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属于什么学科【价值寻求与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

　　摘要：在传统国际关系的主流研究中，存在着贬低价值和内含价值追求的矛盾现象。这种现象经常被学者们所提及，但没有能够给出合理的解释。然而这一问题却与国际关系学科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为了确立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必要性，国际关系学者们接受了休谟问题的基本观点，并把权力置于学科研究的核心地位，从而导致了它对价值问题的逻辑性排斥。然而，随着国际关系中价值追求的拓展，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性又将面临新的严峻挑战。
　　关键词：价值事实权力学科独立性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0)06－0037－41
　　
　　传统国际关系的主流学者常常理性地将价值排除于自己的研究之外，以获得科学结论和立足于学术之林。但是价值问题犹如幽灵一般，总是潜在地包含于研究的对象之中。这种矛盾现象经常被学者们所提起并进行诘难，但是学者们却没能给出一种合理的解释，从而使它继续地影响着当前的国际关系研究。
　　李开盛博士在其《国际关系理论的价值透视》一文中认为“在国际关系领域，价值一词常遭贬斥，体现价值判断的规范理论长期处于边缘地位。这可能与现实主义的巨大影响有关。”这段看似不长的话语，密集性地描述了国际关系中有关价值问题的全景。第一，价值研究在国际关系中没有地位；第二，规范理论的处境反映了这种地位；第三，价值研究的这种地位与现实主义的巨大影响有关。但是李博士就在他文章的同一个段落中，提出了一种完全相反的观点。“从广义上讲，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一种规范理论，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了理论建构者有意或无意掺杂进去的价值倾向。”至于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矛盾现象，在李博士看来是由于现实主义研究工作者追求客观严谨的“虚伪”造成的。只有虚伪，才能够一方面贬斥价值，另一方面又潜在地包含价值。
　　李博士的观点与罗伯特?杰克逊和乔格?索伦森的观点不谋而合。在罗伯特?杰克逊和乔格，索伦森看来，每一种理论都体现了一种国际体系的价值追求。现实主义理论一直追求的最大价值是安全；自由主义理论追求的价值是自由和进步；国际社会理论追求的价值是秩序和正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追求的是福利和财富的价值。正是根据价值这根主线，罗伯特，杰克逊和乔格?索伦森重新归纳了各种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内容。但是他们没有提到国际关系中存在贬低价值问题这一现象。
　　国际关系理论必定包含着价值取向，但是为什么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传统中形成了一种贬低价值的倾向呢?李博士的“虚伪论”显然不能构成为一种解释。英国社会学派大师马丁?怀特曾经间接指出了这一问题的答案，他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与政治理论和法律的巨大不同之处在于“政治理论和法律是在正常关系以及可预测结果的领域内的行为指南或行动规则，是有关美好生活的理论，而国际关系理论是有关生存的理论。对政治理论而言是极端的事例(如革命或内战)，对国际关系理论来说却是正常的现象”。在此，国际关系只涉及生存这样一种最低要求，而与美好的生活无关。然而这一答案并没有触及到价值问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被边缘化的基本逻辑。因为生存是一种状态，涉及到生存的质量、秩序和安全等基本价值问题，显然它没有给出这一问题产生的基本逻辑。而对这一矛盾现象的解释正是本文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价值问题的学科根源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国际关系要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致力于两个基本的目标：第一，确定自己的研究领域。一方面它需要获得实践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它要把自己与其他学科的研究领域区别开来。在这个目标上，国际关系学科得到了来自实践领域的巨大支持。国家间关系密集度的提高不仅需要国际关系学科领域的巨大支持，也帮助确立了国际关系独特领域的研究价值。第二，建立自己的知识谱系和逻辑认同。这对国际关系学者们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谱系和认同，其他社会科学将会瓜分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使国际关系成为一个“空壳”。
　　为了快速摆脱这种困境，有志于使国际关系成为一门学科的早期学者的最佳选择就是“拿来主义”。汉斯?摩根索被誉为是将国际关系学科学化的第一人，他将国际关系等同于国际政治，从而使得政治学的原理和方法被广泛使用于国际关系的研究之中。这种观点至今仍被广泛采用。在我国，国际关系也被当作政治学的二级学科，成为一种学科建制。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史上，被国际关系学者所津津乐道的成果都是对其他学科成功理论的伟大移植。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所体现出的强势源于其对心理学领域的行为主义方法和哲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方法的运用。沃尔兹将哲学中的结构主义和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方法运用到国际关系的领域之中，成功地创立了新现实主义学派。其他的如新自由主义学派、建构主义学派、后实证主义学派等，无不带有其他学科的巨大影响，甚至连自然科学中的许多强势理论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也被成功地应用到国际关系的研究之中，国际关系学科成了一切成功理论的演练场和试验基地。
　　本文不对这种拿来主义做任何实质性评价，但是国际关系中的价值问题却与这种“拿来主义”密切相关。除政治学外，哲学的发展对国际关系领域施加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每一次哲学的发展和反思都体现在国际关系的辩论之中。国际关系中的价值问题就是哲学中价值与事实二分法的集中体现。
　　价值与事实的关系问题，在哲学史上被称为休谟问题。作为一个问题，它不但长期困扰着哲学界，让许多著名哲学家为此殚精竭虑，而且它也进入到社会科学领域，伴随并困扰着社会科学的研究。对休谟来说，价值与事实构成了两个独立的领域，事实存在于对象之中，是一种“是什么”的研究，它是人的理性可以把握的。而价值依赖于人的情感，是人的一种主观感受和评价。由于价值不是对象本身的性质，因而它不是理性可以把握的，它借助于“应该”这个联系动词而获得人们在情感上的认同。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性质完全不同，人们不可能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价值判断来。在休谟那里，事实和价值被分割为两个完全不同、互不相关的领域，从而形成了事实与价值关系问题上根深蒂固的“二分法”或“二歧鸿沟”。
　　休谟问题被康德提出后成为了哲学上的难题，甚至被人视为“哲学视域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并对哲学和社会科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逻辑实证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继承了休谟的这一立场，试图发动一场针对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革命，将价值完全排除在科学研究之外，认为“价值判断只不过是情感的表达，或改变他人情感的尝试，因此完全是处于理性讨论的领域之外的”。此后，价值判断成了主观的代名词而与理性无缘，“价值中立”成为西方任何主流学科或者学者立足学术领域的基本立场。
　　当一战后国际关系实践领域的复杂性和残酷性提升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必要性以后，并没有自动生成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的权威性和独特性。而休谟问题却非常强势的成为了横亘在一切哲学和社会科学面前无法避开的选择题。从以往的经验看，自然科学和技术在人类知识领域的巨大成功，意味着在知识的领域里，只有事实和方法才是重要的。只有基于事实， 我们才能够借助于人的理性而获得一种确定性的知识；也只有实证的方法才能够让我们发现和解释事实中所隐含的真理。在这样一种学科背景下，为了创建国际关系学科独特知识的权威性，远离“价值”这一被当时哲人们贴上“主观标签”的领域，就成了国际关系学者的一种理性自觉。
　　
　　二、权力对安全的重要性及其与道德的矛盾
　　
　　安全问题在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性有两个基本来源：经验领域的累积和知识领域的建构。一部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就是国家谋求自己生存的历史。国家的存在是一种历史地存在，源于人类的创建，因而，获得了自主性的国家的存在本身并不完全取决于自身的意志，它受到了两种基本的威胁：一是内部的威胁，它是国内政治的研究对象，其在当代占优势的理论是社会契约论，即人们之间的契约关系使得国家成为一个“有机体”。但是一直以来，一定的权力关系是维持国家存在的基本力量。二是外部的威胁。这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对象。自从国家出现以来，它一直无法摆脱的梦魇就是在其周围始终存在着的类同组织，这些组织有能力消灭其他国家的存在本身。国家成了国家本身的威胁来源。只要国家还存在着它的同类，它就无法消除被威胁的现实。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一直在警告着国家：国家不断地产生和消亡，国家数量呈现总体下降趋势。也就是说国家经常在没有获得自己同意的情况下被外部力量即其他国家的力量所消灭。
　　马基雅维里直截了当的指出国家在这种环境下的生存策略：尽可能多地获取权力。为了获取权力，君主可以不择手段，既要具备狮子般的凶猛，又要具有狐狸般的狡猾。马基雅维里在理论上确立了国际关系未来发展的两条基本主线：第一，国家生存与国家权力的基本逻辑关系。国家如果要在国际上生存，就必须要以最大化的权力为目标。国际权力的核心就是国家的军事力量。军事力量成了保护自己和威胁他国的基本手段，由此“安全困境”构成了国际关系的系统性环境。第二，把道德与权力分离开来。道德蕴含着服务于他人福利的基本属性，而权力则使得他人的利益服从自己的利益。二者着力的方向是相反的。只要国家把自己的生存放在第一位，就必定弃置道德对国家获取权力的羁绊。
　　由于权力对国家生存的基础性作用，摩根索在将国际关系学科化的努力中，直截了当地宣称国际政治就是获取权力的斗争。国际关系中生存的问题于是为权力的问题所替代，权力构成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焦点。这一替代决定性地确立了国际关系中价值问题研究的边缘地位。权力与生存不一样，生存始终是一切组织单位追求的基本价值。但权力则不然，它只是追求价值目标的手段。权力这一手段具有这样一种独特性，它的履行必然以另一方的损失为代价。它所确立的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控制关系。因而它本质上是与人类的基本道德价值相违背的，比如它对基本公平的损害。如果国际关系研究是以权力为中心，价值就必然会被边缘化，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关系。
　　如果说马基雅维里和摩根索是从人性和经验的角度论述了权力的重要性，而这中间包含着国家的主观选择性和策略的话，那么肯尼思?沃尔兹则从逻辑上论证了国家不得不选择权力的历史宿命。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国家的生存只能依靠“自助”，获取权力就是国家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国家关系中对权力的追求获得了理论上的完美解释。由于安全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性，权力追求本身成了国家的最有价值的目标。但是这种价值目标追求包含着对他者利益和平等的预期损害，它自身也就构成了人类道德本质的对立物，它与人类的普世价值存在着根本性冲突。
　　
　　三、价值的拓展与国际关系学科的隐忧
　　
　　现实主义理论是一种静态的理论，它借助于人性、历史和逻辑，因而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如果人类只是重复历史和环境的被动接受者，如果国家时刻面临着即将到来的安全问题和权力对自己的损害，那么，现实主义就是对的。
　　人类确实无法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人类也确实在利用自己的理性不断地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为了摆脱国际关系“安全困境”对自己的束缚，国家从两个方面做出了努力。第一，强化国际关系中的权利。国家授予和强化自己在国际关系中的权利，一方面是为了与其他国际体系中的实体进行竞争，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相互之间所施加的伤害。与权力不同，权利是一种使国际关系规范化和法律化的努力，意图将权力集合起来，平等的保护符合契约条件的国家的合法权利，其中最基本的权利就是国家主权。国家主权是一种国家之间的相互授权，它赋予了国家维护自己安全的道义优势和国际力量的支持。随着国际制度的日益多元化，国家所获得的权利也越来越广泛。第二，获取终端的“摧毁”能力。只要安全困境还存在，国家对获取摧毁能力的努力就不会终止。权利依赖于别人，而军事能力则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核武器能够毁灭地球，因而具有终端武器的特性。国家对核武器的追求，使大国在冷战时代就形成了“相互摧毁”的威慑。权利机制的不断增强和完善与核武器的“相互摧毁”一起锁住了国家权力的谋取空间，在体系层面，国家实体的安全和生存所受到的威胁越来越小了。
　　安全领域的“终极均衡”或“死亡均衡”，为国家追求其他利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人类交往过程中，人们发现，人类的总体福利会因为空间和自由的扩大而增加。随着国家之间安全问题的暂时解决，人类在国际关系层面的其他追求迅速获得了支撑，而这种支撑又受到世界范围内民主化浪潮的巨大支持。国内政治的民主化使得国际关系的内容受到了国内政治和公民需求的强有力的制约。权力因为对安全的绝对重要性而获得的替代性价值受到了质疑，并受到其他工具性价值的挑战。人们发现国际贸易的增加、国际机制和制度建设、区域一体化等等都可以促进国际体系的和平和国家的安全。国际关系中权力核心魔咒的解除使得国际关系的研究与人类的普世价值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对接。为了追求一种国际秩序的价值，我们有了国际机制和制度的设立及其相关研究的产生；为了追求财富和福利，我们有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我们希望在国际交往中所获得价值的扩大，能够引领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
　　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扩大意味着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而不是人类追求的基本价值的变化。人类追求的基本价值体现着作为人的本质追求，自古迄今，变化甚小。安全、秩序、财富、自由、进步等等人类的基本价值，在国内都有对应的学科进行研究，它们提供了学科存在和进步的基本动力。如政治学中的安全与秩序、经济学中的财富与福利、社会学中的正义与进步等等，况且它们的研究视角已经延伸到了国际关系领域，这对同际关系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构筑了严峻的挑战：国际关系虽然拥有研究的巨大空间，但研究主题却早被其他学科占据了，这在一定程上会加剧国际关系研究对其他学科的依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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