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留大陆名人下场【1949年:去留之间】

发布时间:2020-02-19 来源: 短文摘抄 点击:

  1949年,时局越来越明朗,国民党不    仅在战场上失败了,民心也失尽了,作为政权基础的企业界,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不顾艰险,毅然迁往内地。经过多年的事实教训,他们越来越失望,不少人几乎已绝望了。所以,等时代转型到来之际,徘徊他们心中的关键两个字无非是“去”、“留”。
  1945年9月初,报人徐铸成亲眼目睹新新公司外悬挂着蒋介石的大照片,四周镶以彩色电灯,还悬着一条长达两三层楼的红布标语“热烈欢迎劳苦功高的蒋委员长”。不到4年,1949年5月25日他看到同样的地方悬挂的大幅标语却赫然是“解放全中国,活捉蒋介石”。面对这样急速的时代转变,有的人迅速做出了去的抉择,有的人迅速做出了留的抉择,毫无犹豫。也有不少人在去留之间彷徨不定。荣家大房是前者的典型,经历牢狱之灾,身心疲惫的荣鸿元去了香港,申新一、六、七等厂的机器设备被拆运到了台、港,并且大量抛售栈单,抽逃资金,在香港创办大元纱厂。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之一的大新公司,早在两年前,蔡昌就决定将经营重心移到香港,至此,只剩下一个“既无资方又无资金的空壳子”。
  荣家二房的家长荣德生则从一开始就没有走的念头,1948年下半年,无锡的申新三厂要将二万纱锭拆运到台湾去,他在上海一听说,就赶回无锡阻止。他认为“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他儿子荣毅仁分析他不走的原因,一是从未出国,创业以来与外国资本竞争,对外国没有好感;二是他不愿抛下一生手创的事业;三是1946年绑票的心理创伤犹在,知道国民党的人搞他;四是他对国民党当局战后的一系列措施不满。抗战胜利,以200∶1回收伪币,他积存的370多万教育基金、50多万慈善基金都在一夜之间贬值。所以他说:“我不相信共产党会比国民党还坏”。
  永安公司的郭琳爽不顾父亲叫他赴港的催促,决定留在上海维持公司,他父亲郭泉、伯伯郭乐至少7次写信催他早日离开上海。53岁的“富二代”郭琳爽不仅自己不走,还动员新新公司的“富二代”李承基留下。李回忆,郭琳爽与共产党人潘汉年交往密切,潘曾在郭家住了两年,给了保证他身家和财产安全的承诺。
  胡西园自述国民党动员他将企业迁到台湾,他也曾有过动摇,最后想到当年在重庆与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触,决定留下来,最后谢绝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通过轮船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送来的两张飞台湾的机票。
  年轻的荣毅仁就坦言当时有过犹豫,“听了谣言,对共产党也是害怕,怕留在国内生活、自由没有保障,但跑到国外去做白华要受尽白眼,而且事业又都在国内,感到前途茫茫。再三思量: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爱我的国家……我想我还是留在祖国的土地上,等着瞧罢!”
  杜月笙当时在香港,蒋介石希望他做在港企业家、银行家的工作,动员他们去台湾,至少是留港。这年10月20日他写给蒋的信里说:“最近敌方闻将召开全国工业会议,对于工商界旅港人士极尽威胁能事,遂有不胜其压迫者,忍痛北返如刘君鸿生、吴君蕴初,均已先后首途,藉事敷衍,然身虽在敌,而心在汉,遇有机会,仍当南来继续效命。”杜月笙的判断是不准确的,对刘、吴心思的洞察有误,他们不是忍痛北返,更不是敷衍。他们是选择回来。
  工矿泰斗孙越崎作为资源委员会的主任,1948年有人和他开玩笑,说他是中国的“煤铁大王”,他总是唉声叹气地说:“什么煤铁大王,煤成了倒霉的霉,铁成了贴本的贴,我真是又倒霉、又贴本的大王。”1949年,他之所以选择留下,就是“不愿去国外做‘白华’,内心很苦恼”。对于国民党,“耳闻目睹这么多年,国民党官场的种种腐败现象,叫我继续合作下去,实在是提不起精神。”“到国外去,美国、法国、澳大利亚,那里有我及许多同学,大家也有能力任选一个国度去做‘白华’,不知道诸位怎样想,我实实在在不愿走这条路。在哈尔滨我看到从苏联逃到中国的那些‘白俄’,虽是昔日贵族,却在异国低人三等,还不断受到本国人的唾骂!”
  不愿做“白华”,成为上了点年纪的企业家选择留下或回来的主要因素。
  银行家陈光甫在香港观望,在日记中曾这样批评国民党政府:“政治上赏罚不公、纲纪不明、责任不清;社会上人民无自信心、工商业废弛、教育破产、一片凄凉景象……”他认为“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没有替农民做一点事,也无裨于工商业”。这就是这位有深思习惯的银行家对他在1927年倾心支持过的国民党所下的断语。当时,他手创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在正常运转,然而,当共产党方面一再或函电或派人动员他北上,他都没有接受,他心中的顾虑始终没有打消,虽然期间也曾有过心动之时,上海毕竟是他一生事业的发祥地。最终他还是留在了香港。
  金融资本转移起来方便,银行家出走的比例比实业家要高。和他作出类似选择的宋汉章、钱新之、周作民、李铭,都是大有影响的银行家,他们中只有周作民两年后选择了北上。在去、留之间做出选择时,年龄也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学者黄绍伦的研究表明,在去留之间,以上海逃往香港的纺织业资本家为例,年龄多在20到40岁,超过40岁的只占8%。
  (1月4 日《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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