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东北亚国际秩序的重构_冷战后美国东北亚政策的演变

　　摘要东北亚是世界上几个主要大国的利益交汇地，又曾经是冷战的前沿阵地，因此，各大国之间关系的变化、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环境的变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世界的多极化趋势，都将对东北亚地区国际秩序的重构产生重大影响。东北亚国际秩序的重构必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从冷战后东北亚地区各大国的利益博弈来看，未来东北亚地区新国际秩序必将建立在平衡各方力量、兼顾各国利益、建立约束机制和实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之上。
　　关键词东北亚 国际秩序 重构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8）06-0059-64
　　
　　从地理层面上看，东北亚主要包括朝鲜半岛、日本、邻近的中国华北、东北地区以及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当然还有彼此间相互联结的海洋。从经济层面上讲，东北亚应包括中国、日本、俄罗斯、朝鲜、韩国和蒙古。就政治安全层面而言，纯粹的地理概念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因为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确立了在西太平洋地区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其势力已渗入到东北亚地区。美国在东北亚地区拥有巨大的影响和重要的经济、政治与安全利益，而且同日本、韩国有着紧密的同盟关系。美国与东北亚各国之间错综复杂的经济、政治、安全关系，使得美国虽然从地理层面上看是东北亚的区域外国家，但东北亚地区的合作必须考虑美国的因素，东北亚新国际秩序的形成与发展也同样必须考虑美国的因素。因此，本文认为比较适宜的对东北亚的界定，是将地理因素、经济因素与地区政治安全的现实情况相结合，将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限定为中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和美国七国。
　　
　　一、冷战时期东北亚国际秩序的回顾
　　
　　国际秩序概括起来就是指在一定世界格局基础上形成的国际行为规则和相应的保障机制，通常包括国际规则、国际协议、国际惯例和国家组织等。在布尔看来，他所说的国际秩序“指的是国际行为的格局或布局”。[1]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冷战的开始，东北亚地区成了两大阵营对峙的前沿阵地，在这里形成了苏中朝与美日韩相对峙的国际秩序，这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在东北亚划分营垒的直接产物；冷战时期，国际政治被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左右，全球范围内保持着两极秩序；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东北亚地区形成了中、苏、美战略三角相互博弈的国际秩序，并且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
　　冷战时期，东北亚地区的国际秩序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两大阵营对抗的东北亚国际秩序（1949－1959年）
　　朝鲜战争爆发前的一年半时间里，美国杜鲁门政府对新中国实行的是全方位的敌视政策，停止对话，不予外交承认，组织孤立新中国的国际条约体系，想方设法加剧中国的经济困难等 [2]。正是由于美国奉行了上述政策，中美关系很难得到改善与发展，而且还导致了中美在朝鲜半岛上进行了一场直接的军事对抗。[3]
　　虽然朝鲜战争的爆发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应该承认的是，战争本身破坏了东北亚国际秩序的稳定性。有学者认为，苏联因为与中国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而丧失了雅尔塔体系中所获得的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它才转而支持北朝鲜发动一场统一战争，以弥补从中国失去的它在雅尔塔体系中获得的东北亚安全利益。[4] 如此说来，表面上属于朝鲜半岛内部统一的战争，实际上牵涉到了当时世界上最主要的国家美国、苏联和中国的利益，使得战争呈现出众多大国利益冲突的特点。历史表明，主要国家围绕东北亚战略利益的冲突与战争，往往以朝鲜半岛为焦点。因此可以说，“东北亚是亚太地区的战略枢纽，亚太安全的重心在东北亚，东北亚安全的关键在朝鲜半岛。”[5]
　　这一时期东北亚国际秩序的总体态势是两大阵营的对抗。
　　（二）第二阶段：中、苏、美三角对立的东北亚国际秩序（1959－1969年）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东北亚地区的国际秩序经历了最初的重组。首先，由于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导致中苏同盟走向分裂。其次是美国继续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促使中国调整对外政策，即由原来的“一边倒”调整为“两个拳头打人”，由联苏抗美转变为既反对美国的侵略扩张，又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
　　20世纪50年代末，在中美和苏美继续对立的国际背景下，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针政策及对外战略的方针政策等问题上，发生了全面的和根本的分歧，这种分歧造成中苏两国在国家利益上的严重对立，最终导致了中苏关系的破裂。在中苏关系恶化的岁月里，中美关系依然处于严重对立的状态。美国不断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纵容台湾当局对大陆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美国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进入60年代以后，美国还在越南扩大侵略战争，不断进行战争升级，严重威胁中国南部边境的安全。因此，中国坚决反对美国的反华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同美国的对立日益严重化。
　　这一时期的东北亚秩序受到了美中苏三国相互对立的影响，进入了十分危险的状态。
　　（三）第三阶段：以美国为主导的相对稳定的东北亚国际秩序（1969－1989年）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对东北亚国际秩序的最大挑战因素是苏联势力的扩张。因此，中美两国基于战略环境的变化和共同的战略利益，逐步进行了新的力量联合。在基辛格看来，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任务就是重新分析当前的国际环境，阐明某些概念，而这些概念将使人们能够对一种稳定秩序的出现做出贡献。[6] 在当时的东北亚地区，安全格局中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成为美国对抗苏联扩张战略的强有力的因素，美国对华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尼克松政府上台后不久，就表示希望在中美之间建立“较正常的”关系，并宣称美国认为应当逐步让中国参加到国际大家庭中来。[7] 20世纪70年代后期苏联在全球范围内愈益变本加厉的扩张，使得美国对中美关系的作用有了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在这个时期，苏联的战略扩张威胁了东北亚的安全格局，并改变了东北亚安全格局中的力量对比，使得该地区安全格局中的均势局面出现变化。
　　
　　二、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国际秩序的重构
　　
　　冷战后期，东北亚国际秩序在美、中、苏构成的战略三角框架中得以确立，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东北亚国际秩序又逐渐产生了美、中、日之间的新三角框架。从地缘战略方面来看，东北亚是美、日与中、俄之间矛盾的根源。因为在这里，海上势力与陆地势力之间、维持现状与打破现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处于对峙的状态，对冷战后东北亚新国际秩序的重构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一）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国际秩序重构的基本动因
　　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国际秩序的重构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归结起来说，主要有现实的原因和历史的原因两个方面。其中的现实原因，主要表现为东北亚大国之间关系的变化。
　　大国间的关系成为冷战后东北亚国际秩序重构的决定性因素。[8] 大国在东北亚的政策都是从自身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基础而制定的。虽然日本和俄罗斯也是东北亚地区的主要大国，但是难以与美国和中国相抗衡。美国在东北亚的主要利益是防止出现霸权主义国家，确保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和市场，以及石油、天然气等战略资源，并确保中东石油的海上运输安全。为了保护共同的利益，美国和日本加强了合作。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对东北亚采取了“包括广泛参与和扩张”的政策，[9] 因此，冷战后东北亚国际秩序的重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日之间的关系。这一新的三角关系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协作、相互竞争。美国继续保持对东北亚地区的强大影响力，中国的实力正在不断发展和壮大，日本希望成为政治大国。中美之间致力于建立建设性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美日之间保持着同盟关系；中日之间有合作也有矛盾，矛盾主要集中于经济上的竞争、领土上的纷争、不同的安全关切、贸易摩擦和围绕对市场和资源的控制权等斗争。[10]
　　冷战后东北亚国际秩序重构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原因。冷战后，冷战时期本地区的均势格局，因苏联这一重要战略轴心的消失而受到极大破坏，美日韩战略同盟居绝对优势。但本地区冷战时期国际秩序的基本构成要素，却大部分得以延继。首先，苏联的继任者俄罗斯，虽然已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它依旧是东北亚地区不可忽视的重要战略力量，也依旧是美国要加以战略遏制的重要对象。其次，作为冷战时期本地区另一重要战略支点的社会主义中国，不仅没有因苏东剧变而衰落，反而因改革开放而强势崛起。中苏（俄）之间一消一长，自然引起了超级大国美国与地区大国日本的战略戒备。第三，本地区冷战时期国际秩序下的台海对峙与朝鲜半岛的南北对峙依旧存在且危机不断。尤其是在朝鲜半岛，因国内困难和国际空间被极大压缩，朝鲜的安全危机意识空前加强，“先军”战略与发展核武器成了国家战略的优先选择。这带来了美日韩同盟的极力打压。于是，就有了“朝核”危机的一再发生而使半岛局势持续紧张。第四，作为冷战标志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因素，在东北亚地区并没有如欧洲那样消失。对中朝进行制度颠覆和意识形态演变，依旧是以美国为首的战略同盟长期的战略目标。而防止被颠覆与演变，也依旧是中朝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
　　（二）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国际秩序重构的影响因素
　　1. 东北亚国际秩序重构的有利条件。
　　首先，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各国都主张采用和平的手段解决所存在的问题，这就为东北亚国际秩序的重构提供了前提条件。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对话与合作的世界潮流下，各国都更为强调通过和平手段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为东北亚国家之间进行全方位合作和国际秩序的重构提供了有利的大环境。冷战结束以后，虽然各国的东北亚战略有着根本的区别，既有追求建立地区公正合理新秩序的，也有谋求单独或联合主导东北亚的，还有寻求恢复或扩大在本地区影响的，从而在地区内形成一个非对称性的安全结构。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希望保持东北亚地区的稳定，都把接触与交流作为发展国家间关系、实施各自东北亚战略的手段。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发生战争与冲突的可能，使国际秩序的重构成为可能。
　　其次，东北亚各国对多边合作的积极态度，为东北亚国际秩序的重构提供了契机。在新的安全观念的推动下，东北亚各国出于不同的动机，都主张加强多边安全机制建设，这在客观上增加了相互之间的和解和信任，加强了联系与合作，进而为重构东北亚的国际秩序提供了契机。2004年底美国布什政府向中国政府提议：提升围绕朝核问题的北京六方会谈地位，使其成为磋商东北亚安全保障问题的永久性框架。[11] 由于各方的积极参与，使东北亚地区官方、半官方、非官方的各种多边安全对话不计其数。虽然在围绕东北亚安全机制的主导权、性质及作用等方面各方的看法不尽相同，对朝核问题的认识不尽一致，甚至完全相左，但对话本身就是进步，坐下来谈就是成果。
　　最后，朝鲜外交的转型和各国对朝鲜外交政策的调整有利于东北亚国际秩序向深层次发展。朝鲜虽不像中、美那样对东北亚国际秩序的重构起着统领全局、制衡导向作用，但它是朝鲜半岛问题的主角之一，并有着自己独立的外交原则和外交思想。“没有南北朝鲜的和平共处和和睦相处，没有朝鲜参与多边对话和安全机制，东北亚地区就不会稳固，真正的和平也难以实现。”[12] 进入新世纪后，由于各国都纷纷调整其对朝政策，接触与加强联系成为各国的首选，朝鲜也发起了一轮积极的全方位外交。[13] 这些成果对南北关系的改善，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及世界安全战略的稳定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为东北亚国际秩序的重构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2. 东北亚国际秩序重构的不利条件
　　（1）地缘政治因素。
　　冷战结束后，国家间政治制度的不同已经不是进行合作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但由政治制度所引起的一些不利因素和某些具体政治制度，仍是东北亚各国进行合作的严重障碍。有的国家政治权力格局不协调，对制订对外政策和开展对外交往产生不利的影响；政府和议会之间关系不畅，经常发生强烈碰撞，影响到对国内与国际事务的处理。有的国家政治体制运行不畅甚至恶化，影响其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还有的国家处于政治经济转轨期，政治体制不完善，致使政局不稳、社会不安，这自然对国际交往不利，必将影响本地区国际秩序的重构。
　　中日韩三国，尤其是中日两国之间在安全保障机制和确立政治互信方面存在很大的分歧。一方面，由于长期受意识形态对立和历史恩怨的影响，中国的强势崛起时常被日本视为一种威胁，甚至成为某些传统势力或利益集团用来阻挠东北亚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借口；另一方面，现有的东北亚国际秩序是在冷战基础上建立和保留下来的，日韩与美国构建的安全保障同盟，同样无法使中国等东北亚其他国家满意和放心。朝鲜半岛依然处在分裂之中，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不仅在于双方都拥有大量的军队和武器装备，还在于常因某些突发事件而出现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局面。朝核问题曾几度成为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安全的焦点问题。所有这一切，都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本地区国际秩序的重构。
　　东北亚地区是二战遗留问题最多的地区，日俄之间有“北方四岛”归属的问题，中日之间有“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的归属问题，日韩之间有“竹岛”（韩国称“独岛”）的归属问题，中日和中韩之间有领海线、大陆架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问题等。这些问题从根本上都不利于东北亚国际秩序的重构。
　　（2）地缘经济因素。
　　东北亚各经济体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国经济中的商品结构、生产要素禀赋也不相同。因此，东北亚经济合作只能以垂直分工为主。而垂直分工是旧的国际分工体系，它不利于各国利益的平衡、不利于发挥各国的优势，对于一些国家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调动各国的积极性，因而缺乏稳固性、长期性。近年来，中、日、俄对亚太经合组织都高度重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组织的组建。东北亚一些国家在权衡对外经济合作的利益关系时，往往认为同区域外国家（地区）进行经济合作获利更大，因此把合作的重点放在区域外国家（地区）上，这本身即是对区域内经济合作的削弱。如日本就因为认为美国、欧洲、东南亚经济发达或较发达，市场规模大、经济合作的比较收益大，而愿意更多地与这些国家（地区）进行经济合作。
　　（3）地缘文化因素。
　　东北亚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大的民族有汉族、大和族、俄罗斯族、朝鲜族、蒙古族等。东北亚地区各民族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了具有一定共性的文化心理素质，同时也存在巨大差异。本地区的各民族，无论在语系、宗教信仰、民族性格、生活习俗上，还是在道德伦理、价值取向、行为准则、思维方式上都有明显的差别。本地区民族文化心理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导致相互关系的排斥性和松散性。反映在重构东北亚国际秩序上就是缺乏向心力和融合性。
　　
　　三、东北亚新国际秩序展望
　　
　　在当今东北亚国际秩序重构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秩序观，一种是日本、中国、俄罗斯奉行的多极国际秩序观，面向未来，追求全方位的合作；另一种是美国奉行的霸权制衡下的单极秩序观，面向现实，确保自己的独霸地位。这两种秩序观并存，既有冲突又有融合，共同影响着东北亚国际秩序的重构。冷战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对外战略的指导思想是不允许再出现能够与美国相抗衡的新的超级大国或大国集团，单极秩序正体现了这一思想。美国构建单极秩序的本质目的是维系自己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这就必然同多极秩序发生对抗和冲突。
　　冷战结束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能力在全球意识形态、外交或文化影响上向美国的主导地位发出挑战。但是，日本曾拥有对美国的最大贸易顺差，美日经济矛盾日益突出。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了成为政治大国，拓展政治空间，日本也追求在日美同盟框架之内发挥外交自主性，这也有可能成为将来美日矛盾的诱因。虽然日美双方在经济、军事以及地区利益上仍然互有所求，日美关系的基础短时期内不会发生根本动摇，但是作为一种战略性冲突，日美矛盾将长期存在。
　　冷战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与苏联对抗的共同战略利益的消失，中国和美国在战略上失去了政治联合的基础。同时，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是国际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并没有真正实现，意识形态的因素还在继续起作用，因此，中美之间对立的一面突出了。在美国某些学者和决策者看来，现今的中国具有同当年苏联类似的威胁，它既是对美国和自由世界的主要威胁，也是美国领导世界的主要障碍。中国是一个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断上升的大国，“是一个挑战者”。作为一个正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搏击的国家，作为一个力量不断上升的大国，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形成了对美国单极秩序的挑战，而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单极秩序的受益者和维护者来说，这种挑战是不可接受的。
　　美国和俄罗斯的矛盾虽然总体上大幅度缓和，但是美国对俄罗斯的警惕和防范心理根深蒂固，对俄罗斯仍然奉行遏制政策。如果俄罗斯所拥有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得到有效的运用，那么在未来多极争雄的世界上必然会有一席之地。虽然俄罗斯目前在一系列问题上做出了重大妥协，避免与美国作力不从心的对抗，但是这种收缩符合俄罗斯兴盛时扩张、衰落时蛰伏的特点。美国希望看到一个顺从的、实力上永远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的俄罗斯，而俄罗斯国家的特点决定了它必然通过经济的发展重塑大国地位。最近俄罗斯在格鲁吉亚南奥塞梯问题上的立场和做法，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所以，虽然美俄两国之间暂时的妥协与让步是可能的，但是从长远来看，在各自利益驱动下，引发冲突与矛盾不可避免。
　　综上所述，从冷战后东北亚地区各大国的利益博弈来看，未来东北亚地区新国际秩序必将建立在平衡各方力量、兼顾各国利益、建立约束机制和实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之上。东北亚新国际秩序将以“中国为主轴，中美、中俄、中日、中韩、中朝、中蒙关系为纵向支轴，其他国家之间双边、多边关系为横向联结，逐渐建立起东北亚地区一体化的框架网”[14]，并推动中俄朝三边、中日韩三边和中美日三边的安全协商，从而构建一个多极、稳定、安全、繁荣与和谐的东北亚。
　　
　　注释：
　　[1] [英]赫德利•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2] 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1949-1950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第10-11页。
　　[3]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57-59.
　　[4] 详细论述参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 金熙德：《中国的东北亚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6] [美]亨利•基辛格：《美国对外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
　　[7] [美]亨利•欧文：《七十年代的美国对外政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5年版，第184页。
　　[8] Ashley J. Tellis, et a1.“Sources of Conflict in Asia”, in Zalmay Khalilzad & Ian O. Lesser, eds, Sources of Conflict inn the 21st Century; Regional Futures and U.S. Strategy, RAND, 1998, p.72.
　　[9] 对于东北亚和朝鲜半岛，美国正在从追求军事安全利益转向利用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巨大经济市场，为了确保连结美国与东亚和中东的海上运输线，保持在这个地区的海上利益。这就是美国确保接近东亚和中东的资源和市场的意义。East Asian Strategy Report, 1998, pp.9－l2.
　　[10] 布热津斯基认为中国在亚洲谋求军事强国的地位，所以与经济强国日本的双边关系紧张。Zbigniew
　　K. Brzeginsky, Out of Control: 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Scribner’s.1993; Richard L. Kugler, Toward a Dangerous World, RAND, 1995, p.67.
　　[11] 《参考消息》，2004年11月20日。
　　[12] 郑海峰：“东北亚地区安全刍议”，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1期。
　　[13] 李华峰：“朝鲜近期外交走势评析”，载《东疆学刊》2001年第1期。
　　[14] 孔寒冰：“东北亚地区的合作：价值、可能、困难与前景”。[M/OL].http://edu.省略/data/data5.jsp?db=globe030616.
　　（作者简介：钮菊生，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苏州，215021；孙广琦，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苏州，215021）
　　收稿日期：200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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