有所下降，但并没 有下降到与其他行为体平分秋色的程度，在很多领域，特别是在安全、军事等领域国家依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这一争论的理解，需要我们分析国际关系中的众多行为体，通过比较各个行为体的作用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全球化发展中国际政府组织与主权国家的关系。近年来，国际政府组织的数量正在急剧增加，国际政府组织在解决一系列全球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联合国在解决全球贫困问题、关注人类发展、防止全球疾病蔓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发现国际政府组织的能力表现得并不令人满意，在全球反恐、应对金融危机等许多问题上都没有表现出能够起决定性作用的能力。除此之外，许多的国际组织受着主权国家的影响，由于主权国家的因素，国际组织的能力并不很强。
　　全球化发展中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的关系。跨国公司的发展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在许多全球问题上，跨国公司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一些地区，跨国公司控制着当地政府，主宰着一国的命运。跨国公司作用的凸显使得一些理论家甚至将全球治理的重任交予跨国公司来承担。实际上，跨国公司的能力并没有一些人描述的那么强，在许多领域跨国公司行为受着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配。例如约瑟夫?奈就指出由于跨国公司子公司与所在国之间所具有的脆弱性很不相等，因而所在国可以有力地支配跨国公司的行为。
　　全球化发展中非政府组织与主权国家的关系。非政府组织在近几十年表现出急剧增长的态势，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改变了国际关系的状况，它一方面影响着主权国家的行为，另一方面对于建构国际关系新秩序、新观念都有着很大的作用。不过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也没有强大到可以与主权国家平等竞争甚至取代主权国家的地步，研究发现非政府组织依然很弱小。如许多政府通过规范非政府组织的设立、活动指导、征收税金、要求业务报告、稽核程序、允许或拒绝它们参与政府计划或政策制定等手段来对非政府组织进行管理。
　　总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主权国家的能力的确有所减弱。然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减弱是有限度的，在全球军事、政治领域主权国家依然起着主导的作用。即使在低级政治领域，主权国家的作用依然很重要。例如美国在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京都议定书》上拒绝签字几乎使得这项协议流产。而最显著的例子即是“9.11”事件后美国的反恐行为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大国自助行为。由于这些大国的作用，全球合作的发展受阻，随之而来的是全球冲突的加剧，因此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国家依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国家对外价值观与全球化发展
　　
　　国家促动全球化的过程主要是以国家行为来实现的，因为不同的行为方式不仅会导致不同的得利结果，还会深刻地影响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世界变得极为复杂，国家的行为不能仅仅停留在被动反应层面，一味遵循这一逻辑不仅不能实现自身的利益，有时候还会导致不可预知的损失。而今的时代呼唤一种实践逻辑，即强调国家行为的创造性：它不是对外部环境的被动反应，而是强调创造新的外部环境从而使其更好地为发展服务。就目前的情形而言，这种创造性的目标就是变“全球冲突”为“全球合作”。由于国家价值观对于国家行为方式的选择具有指导作用，因此讨论国家行为的创造性就可以从讨论国家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这一问题上展开。
　　国家价值观是指国家对于价值总和的根本观点，它表现为国家对于何种价值重要性的不同认识。这种认识实际上是指对众多价值的排序，对一系列价值的不同排序会出现不同的价值观。国家的价值观分为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对内层面的国家价值观指国家以何种价值排序作为一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的指导原则；对外层面的国家价值观则指国家在进行对外交流、处理对外事务时以何种价值排序作为指导原则。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承认国家间价值观的多样性并不是否认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国家始终将实现自己的利益作为行为的核心。但是国家价值观的不同会导致实现国家利益的行为表现出不同的形态，更为重要的是，国家价值观的不同会导致国家利益包含的内容不同，可以说不同的国家价值观建构着不同的国家利益。国家价值观本身包含的内容也是十分丰富的，它并不是在多种价值之间取舍，而是对多种价值重要性的排序。因此，这里所述的国家价值观与其被认为是一种价值不如说是一个价值群，国家价值观的不同表现为何种价值优先性的不同。
　　民主优先型价值观强调国家对外行为要以民主作为最优先的考虑，考量国家对外行为的一个标准即是这一行为是否维护或促进了民主。持民主优先型价值观的国家对于国际民主秩序的构建、促进全球民主等问题有着重要的贡献。随着全球化发展的日益深入，“全球民主赤字”等问题也日益凸显，在这种状况下，民主优先型价值观的作用显得更加重要。然而这种价值观在构建“全球合作”上却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反而在国际舞台上导致了行为体之间的摩擦，加大了“全球冲突”。因为文化的差异使得国家对于民主有不同的认识，同时持民主理念的国家又往往以民主的普世主义为旗号推销自己的民主，或把民主当做实现狭隘国家利益的工具。这种状况阻碍了全球化的良性发展，导致的全球化也只能是“冲突的全球化”。
　　平等优先型价值观要求各国在收益上平等，判断某一行为合理与否的标志即是这一行为是否促进了结果的公平。全球化的发展导致了国家间的贫富差距正在不断加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960年，世界上最富裕的20％人口的收入是最穷的20％人口收入的30倍；1997年则上升至74倍。如今，世界上最富裕的5％的人口，其收入是最穷的5％人口的114倍；最富裕的1％的人口的年收入相当于最穷的57％人口的年收入。”那些在全球化浪潮中受损的国家要求收益平等无疑具有现实的合理性，积极争取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平等受益也对消除全球贫困、减少贫富差距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问题是这样一种行为对于“全球合作”的影响以及长远意义上的收益公平是否同样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表明，持平等优先型价值观的国家对于“全球合作”的建构并没有起到良好的作用。
　　持这种价值观的大多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认为由于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实行的殖民主义政策导致了各国在起点上的不平等，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心一外围”的国际分工结构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导致发展中国家欠发达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主张要彻底打破旧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建立新的、与原有结构截然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这样，与持民主至上理念的发达国家相遇时冲突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而发达国家则将实行民主放在了第一位，由于理念的不可调和性使得合作变得不可能。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以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批判者的面目出现，反对现有国际制度，拒绝加入国际组织；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则将这些国家视为对自由秩序的最大威胁，或者动用武力强行干预国家内政，或者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等战略遏制其发展。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彼此之间的不信任甚至恐惧导致了冲突的不断加剧，出现相互间关系的紧张。和谐优先型价值观要求不同国家平等和睦相处，尊重相互 的地位、权利和特性，强调不同国家之间互惠互利、争取共赢。持这一价值观的国家一方面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不强求国家的同一；另一方面正视现实世界存在的不平等，不认同短期内可以彻底消除全球不平等。这样一种价值观对于建构“全球合作”的世界有着积极的作用，因为持和谐价值观的国家不以“优势者”的地位自居，对待其他国家颐指气使；也不以“反对者”的身份行动，处处要求彻底的反抗。
　　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外交是和谐优先型价值观的最好体现。从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今后，我们必须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起，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主要文献中，包括历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新闻办涉外白皮书，都体现了这种理念。126J中国对于现有国际秩序并不一味地以拒斥者、革命者、打碎者的角色定位而是以认同者、融入者、改造者的身份出现，以求在现有的秩序之内对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贡献。例如就中国加入国际组织而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分别于1980年重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1984年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与国际刑警组织、1991年加入亚太经合组织、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创建上海合作组织、2007年加人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国际反洗钱组织。通过加入这一系列的国际组织，中国不仅获得了重大的国家利益，而且消除了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忌惮，对于增加相互信任、建构“全球合作”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对待其他发展中国家时，中国并不以“优势者”的地位自居、实行意识形态输出，而是始终以平等的身份、宽容的原则为行事方式。不论是与“不结盟运动”、“十五国集团”和“二十四国集团”的合作，还是近年来日益密切的中非合作，都体现了“和谐”的理念。促进“全球合作”中最需要的宽容、信任等观念在中国对待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行为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可见，国家对外价值观的选择状况对于全球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从上述的简要论述来看，“和谐”优先型价值观较之于民主优先型和平等优先型价值观而言，对于全球化的良性发展、全球合作的扩展有着更好的促进作用。
　　
　　四、结语
　　
　　近年来全球化发展的受挫从反面说明了国家对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性。虽然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也对全球化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国家特别是大国依然主导着全球化的进程。这一论断并不要求我们回到现实主义的权力逻辑来思考问题，因为全球化发展中形成的态势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国家的行为逻辑，世界政治朝着善的方向迈进，伦理价值回归世界政治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主权国家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对于不同的价值应该如何取舍或分辨主次轻重，不同行为体之间的价值冲突应该如何协调等，这些问题的解答对于全球化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显然，上文的论述仅仅是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初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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