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物捐赠路在何方:文物捐赠

　　2009年年底,北京市房山区已是80岁高龄的肖兰华老人,将家中珍藏多年的一件祖传宝物《明正统三年赵氏诰命》,无偿捐赠给中国国家图书馆。这件距今600年历史的文物填补了《明史》传记资料的不足。与此同时,美国华裔收藏家范季融、胡盈莹夫妇向国家文物局捐赠了其收藏的9件国宝级秦公墓、晋侯墓青铜器。而在不久前,苏州博物馆为庆祝建馆50周年,特别举办了“景仁怀德――苏州博物馆建馆50周年捐赠文物精品展”,展出的200多件文物都是这50年中社会各界捐赠给苏州博物馆的;同样,广州博物馆也在建馆80周年之际举办了一场“感怀邓又同”的专题座谈会,以纪念广州博物馆“最重要捐赠者”邓又同先生……
　　这看似热闹的捐赠背后,却有不少国有博物馆的负责人感叹:虽然每年都有收藏者向博物馆捐赠收藏品,然而,从总体上来看,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民间捐赠的数量却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
　　
　　今非昔比
　　对于博物馆而言,民间捐赠的意义可谓重要。它是博物馆收藏的重要补充。纵观国内各大国有博物馆,民间捐赠收藏品占据了重要一席。
　　比如上海博物馆,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民间捐赠成就的一家博物馆。我国著名青铜器专家、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生前曾对媒体说:“如果没有民间捐赠,就没有今天的上博。”在上海博物馆的馆藏品中,不仅有香港收藏家张永珍女士无偿捐赠的清代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这件中国粉彩瓷器艺术最高水平的藏品,让海内外不少知名博物馆“眼红”,还有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西周青铜重器大克鼎,正来源于著名收藏家潘达于先生的捐赠。除了青铜器之外,陶瓷器、书法和绘画这些门类中,都离不开民间捐赠者的身影。
　　不过,人们也不难发现,这些国有博物馆的捐赠收藏品中,大多数源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一次文物捐赠热潮。在这次热潮中,张伯驹、潘达于、郑振铎、朱家等收藏大家纷纷将自己的收藏珍品无偿捐赠给国家。其中文博界大家朱家先生,曾于1953年、1976年和1994年先后将父亲遗留的文物全部无偿地捐赠给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避暑山庄博物馆和浙江省博物馆。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在新中国建立后,将《平复帖》和《游春图》等国宝全部捐献给了国家。这股文物捐赠热潮一直持续至20世纪70年代末。
　　如今,当收藏成了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时,民间捐赠却似乎被大众所遗忘了。难道是收藏者不愿意捐吗?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随机采访了数十位收藏者。
　　采访结果显示,半数受访者还是有捐赠打算的,只是有些受访者还在“无偿”和“有偿”之间摇摆不定。
　　
　　多方顾虑
　　其实,关于民间捐赠,除了无偿还是有偿捐赠的问题之外,作为捐赠方的收藏者还存在诸多顾虑,比如:藏品要达到什么标准才可以向国家捐赠?捐赠程序是不是非常繁琐?藏品捐赠后能得到妥善保管吗?捐赠之后有机会展出吗……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人士。
　　捐赠程序是收藏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南京博物院副研究员曹清女士告诉记者,博物馆办理受赠手续其实很简单,主要是在捐赠品被送到博物院后,经过专家鉴定、讨论后上报,并由工作人员核实是否有同样藏品,最后还要考虑捐赠品是否适宜展出。这个过程并不会很繁琐,而且主要是博物馆内部的程序。接受捐赠之后,博物馆还会举办一个仪式,向捐赠者颁发证书和一定的酬金。并且在之后的展览中,在相关展品的说明上注明来源,以此表示对捐赠者的尊敬。
　　既然捐赠程序并不复杂,那么再看看另一个收藏者普遍关心的问题――捐赠之后藏品能否得到妥善保管。其实,收藏者有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近年发生的一些博物馆藏品受损事件更是让这种担心加剧了。
　　比如曾有媒体报道:2007年9月20日,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发生一级文物汉代王杖木鸠饰损坏事故;而在距甘肃不远的、号称“华夏钱币第一县”的宁夏西吉县钱币博物馆,馆内珍藏的近千枚铁币风化、氧化现象十分严重;2008年7月,开馆不到一年的湖北省博物馆新馆里的展柜中,就出现了粉蠹、飞蛾,虽然博物馆方面回应称展品未受到损坏,但依然引起人们对于博物馆管理混乱、保管不力的担心。
　　另外,文物捐赠还常常遭遇“法律官司”。2000年8月24日,浙江嘉兴收藏者俞先生将自己精心收藏的496件史前文物捐赠给嘉兴博物馆。然而,当地文保部门却认为,这一举动不属于“捐献”,而应视为“主动上交”。理由是俞先生多年收集出土文物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我国现行的《文物保护法》。此事一出,立即引来社会舆论的讨论,很多收藏者也开始掂量自己的收藏品捐赠给博物馆时会不会遭遇同样的问题。
　　还有,某些博物馆轻视民间收藏也造成了民间捐赠者的减少。一南方某省级博物馆的专家就曾语出惊人,“现在的私人捐赠者要么图名,要么图利,要么都想要。”他抱怨道,由于国有博物馆财政拨款非常有限,很多情况下都难与私人收藏家“达成共识”。
　　对此,曹清女士表示,国内大多数博物馆都能很好地保管藏品,损坏和丢失基本上不太可能发生,但是她也承认,国内有些博物馆在保存条件方面比较弱,有些管理人员的意识不强,所以才会造成此类事情的发生。上海博物馆教育部李明先生针对藏家捐赠的问题,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现在想捐赠的人并不少,但是藏品质量却不高。而博物馆从自身保管和展览以及研究等方面考虑,希望现在捐赠的藏品最好是博物馆稀缺的。不过,在业内人士看来,捐赠者数量减少的关键原因还在于目前缺少对于捐赠藏品的认定标准。藏家认为可以捐赠的藏品,博物馆方面却“看不上”,而博物馆在接受捐赠时,同样需要一个认定标准来作为评判。
　　
　　路向何方
　　面对社会征集和民间捐赠的重重困难,捐赠之路以后要怎么走?针对现行法律法规,是否有能完善的地方?博物馆又该做怎样的改变呢?
　　不妨以香港收藏家张永珍无偿捐赠雍正粉彩瓶为例。此次捐赠,上海博物馆组织了盛大的捐赠仪式,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向张永珍颁发捐赠证书,上海市市长韩正代表市政府为其颁发“白玉兰奖”。用上海博物馆有关人士的话说,这叫“给捐赠者最高礼遇”。或许上博的这一句“给捐赠者最高礼遇”将能解开捐赠难的死结,因为很多捐赠者感觉自己的藏品捐赠给博物馆等单位之后,博物馆等机构的后续工作却没能跟上,捐赠前和捐赠后简直“冰火两重天”。
　　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加入到对捐赠者的回报行列。北京故宫博物院在景仁宫为捐赠者设立了永久的“景仁榜”;苏州博物馆也在建馆50周年庆典时,对历年捐赠者进行一次集体感恩。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常怀感恩之心的博物馆,其社会捐赠的大门会越开越大。
　　至于私人捐赠文物该不该有回报?香港学者谭先生认为,现在之所以私人捐赠减少,很大原因是没有明确规定奖励办法。法律上只有一个条例说明:“个人把重要文物捐赠给国家的,由国家给予适当的精神或物质奖励”,这个规定其实相当模糊,很宽泛,不利于具体操作。而在海外,像大英博物馆,最早仅仅是一个私人捐赠的图书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凭借数量巨大的私人捐赠,使馆藏文物数超过100万件,由此跻身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
　　各大博物馆对于文物捐赠的处理办法大致相同。据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主任助理黎淑仪女士介绍,国外博物馆一般不会给与捐赠者物质上的奖励,更多的只是组织一个仪式或展览,对捐赠者表示感谢。也有一些博物馆与本国税务部门合作,对捐赠者在税务方面进行减免,以此作为奖励。
　　黎女士告诉记者,2005年英国政府就收回了包括西班牙画家毕加索在内的捐赠品,总价值高达2520万英镑,主要途径就是通过“捐赠艺术品代替交纳遗产税”的方式,鼓励私人收藏家的后人捐赠。“英国的措施有效地避免了重要文物流失海外,因为如果不是代替交纳遗产税捐赠给国家,这些艺术大师的名作就很可能被主人拍卖了。”
　　近些年随着我国对文化事业的不断关注,博物馆事业有了很大进步。不过,我国针对文物捐赠的相关法律,仅有《公益事业捐赠法》和《文物保护法》,且其中有关捐赠的条文也很少,对于当前文物捐赠的具体事例缺少指导性作用。鉴于此,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曾递交了一份提案,建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在以后开征的遗产继承税中,向文博机构捐赠文物者,其所捐文物不计入遗产继承所得,并可抵免相应金额的遗产继承税。文博机构从境外抢救性收购文物或接受境外捐赠文物、物资、款项,入关时免征关税、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等。
　　应该说,这份提案有可能给原本不太平坦的国内文物捐赠之路消除一道障碍。不过,民间捐赠这条路还很长远,对于文物捐赠到底该怎么办,还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让文物捐赠这条路越走越宽。
　　(2010年1月14日《中国商报》,作者为该报记者。标题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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