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首译本:鲜为人知的故事

　　文物搜集工作者在研究和整理时会发现，《共产党宣言》不同的中文译本在翻译上有一些细微差别。 　　比如说文章的第一句，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出版的通行本翻译成“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成仿吾的译本是这样翻译的：“一个巨影在欧罗巴踯躅着，共产主义的巨影”。而博古又是这样翻译的：“一个幽灵在欧罗巴踯躅着，共产主义的幽灵”。1948年《共产党宣言》诞生100周年的时候，当时苏联曾经专门用中文印制了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又是这样翻译的：“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荡着，共产主义的怪影。”
　　许久以来，人们多认为我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是1920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在谈到他的思想转变时，曾多次讲到他在1920年第二次旅居北京期间，阅读过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本人也曾回忆说，该书是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的。
　　然而可惜的是，《共产党宣言》这本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革命文献，它的中文首译本在中国却迟迟没有找到。
　　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时，身患绝症的周恩来总理见到了《共产党宣言》一书的最初译者、复旦大学老校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的陈望道，总理热切地握住他的手询问说：“《共产党宣言》最早的译本找到没有?” “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病啊！”陈望道看着总理那期待的目光，遗憾地摇了摇头。此后不久，周总理和陈望道便与世长辞了，此事遂成一件憾事。
　　然而，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山东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刘集村一位名叫刘世厚的老共产党员，将一本小册子交给了广饶县博物馆。这本小册子正是周恩来总理提到的那本中文首译版的《共产党宣言》。
　　那么，这本被称为“国宝”级文物的《共产党宣言》，是怎样出现在山东农村？它是怎样被保存下来的？其中又有多少艰难曲折的历程呢？
　　
　　“宝书”传到小乡村
　　
　　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山东省广饶县地处鲁北平原，历史悠久。1919年“五四”运动后，一批热血知识青年在新文化新思想的激发下，纷纷走出封建势力相对浓厚的农村，到城市中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也就在这时，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经陈望道先生翻译后，在上海首次出版了《共产党宣言》。这本小册子，长18厘米，宽12厘米，书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半身像和“陈望道译”。全书共计56页，封底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印刷及发行者是“社会主义研究社”。
　　这部《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当时只印了1000册，如今留存下来的已经十分稀少。打开书，在第一页的右下角盖有方“葆臣”二字的朱红印痕，循着这个，我们去寻找这本书的流传的踪迹。
　　“葆臣”即张葆臣，江苏无锡人，1922年入团，后到济南从事青年运动，他是济南的早期共产党员之一。由于他当时所在的济南“道生银行”总部设在上海，工作上的这一便利使张葆臣经常往返于上海和济南之间，这本书便由他从上海带到了济南。
　　此时，进步青年刘雨辉也走出大王镇来到济南，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于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这些共产党人经常在一块儿举行各种活动，张葆臣便将这本《共产党宣言》交给了刘雨辉。刘雨辉在1926年回刘集村过春节时，又将这本《共产党宣言》和一些进步书刊带到了刘集村，交给了党支部书记刘良才。从此，这本《共产党宣言》便在广饶刘集这个偏僻的农村扎根、开花、结果，经历了不平凡的50个春秋。
　　刘集村党支部就是1925年在刘良才的家中秘密成立的，这也是中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
　　
　　按照“大胡子”说的去做
　　
　　刘集村党支部成立后，支部书记刘良才经常在晚上召集党员们在煤油灯下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其他文件，向党员宣讲革命道理和文化知识。《共产党宣言》成了刘良才等同志备课的好材料。
　　不久，他们又办起了农民夜校，没有多少文化的刘良才凭着自己朴素的理解，一面学习《共产党宣言》，一面把这些道理变成通俗易懂的乡村语言向农民传播。于是，刘良才也就成为了这本书的第一位保存者。
　　那时大王镇的穷苦农民并不知道马克思是什么人，他们只看到书皮上马克思的胡须很浓密。刘良才在给农民兄弟讲述革命道理时，经常举起这本《共产党宣言》，指着封面上的马克思像对大伙儿说：“这位大胡子就是马克思，我讲的那些理儿都是他在这本书里讲的。我们穷人要翻身，就得照着他说的这些理儿去做。”大伙听得津津有味，深深地被感动了，纷纷说：“大胡子讲的理儿，是咱穷人的理儿，说到我们心上了。”“我们照大胡子说的去做，准没错！”
　　从现存《共产党宣言》可以看出，由于这本书当年经常被翻阅，以至于在书的左下角留下了明显的指渍痕迹和破损。《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传播得最早、最广泛的一部宝书。它在大城市，在知识分子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像广饶藏本这样的传播情况，则是不多见的。
　　
　　前仆后继护“宝书”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共产党人遭到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了。刘集村党支部也和全国许多党组织一样被迫转入了地下活动。为了对付敌人的搜捕，保护党的秘密和同志们的安全，上级党组织指示，凡是有关党的文件和书籍，看后一律销毁。在处理这本《共产党宣言》时，刘良才犹豫了，他知道这是一本来之不易的好书，是对敌斗争的法宝，于是他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毅然将这本书悄悄地保存了下来。
　　靠这本大胡子书的指引，刘集村的共产党人在极其艰苦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了下来并继续组织革命斗争。1930年9月，为反抗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木器行当沉重的苛捐杂税，刘集村支部油印了300份传单，组织了500多名党员群众，拿着大刀，扛着红缨枪，拖着铁锨，像潮水般地涌向当时最大的集市韩桥庙会，砸毁了税收工具，拆了税收棚，赶跑了税收官吏。
　　农民的革命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敌人，锻炼培养了革命骨干，同时也极大鼓舞、教育了广大贫苦农民。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引起反动政府的不安，他们开始大肆搜捕和镇压共产党人。由于刘良才在数次革命斗争中身份已经暴露，国民党派人四处缉捕他，但在群众的保护下，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1931年春天，中共山东省委调刘良才前往潍县任县委书记。临行前，刘良才把这本《共产党宣言》交给了刘集村支部委员刘考文保存，并再三叮嘱，一定要好好保存。
　　随着形势的日趋恶化，广饶县的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许多共产党人被捕入狱，刘考文估计到自己也有可能被敌人逮捕，便把这本书转交给了本村党员刘世厚。
　　就这样，刘世厚便成为了刘良才、刘考文之后《共产党宣言》的第三位保存者。
　　就在刘考文把书交给刘世厚不久，他就被捕入狱，全家被抄。一年后，由于叛徒的出卖，刘良才英勇就义。
　　刘世厚把这本书作为对战友的怀念，对革命胜利的希望和寄托，精心地收藏起来。他用油纸把书层层包好，然后装进竹筒内。有时把书埋在床底下，有时藏在屋顶的瓦块下……最后，他把书秘密地封到了屋子山墙的雀眼里面。敌人进行了无数次疯狂搜寻，这本《共产党宣言》在刘世厚的保存下安然无恙。
　　那时，刘集村因为革命活动频繁，被周围村庄称为“小莫斯科”，这就成了敌人的眼中钉。1941年1月18日夜里，日本鬼子和伪军共1000余人突然包围了刘集村，在敌人的暴行下，有83位老乡被杀害，500多间房屋被烧，酿成了闻名的“刘集惨案”。已经逃出村的刘世厚看到村子里火光一片，不禁又想起了藏在房山墙雀眼里的那本《共产党宣言》，于是他又摸黑偷偷地潜回到村里，冒着呛人的烟雾和冲天的火光，从血雨腥风中抢救出了这本《共产党宣言》，实现了他对战友郑重的承诺，使这本《共产党宣言》又度过了一次浩劫。
　　为了更加保险，他又把这本《共产党宣言》埋到了地下，之后又在埋书的地方砌了一铺炕。这样，敌人就是再放火烧，也烧不到这本书了。
　　从那以后，刘集村的人们再也没有见过那本“大胡子”的书了，刘世厚就这样一直秘密地保存着这本《共产党宣言》。抗战胜利后，刘集一带虽然已成为解放区，但形势仍然很不安定，经常遭受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的侵扰。在此情况下，刘世厚也不得不经常变换着藏匿的地点……
　　1975年，在广饶县革命文物征集活动中，84岁高龄的刘世厚将保存了43年的这本《共产党宣言》恋恋不舍地献给广饶县历史博物馆。随同捐赠的还有一些早期中共地方组织人员的书信、油印文件等。博物馆的同志拿出来一看，是由陈望道翻译的第一版《共产党宣言》。随后，将这本小册子带到上海去核实，最终确定这就是1920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第一个版本。该版本现在我国流传很少，目前只在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等极少数地方收藏有这一版本。
　　如今，当我们再次来到刘集村党支部时，这里不仅完整地保存和复原了解放前的刘集村支部的原貌，还矗立着《共产党宣言》保存和捐献者刘世厚老人的石像。刘世厚老人已于1997年辞世，但他用生命保存下来的这本《共产党宣言》将与日月同辉，永放光彩。
　　（摘自2010年11月4日《吉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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