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大师之后再无大师豆瓣

　　 　　《陈寅恪与傅斯年》 　　 　　【推荐理由】 　　这是一部不同寻常的个人传记。对傅斯年和陈寅恪的记忆，打开了被蓄意掩蔽的历史之门。他们在20世纪所遭遇的命运剧变，谱写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哀歌。这部记录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心灵史诗，读来感人泪下，怅惘良久。
　　
　　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经过长期密谋策划，终于开始了占领平津，继而征服整个华北和中国的侵略行动。时在庐山的蒋介石，除接二连三地向宋哲元、秦德纯等二十九军将领拍发“固守勿退”的电令外，分别邀请各界人士火速赶往庐山牯岭，频频举行谈话会及国防参议会，共商救国图存大计。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教务长何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一大批学界要人也应邀参加会议。
　　此时，平津两地各高校正逢暑期，被邀请到庐山参加会议的各大学校长、院长与著名教授，以及部分在外地的教职员工，由于远离平津，对战事进展的真相难辨真伪，而混乱的时局伴着恐怖的谣言，如同风中野火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流窜飞腾。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消息，在庐山的蒋、梅、张等三校校长忧心如焚，坐卧不安，其情状正如梅贻琦所言：“实属肠一回而九折”。为此，三校校长与学术界资深人士纷纷陈情，渴盼中央政府尽快作出决断，以挽救平津，挽救在水火中苦苦挣扎的高校和学界同人。
　　7月29日，北平沦陷。就在北平陷落的同时，天津守军张自忠部接到命令，开始退却，日军趁机展开全面进攻。地处城西的天津南开大学突遭日军炮火猛烈轰炸，校园内的木斋图书馆、秀山堂、思源堂和教师宿舍区均被日军炮弹击中，顿时楼塌屋倒，几十万册宝贵图书资料灰飞烟灭。紧接着，日军派大股骑兵和数辆汽车满载煤油闯入校园，四处投弹、纵火焚烧。这所由著名教育家张伯苓等人创办，靠各界人士赞助，经过千辛万苦发展起来的中国当时最杰出的私立大学，在战火中顷刻化为灰烬。时已转往南京的张伯苓闻讯，当场昏厥，尔后老泪纵横，悲怆不能自制。
　　当天下午，张伯苓强忍剧痛，以悲壮的语调和不屈的精神对《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奋励。”
　　7月31日，也就是天津陷落，华北大部落入敌手之时，蒋介石约见张伯苓，以同样的悲壮与坚毅之情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蒋介石与张伯苓的谈话，给茫然四顾的平津教育界注入了一支强心剂，由此增添了一份慷慨悲歌之气。此时的日本人十分清楚，要彻底击垮一个民族，除动用武力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摧毁，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彻底征服。因此，日本军国主义者决不会轻易放过平津高校和高校中的民族文化精英。事变前就对平津等地高校作为重要征服目标而虎视眈眈的日本军队，口口声声要打断中国人的脊梁骨，让中国人彻底以日本人的意志为意志。在这种骄横癫狂的意念中，日本军队终于将南开大学置于炮火之中，开始了精神上的征服。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保护和抢救平津地区教育、文化界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越来越显得重要和迫在眉睫。由庐山转入南京继续参与国事讨论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及胡适、傅斯年等学界名流，日夜奔走呼号，与国民政府反复商讨如何安全撤退和安置各校师生。一时，南京与平津高校间密电频传，共同为之出谋划策。
　　8月中旬，傅斯年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兼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所长的身份，同北大、清华、南开等三所大学校长及学界名流反复商讨、权衡后，力主将三校师生撤出平津，在相对安全的湖南长沙组建临时大学，这一决定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同意。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等三人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教育部代表杨振声为筹委会主任秘书（代表教育部次长周炳琳），筹委会成员每校委派一人，北大胡适，清华顾毓，南开何廉。此外另有学界大腕傅斯年、湖南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等，筹委会主席由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亲自担任。
　　在此之前，由教育部发出的撤退命令已在平津三校师生中用书信和电报秘密传达。早已心力交瘁，翘首以盼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们接到通知，纷纷设法夺路出城，尽快逃离沦于敌手的平津两地，辗转赶赴湖南长沙――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次知识分子大撤退开始了。由于这一决定是在时局激变的紧急情况下仓促作出的，因而，此次撤退实际上是一次毫无组织和秩序可言的慌乱大逃亡。
　　建校历史最为悠久的北大校园内，由于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长胡适等名流均赴庐山参加政府会议，各项善后工作落在了北大秘书长、中文系教授郑天挺身上。此时，一些骨气与民族气节都呈“五短身材”状的文人、学者纷纷“下水”，开始与日寇狼狈为奸，企图阻止师生南下，局势异常严峻。面对危局，郑天挺不顾夫人新丧，子女年幼，全部身心用于保护校产和组织师生安全转移中来。
　　11月17日，郑天挺与罗常培、陈雪屏、罗膺中、魏建功、王霖之、周濯生、包尹辅等北大教授，最后一批离开沦陷的北平，向南方奔去。正如罗常培所说：“北大残局就这样暂时结束了！”
　　在北大师生逃难的同时，清华、南开师生也展开了大规模的流亡。南开师生直接自天津码头乘船南下，但清华、北大师生就没有如此幸运了。由于唯一的一条南下通道――津浦路被日军截断，必须乘火车由北平转天津再设法乘船沿海路南下。陈寅恪与大部分师生，正是沿这条线路开始了９年的流亡生活。
　　
　　流亡途中
　　
　　时为清华大学历史、中文两系合聘教授的陈寅恪，仍兼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组主任。在此之前的七八年间，陈氏在学术研究上著述颇丰，教学上业绩辉煌，深得中央研究院蔡元培、朱家骅、傅斯年以及清华大学梅贻琦、叶企孙、冯友兰、朱自清、刘文典等双方大大小小主事者的赞誉和尊敬，亦深受学生们尊崇与敬爱。由于陈寅恪的名声越来越大，不仅清华本校教授如朱自清、吴宓、刘文典与各系高年级的学生经常前来听课，远在城内的北大学生和年轻教员，也成群结队，走出古城，穿越西直门，跑到离城几十里的西北郊外清华园“偷听”陈寅恪讲课。据听过陈氏课的学生回忆，若从北平城内到清华园，宛如一次短途旅行，颇费一番周折。沿途几十里全是一片接一片的农田，秋天青纱帐起，尚有绿林人士拦路抢劫，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杀人越货。前往听课的师生曾几次遇到过拦路劫财的强盗，多亏每次都靠人多势众，手里又各自拎着木棍铁器等防身家伙，对方不敢轻举妄动。即使如此，北大师生也愿冒险出城，亲自聆听陈寅恪上课时那如同天幕传来的梵音绝唱。相对城内北大的偏远，近在燕京大学的学生与教员，则得天时地利之便，一溜小跑即可到达清华讲堂，先是喘着粗气，接下来屏息静气，美美地享受一顿免费大餐。
　　据1930年入学清华，后留德十年，归国后由陈寅恪举荐于傅斯年而进入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任教，许多年后头戴“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等三顶桂冠的季羡林回忆，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我旁听了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亨利希?路德施，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又说：“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然而，茫茫士林，难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学人的所谓‘学者’，骄纵跋扈，不禁令人浩叹矣。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一生。”
　　就在季羡林听课的这一时期，根据清华大学规定，教授月薪最高以400元为限，所在学科有特殊贡献者，可超过此限，其人数不得超过全体教授总数的五分之一。作为两系合聘教授的陈寅恪，属当之无愧的“特殊贡献者”，因而得以连年加薪。到1937年上半年，月薪已达480元，为清华教授中薪水最高者。一家人生活稳定，无忧无虑。最令陈寅恪得意的是，他的父亲三立老人得以从南京迁到北平城内和儿孙辈家人经常见面，不再孤独。平时城内与清华园两面家务都有仆人打理，省心省力，大事小事均可通过家中电话随时联络。陈寅恪讲课、读书、会客、散步，皆感舒心惬意，如处桃花源中，真正过上了俗世中所说的“幸福像花儿一样”的美满生活。想不到卢沟桥一声炮响，将世外桃源之梦击得粉碎。
　　据《吴宓日记》载，7月6日晚7时，陈、吴二人来到校内西园散步，后坐在体育场上看晚霞，觉大自然之美妙，人生之苦短。忽陈寅恪心中若有所失，默坐了一会儿，二人又谈起时局变化，感日本之汹汹，叹中国之落后，不禁黯然神伤。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夜里卢沟桥畔就响起了枪声。自此，西天的云霓霞光被腾起的炮火硝烟所笼罩。
　　7月28日，北平西部一带战事激烈，当晚，二十九军溃败后被迫撤退。此时清华园不断传出可怕的消息，风闻日军已进入清华园火车站，于是人心惶惶，众皆逃避。仍在清华园的陈寅恪与吴宓、叶企孙等紧急商量后，携家带口乘人力车急入北平城内西四牌楼姚家胡同三号寓所暂避。
　　正应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的古话，此时住在城内85岁高龄的陈三立老人已重病在身。当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面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日本军队咄咄逼人的凶妄气焰，三立老人忧愤不已，情绪低沉。无论家人如何劝慰，总是忧愤难平。卧床期间，每有亲朋故旧前来探视，老人则艰难撑起病体，以低沉沙哑的声调问道：“时局究竟如何，国军能胜否？”外传马厂国军大捷，老人特向来访亲友询问消息是否确凿。当中国军队败退，有悲观者言称中国非日本人之对手，必弃平津而亡全国时，三立老人于病榻上圆睁二目，怒斥曰：“中国人岂狗彘不若，将终帖然任人屠割耶？”言毕遂不再服药进食，欲以死明志。平津沦陷后，老人伤心欲绝，大放悲声，曰：“苍天何以如此对中国邪！”延至9月14日，一代诗文宗师溘然长逝。
　　炮火连天中，老父的不幸弃世，对陈家可谓雪上加霜。时陈寅恪几个兄弟均在南方，因交通阻隔，一时难以赶赴北平奔丧，陈寅恪只得先行主办丧事。9月23日，吴宓自清华园至城内姚家胡同陈宅参加三立老人祭吊。此时，北平早已沦陷，日军已进清华园，清华师生多数已躲避逃亡。在陈宅，吴宓与陈寅恪商量逃难办法。吴宓不愿南下，欲留北平暂避读书，寅恪表示赞成，唯谓“春间日人曾函邀赴宴于使馆，倘今后日人径来逼迫，为全节概而免祸累，则寅恪与宓等，亦各不得不微服去此他适矣。”也就是说，要想不当汉奸，做有辱人格与民族气节之事，就必须离开北平，远走他乡。国恨、家愁交叠而来，陈寅恪急火攻心，导致视力急剧下降，不得已到同仁医院检查，诊断为右眼视网膜剥离，医生叮嘱及时入院手术治疗，不可延误。陈氏听罢，犹豫不决。据陈寅恪女儿流求回忆：“记得那天晚上祖父灵前亲友离去后，父亲仍久久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表情严峻，一言不发。”又说：“考虑到当时接受手术治疗，右眼视力恢复虽有希望，但需费时日长久。而更重要的是父亲绝不肯在沦陷区教书，若在已陷入敌手的北平久留，会遭到种种不测。当年，美延刚出生，流求八岁。侧听父母严肃交谈反复商量，从大人的语句中感觉出父母作出决定很慎重，也极艰难。父亲终于决定放弃手术治疗眼疾，准备迅速赶赴清华大学内迁之校址。此时父辈四兄弟均已抵达，共议祖父身后事，在祖父逝世后刚满‘七七’尚未出殡时，于11月3日父亲隐瞒了教授身份，携妻带女，离开北平，决心用唯一的左眼继续工作。”
　　陈寅恪常年漂泊海外求学，无心婚配，直到1928年39岁时才与唐结婚。唐小寅恪8岁，广西灌阳人，其祖父为清廷台湾巡抚唐景崧。陈寅恪在海外学成归国并出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与时任北京女子文理学院体育教师的唐相识并“一见如故”，在胡适、赵元任夫妇的撮合下缔结连理。以后的若干岁月，夫妇二人相濡以沫，荣辱与共，手拉肩扶地走过了悲欣交集的人生旅程。
　　陈寅恪、唐夫妇共育三女：长女流求，其名为台湾古称；次女小彭，意指澎湖列岛，两个名字皆为纪念以身殉职的唐景崧所取。三女取名美延。平津沦陷之际，陈寅恪47岁，流求9岁，小彭7岁，美延出生仅4个多月。
　　1937年11月3日，陈寅恪一家连同佣人忠良与照顾美延的王妈妈，踏上了奔赴长沙的逃亡之旅。此时日军已在平津地区稳住了阵脚，整个局面已完全被日伪政权控制，对出逃的中国人而言，平津局势更加严峻凶恶。为防止平津文化、教育界人士逃走南下与抗日力量汇合，日伪军在车站、码头及沿途重要关口设卡堵截。在出逃之前，陈家就听说清华老教授高崇熙逃出北平后，在天津火车站一下车，即被日伪军识破身份，当场按倒在地一顿拳脚揍了个鼻青脸肿，然后一根绳子拴住手脚倒吊着扣押起来。为防不测，陈寅恪扮成生意人，又叫孩子们熟背沿途及目的地等有关地址及人名，以便在走失后设法寻找亲人或故旧。
　　此时，深秋已降临中国北方辽阔大地，在寒风的肆虐中，树叶枯萎，草木凋零，天地萧瑟。清晨，北平城内霜气阵阵，冷风袭人，越发令人感到凄苦悲凉。陈寅恪一家与北大毛子水等几位教授结伴，在凄冷、惨淡的星光映照下，于微明的夜色中踏着晨霜，悄然告别北平相依相恋的家园，由前门乘火车向天津进发。所幸的是，由于逃难人潮如黄河之水奔腾四溢，无论是火车之内还是沿途停靠的车站，如同一锅煮烂的饺子，人声鼎沸，身影绰绰，混乱不堪，使日伪军的辨别能力受到限制。陈寅恪等几名教授趁着混乱，引领家人小孩在慌乱的人群中穿行。孩子们则一个接一个牵着父母的衣角，越过了日军和伪警察设置的盘查关卡，提心吊胆走出了天津火车站，在租界暂时躲了起来。次日，陈家又与毛子水等转道塘沽，登上“济南号”英国邮轮向青岛驶去。跟随陈氏一家服务十年之久的佣人忠良，因家事不能前行，把陈家老小送上轮船后，含泪作别，依依不舍地离去。
　　轮船在大海中一路颠簸动荡总算到了青岛，乘客登岸后已过午夜，陈家与毛子水等不敢停留，急忙购好长沙联票，连夜挤上去济南的火车。行至济南，火车停开，班次皆无。此处风声更紧，人相争传日军即到，逃难者如同被火烧着屁股的蚂蚁，挤成一堆，滚成一团，又各自向心中的目标挣扎冲撞。火车站每有火车南开，人潮如江海巨涛，轰然而上。陈寅恪一家被裹挟在涌动的大潮中，于茫茫人海不知身归何处。幸亏苍天有情，一班列车停在车站未动，被挤撞得热汗淋漓的毛子水突然从一个窗口中发现清华教授刘清扬眷属已先在车内。这一发现，如同大海迷途的航船突然看到了暗夜的灯火，众人拼尽力气挤上前来求援。刘清扬等见车门已不能通行，索性把陈寅恪家人连拖带拉从窗口一一拽进车厢，毛子水等也借机钻了进去。车厢内如同一个被封了盖的热锅，拥挤不堪的人群如同热锅上爆炒的蚂蚁，在一片大呼小叫、哭爹喊娘中四处冲撞游动，难以找到片寸落脚之地。不懂世事的美延突见如此混乱情景，连惊带吓大哭不停，弄得陈氏一家情绪低落，叫苦不迭。此时，北风呼啸，阴雨连绵，敌机不断在沿线轰炸，济南车站时闻炸弹在附近爆裂的声音，并有炸起的碎石尘土落入站台之上，车内车外惊恐凄苦之状令人心碎。所幸的是，陈家乘坐的火车没有遭炸弹掀翻，未久即驶出济南站，一路狂奔向南急驶。至徐州后下车，转陇海线至郑州，旋又转车抵汉口。在汉口旅店休息半日，即搭粤汉车于11月20日夜终至长沙。同来的大小知识分子各寻住处，陈氏一家无处觅房，暂时在一位亲戚家借住。自北平至长沙，整个行程5000余里，历时18天，一家人备尝乱离迭苦，总算擦干汗水，落下脚来。
　　（摘自《陈寅恪与傅斯年》，岳南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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