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自我纠错中前行:自我纠错

　　每一次的纠正与突破，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反思过去的道路、结合现实需要而作出的自我调整。 　　 　　任何一个历久弥新的政党，都是一个懂得总结经验教训、善于自我纠错的政党。中共90年，也是一部不断自我完善的历史。在这90年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反思、自我的纠错甚至否定，而每一次的反思和纠错都带来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大发展：一是中共七大之前的延安整风，最终形成了《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另一个是十二大前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最终形成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每一次的纠正与突破，都体现了中共在反思过去的道路、结合现实需要而作出的自我调整，这一思路在对瞿秋白的评价问题上，表现得尤其突出。
　　
　　《多余的话》
　　
　　瞿秋白，1927年八七会议后接替陈独秀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解除了瞿秋白中央领导职务。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到达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红军决定长征后，瞿秋白虽然几经要求随军长征，但还是被留在即将沦陷的瑞金。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在向香港转移途中，在福建省长汀县被地方反动武装保安十四团的部队俘获，关入上杭监狱。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国民党军杀害于福建长汀。当年目睹瞿秋白就义的悲壮场面的人这样描述说：他从容镇定地走出长汀的中山公园，边走边与同行者谈话。“信步至亭前，已见小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酌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高唱国际歌，酒毕徐步刑场。”他指着一处草坪，微笑着说：“此地很好!”然后盘膝而坐……
　　大义凛然的壮举，瞿秋白理应雕刻在历史的英雄碑上。但是，历史的诡秘却让他很长时间背着“叛徒”的罪名。何以如此?是因为他在就义前夕写下的《多余的话》。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把曾经拥有过的浪漫、热情、执着、苦闷、困惑、坚定等等，都以本来的面目留在两万多字的自白中。这一自白，后人读来所感受到的不是作者昂扬向上斗志，而是内心的痛苦、忧郁、厌倦。按照中共建党以来对党员纯而又纯的要求――在敌人面前，要么大义凛然地成为英雄，要么苟且偷生地成为叛徒，刑场上的瞿秋白与《多余的话》的瞿秋白，就难以重叠在一起。因而，当《多余的话》的部分内容于1935年由国民党“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首先发表，1937年《逸经》半月刊全文刊载之后，中共方面对此的态度是，不相信。抗战初期，有人曾问中共有关人士买不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原稿，中共方面认为是伪造的，没有买。
　　因为不相信，在瞿秋白就义10年后，1945年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他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在纪念瞿秋白就义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决定将他的遗体从福建长汀迁到北京。陆定一在瞿秋白遗骨迁葬仪式上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报告中说：“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士。他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他的高贵品质和毕生功绩将活在人民的心里，永垂不朽!”
　　但是，因为心存疑虑，在给予瞿秋白上述评价的同时，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建国初年，瞿秋白生前的战友冯雪峰主持编辑《瞿秋白文集》。按理说，既然是文集，而瞿秋白又是党的领导人，他关于政治理论方面的论述也应收入书中，但是，中央却有指示：只出版文学方面的论著。理由是他的政治理论方面的论著，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很不够。而在动议编辑《瞿秋白文集》时，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曾为《瞿秋白文集》写了一篇序言。序言肯定“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认为“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但耐人寻味的是，这篇短短的序言后来并没有收入书中，而是30年后人们重新编辑《瞿秋白文集》时在档案馆里找到的。虽然档案材料并没有揭示出不收入这篇序言的原因，但对《多余的话》心存疑虑恐怕是最合理的解释。
　　到了1960年代，伴随着“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政治形势，对《多余的话》也由心存疑虑而承认有其事实了。据陆定一回忆：60年代初有一天，李克农来找他，说《多余的话》的真迹落在一位民主人士的后人手中，已流出国外。他表示要卖，问陆买不买。陆仍认为是国民党伪造的，不买。可是不久，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时，“毛主席、周总理都在座，我向他们报告了这件事和我的看法。周总理说，我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总理的话当然是可信的。”
　　稍后，历史学界发生了对于《李秀成自述》的争论，戚本禹的一篇“大文”断言，李秀成尽管在被捕后被杀，但他写下的自述仍是叛徒的供状。毛泽东以李秀成“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的批语支持了戚本禹的观点。于是，有人就想到了瞿秋白《多余的话》，认为其与李秀成一样，“晚节不忠”。瞿秋白就逐渐不被人提起了。而到了是非颠倒的“文化大革命”，《多余的话》就被污蔑为瞿秋白“叛徒”的铁证了。瞿秋白的墓也被疯狂的红卫兵砸毁。
　　
　　还原历史真相
　　
　　“文革”结束后，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中，人们没有忘记瞿秋白。1979年，《历史研究》刊出学者陈铁健的《重评(多余的话)》一文，是第一次对瞿秋白从学术上进行公开公正评价的文章。
　　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在党内首先倡议为瞿秋白平反。这年2月1日，他专门给“陈云、黄克诚同志并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下一封信。信中说：“说秋自是叛徒，我很怀疑，现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请求复查此事，理由如下：(一)瞿在被捕之后，写了《多余的话》情绪消沉，这篇东西，因周总理曾见过，确是秋白所写。但以此为根据，判定秋白是叛徒，则证据不足。因为它究竟不是自首书或反共宣言。(二)定秋白为叛徒的，是以谢富治为部长的中央公安部，时间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谢富治人品很坏，当林彪、‘四人帮’走狗，诬陷了很多好人，对瞿秋白的叛变也拿不出可靠的证据，值得重新检查，不能轻率相信。(三)秋白被枪决，国民党曾发过消息，登过报。如果秋白叛变了，国民党必须大肆宣传。但这种宣传并未发生。”
　　同时，陆定一对前来看望他的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说，你赶快给党中央写信，请求给你父亲平反。瞿独伊立即给中央写信，要求为瞿秋白平反。中纪委调集五人，成立瞿秋白复查组，对外称八组。
　　这年4月，瞿氏胞妹、已79岁的瞿轶群从居住地杭州写信给任中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再次要求为瞿秋白恢复名誉，并要求修复“文革”中被砸的瞿母金太夫人之墓。陈云于1979年5月20日对此信批示：“耀邦同志：此信请你阅批。”5月22日，胡耀邦在此信上批示：“瞿秋白同志要在明年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请现在就搞材料。此信中的要求合理解决。请陈野苹同志办”。5月29日，中组部副部长陈野苹对该件批示：“请鹤寿同志阅后再转中纪委第八组。”
　　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瞿秋白问题复查组”在1979年底起草了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准备提交给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1980年1月7日至25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中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主持会议。会议修改和充实了即将提交中共中央通过的包括《关于刘少奇、瞿秋白同志的复查平反报告》等一系列文件。但遗憾的是，十一届五中全会只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文件，而对瞿秋白的平反文件未予通过。尽管如此，邓小平仍明确指出：“历史遗留的问题要继续解决。比如这次会议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
　　1980年6月17日，纪念瞿秋白就义45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会议由中国作协副主席贺敬之主持，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周扬在会上讲话，高度赞扬瞿的一生。第二天，中共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负责人、社科院研究生院负责人、中纪委八组负责人等，在八宝山瞿秋白被砸的墓碑残基前，敬献了中组部送的花圈和亲友献的鲜花。
　　四个月后的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纪委《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的通知，明确宣布：“《多余的话》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
　　1982年9月，中纪委在对中共十二大进行工作报告中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对他的被捕前后的事实调查，证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遭受敌人杀害。”重新肯定了他光辉的一生，推翻了以往《多余的话》是其“叛徒铁证”的不实之词。
　　199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第七卷《政治理论编》中，收入了《多余的话》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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