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的辛酸和委屈 城管纪事：委屈源自不被理解

　　 　　北京市团结湖街道地处东三环，面积1.2平方公里，除去团结湖公园所占面积，只剩下0.8平方公里，是朝阳区面积最小、人口密度最大的街道，有常住人口5万，暂住人口1.4万，街道大多是老房子，新建商品房和写字楼很少。这就是团结湖城管分队工作的“地盘”。
　　
　　走到街上，看到
　　什么不对，就管什么
　　
　　城管分队现有17名编制内队员，来自转业军人、大学生，以及1998年城管队伍建立时，从市容办公室、街道办事处、工商、绿化等部门转入的人员，他们的身份，通行的说法是“参照公务员标准”，也就是城管队伍还不算正式公务员序列。此外还有近20名协管员，由街道办事处招聘，大多为“四零五零”（四五十岁左右的下岗人员）特困人员，协助分队队员工作。
　　分队里不同的队员告诉记者的都是同一个字，“忙”。奥运会举办前一年多里，他们几乎一年没有休息。奥运会后，也几乎没有过5点下班的经历，除去每月要值五六个夜班外，加班或连轴转都是常有的事情。张巍是分队里最年轻的队员，也是现有的唯一一个大学生队员，他告诉记者，过去的一个月里，他只休息了一天半，而这并没有什么稀奇的，参加工作的7年时间里，这样的状态，他早已习惯。
　　城管分队的工作内容，包括团结湖街道上市容环境卫生、市政管理、施工现场、流动无照经营和无证导游等在内的14项监管，涉及300多项具体事由，小到路边地摊，大到违章建房，都是他们的工作。唐一兵队长形容他们的职责说，“走在大街上，看到什么不对，就要管什么。”“我们的工作岗位在街面上，除了找相对人或相对单位责任人来队里谈话外，大部分时间都在街面上度过，步行和车行相结合”。“相对人”和“相对单位责任人”是他们称呼工作对象的术语。
　　记者看到了一位工作5年的年轻队员的工资条，实发工资2300元。目前北京对城管的管理方式是“参照公务员标准”，他们的工资也和同级公务员基本一致，并没有实现传说中的“三五八一”。城管分队的党支部书记李三旺是2005年从部队转业的团职军官，相对同等职务的人来说，他的工资要高一些。全队队员平均工资为3000元，据北京市统计局资料，2008年，北京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4715元，月平均为3726元。
　　
　　工作性质决定了挨骂是正常的
　　
　　从队长到队员，他们最大的委屈，是不被理解，不被普通市民理解，更不被相对人理解。管理流动商贩只是他们若干项工作之一，却也是最受关注的领域。不理解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他们面对着弱势群体――处于社会底层的小商贩。
　　今年春节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即是这种不理解的极端表达之一。2月8日，队里45岁的女队员孙红梅在劝阻流动商贩时，被商贩抓住衣领直接摔到地上，穿着冬装的状况下，她的裤子全被摔破，膝盖等多处受伤，至今仍在家里休养。城管分队里有6位女队员，她们承担着和男队员同样的工作。
　　“这些人没有工作，没有饭吃，已经很可怜，他们不给政府添麻烦，自食其力，摆摊卖点东西，有什么不对的。”这是队员工作时从围观市民和路人那里听到的最多的责备和“教育”。
　　“人们从心理上都同情弱者，他们很少会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考虑。”“人们对城管的第一印象是不讲理，太粗暴。而实际上，我们都是先劝阻，劝阻他们收摊，或进入市场摆摊，几次不成后才会暂扣他们的物品，白话叫‘抄’，准确点儿叫‘先行登记、异地保存’。大家通常能看到的只是抄，之前的警告和劝阻没有看到。他们来领取物品也不一定就会罚款，有时候只是警告和教育。有些商贩被警告已经不只一次，他们也就不来领了。”
　　“我们的权威性和公安机关没法比，而且我也不希望对方怕我。很多时候，我们和他们讲法规，但对方只是坚持地认为我在砸他的饭碗，我不让他吃饭了。”
　　队长唐一兵在1998年来到城管分队前，在北京市容办公室做同样的工作，几十年的工作下来，使他对小商贩有了更多的理解和耐心。“对待他们需要调整好心态，他们也是为了生存。一个老人的退休金够吃饭不够看病、够看病不够吃饭，所以就自己做鞋垫在地摊卖，我们就只能劝他到市场里卖。但早市只有两个小时，其他时间他还是没地方卖，而且市场里要交摊位费和管理费，他赚的钱都不够交费。”“有的几十年前的老楼，一层没有阳台，按现行法规要求，只能在二层的垂直投影下面建设，但他们几代人住在一间房里，就会私自建违规房子，如果硬性拆除，他们就没地方住了”⋯⋯
　　看似立场对立，但某种意义上，城管却是最了解民生状态的基层执法人员。他们每天所要应对的，一面是辛苦维持生计的小商小贩，一面是脏乱差的街道市容和环境秩序；一面是城市管理法律法规要求，一面是对居民诸种生活不易的无奈。面对这些弱势群体，他们最大限度所能够做的，只是人性执法。
　　对因为不理解而遭遇的谩骂等委屈，军人出身的李三旺表示了很大的理解，“你管他，他不高兴，说话自然很难听，他摆摊，你不让他卖，他肯定也不会说你好。这个工作性质决定了挨骂是很正常的，骂就骂了，如果这都接受不了，就不要干这个工作了。小商贩们的文化素质一般比较低，讲大道理他们听不进去，接受也会慢一些，需要有耐心。如果素质高一些，会比较理解这些法规。我遇到过大学生摆地摊卖床单，这样的事情相对来说就好解决。”
　　“围观的情况经常有，只是人多少的事情。甚至有个别商贩直接躺在地上大喊‘城管打人了’，以吸引人群围观”。
　　
　　这是一份不招人喜欢的工作
　　
　　于是，城管和商贩之间形成了一个怪圈：商贩出现，城管劝阻，商贩离开；商贩再出现，城管再劝阻，商贩再离开，如此往复⋯⋯
　　被工作磨得没了脾气之余，也生出些疲倦：“工作上存在着一些重复性的无果劳动，造成了身心上的疲惫，也很难有成就感。”“对这份工作，现在还没到喜欢的地步，如果能找到别的工作，谁也不会做这专门得罪人的工作。”
　　不被理解是队员们面对工作时的最大压力。而目前北京现行法律法规的某些真空，也为他们的日常工作带来一些不便。比如，他们负责机动车占压盲道的管理，却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可依，而劝阻通常无效。再比如，小区实行封闭管理，在小区的出入口设立了保安岗，确保小区的安全，为大家提供服务，房子属于违法建筑，但设保安岗是好事，却又有居民反应房子挡阳光。面对许多无从下手的大事小事，他们所做的工作只能是解释，再解释。
　　记者采访中发现，对于城管分队来说，双重或多重管理也是一个问题。街道办事处是他们的行政上级，城管大队是他们的业务上级，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市政管理委员会也是他们的上级，这些上级都有权利发单子让他们执行任务。而在北京西城等几个区，已经实行了垂直管理，城管分队只需对大队和市政管委会负责。
　　“你们是否可以把没收的东西卖了，以改善队员们的待遇？”面对记者的提问，李三旺书记和唐一兵队长连连摇头，“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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