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坡起步【中国制造：半坡上的变奏】

　　[中国制造|现实] 　　 　　风霜雨雪 　　 　　几公里的狭长丘陵谷地里，聚集了3000多家制鞋或鞋材企业，它们分布在朝向各异的民宅或厂房里，这些建筑看起来像各种比例的水泥方块，杂乱地簇在蜿蜒的公路两旁，被绿色的田野包围，更远处，起伏的丘陵郁郁葱葱。
　　首次来到吉隆镇的人，很难不被眼前的景象震撼。这里属于广东惠州，20年前还是一个乡村小镇，但现在或许是全世界鞋厂密度最高的地方。几乎有楼房处就有几十家鞋厂。
　　虽然在两年前如愿拿到了“中国女鞋生产基地”的牌子，但这里的鞋厂绝大部分只能称为家庭作坊，几台鞋机、二三十个工人，就是一个厂。这里最大的企业，到了东莞，只能算中等规模。
　　“我们现在是风霜雨雪都遇到了，就是没有阳光。”说话的鞋厂老板数起手指头，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减少，还有劳动合同法。旁边的人提醒，电价涨了、缺工也得算上。
　　“风霜雨雪”加起来，成本上升差不多30％，是利润的几倍，价格又提不上去，“没订单，还主动一些，手上有订单的，做多少亏多少。”
　　可开工厂的，又不能不开工，要不工人都走了，拿了合适的订单也做不了。几台机的小作坊还好，随时可以关门，大厂只能硬着头皮做。即使这样，还有麻烦――工人不够。
　　吉隆镇上的当地人只有不到5万，但外来工人有15万，每年生产6亿双女鞋，80％出口。这里的月工资已经到了1600元以上，比“珠三角发达地区”高出了二三百元，可因为是农村，前两年开始工人慢慢短缺。成本上涨的麻烦甚至比不上缺工的麻烦。
　　到处都缺人。在座的一个老板，去年刚投产了镇上最大的鞋厂，现在开工不足20％，“只要有工人，我还是有把握做下去的。”
　　镇上的鞋业厂商会去年组了一个团，到内地几个省份去招人，悻悻而归，“内地的政府很客气，但名为劳务，实际是想招商。”
　　现在很多小厂关闭，他们看到的“只有黑暗，没有光明”。
　　怎么活下去？
　　迁移？“怎么迁？我们都是吉隆的农民，几个人、几十个人用钳子做鞋，一步步走过来的。身家都在厂房、设备上，现在卖也卖不出价。走也走不动。”
　　升级？大部分吉隆的鞋厂还处在从作坊向流水线升级的过程中。建了流水线的大厂“只能谈生存”，用什么升级？
　　拿定价权？“你告诉我，我们这些草根小企业怎么去拿定价权？去年年底，龙永图在东莞说，中国制鞋企业要拿到定价权，我几乎听不下去。他自己试试！”
　　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劳动合同法执行后，工人和老板的纠纷肯定不断，现在许多工人动不动就是“我告你”，接下来几个月要忙着应付纠纷了。
　　确实没有一个好消息。难道这个奇迹小镇只能从此没落？对着几位神情凝重的草根老板，记者不忍心问出这个问题。但一个老板的喃喃自语，还是让人心生安慰，“我们当年怎么走过来的，就怎么走过去。”希望，向来属于自救者。
　　
　　大考来了
　　
　　100多公里外的深圳，“气压”远没有吉隆那么低。
　　“现在MIC（中国制造）面临一次大考，不是一般的升学考试，是高中升大学的考试。”深圳荣恩公司副总经理方至刚对中国制造的处境有着自己的判断。方至刚1986年就来到东莞，管理一家台资鞋厂，是第一批到大陆的台湾人。他一生只做了一个行业――制鞋。
　　当初他来到大陆，正是由于台湾鞋业因成本全面上升而整体外迁。“与20年前的台湾相比，现在大陆的成本大冲击，我看到的是更坦荡的路。”
　　他认为，这次成本冲击将带来行业整合的机会，是好事――一直以来，有太多的小企业打价格战，把市场行情搞乱，他用“宵小”形容它们――现在，行业里真正有能力的企业将有可能在合适的舞台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行业会更健康，MIC会打得更响。曾几何时，MIC是低等品的代名词，如果这次大考能过，MIC将来就是国际品质的代名词。”他说，从这个意义上，他欢迎这次冲击。
　　他认为，该转移给客户的成本就要转移，MIC应该勇于提价，“如果外国人不接受，就让他们离开中国市场好了。”
　　他现在所在的公司是一家本地公司，但已经是全球第五大运动鞋贸易商，在福建泉州有自己的生产线，今年出口价格已经提高了20％以上，现在订单忙得做不过来，工厂负责人不得不到东莞来招工。
　　方至刚唯一的担心是，成本上升过快，可能会让一般健康的企业都消化不了，只有真正强壮的企业才能过关。
　　在东莞，另一个台湾人叶先生也执同样的看法。他在一家台湾大鞋厂任主管，同样“这辈子只做了制鞋一个行当”。叶认为，大陆目前的成本上升比当年台湾的情形还要剧烈，“这么多种成本同时涨，从来没见过。”
　　40年前，日本人把制鞋业交到台湾人手上，20年前台湾鞋业整体转到大陆，“再过10年，台湾人要把棒交到大陆人手里了。”现在，制鞋业里，已经很难见到30岁左右的台湾人了。
　　台湾鞋业人最大的遗憾是只有加工，没有品牌。
　　叶先生认为，大陆人有可能弥补这个遗憾，“大陆自己就是一个大市场，现在成长的一代又很年轻，比我们束缚少，如果政府支持，就能有自己的大品牌。”
　　至于当下这一关，他担心与外国采购商的价格博弈僵持期会太长，“最好不要到别人让步时，自己先倒了太多。”
　　制鞋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受此次成本上涨冲击最大。显然，价格博弈正朝有利于制造方的天平倾斜――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东莞出口的鞋子，平均单价上调了27.3%。
　　东莞企业大量倒闭的传闻，去年就不断传出，广为传播。受访的东莞政府官员认为，是有一些企业关门，但远非成千上万，倒的大多是“体质较弱”的中小企业，上规模的企业出事的很少，整个行业出问题的现象还没有出现。
　　官员表示，他们现在的关键词不是“生存”，而是“提升”，更关注的不是挽救体质弱的企业，而是如何帮助活下来的企业提高技术含量、品牌价值，使面向生产的设计环节更多地转移到东莞，让东莞变成高质量的全球制造基地。
　　
　　千万不要低估中国制造的实力
　　
　　现在，目光转到了千里之外的浙江台州。
　　一位经常来台州调研的PE（私人股权基金）管理人员告诉记者，千万不要低估了中国制造的实力。人们印象中的鞋业、纺织和玩具不能代表中国制造，过去中国制造大多数是赚点加工费（这样的企业不在少数），但现实中产业在升级，老板们的眼界在开阔，好的企业和行业总是层出不穷，给人们带来惊喜，也带来信心。
　　台州市商业银行的客户经理则说，今年以来银行的利润依然很好，从基本面看，企业大多还是可以维持的，倒掉的往往是那些失去了认真、寂寞地做好一个产品耐心的企业――前两年，机会太多，以至于很多企业家很难专注于某个领域，并在自己领域做出卓越的成绩。“一个企业的倒闭就像地震中建筑物倒塌一样，是由于多种因素。”
　　台州市发改委主任郑荐平说，在台州，目前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很不错，资本密集型的则一般，劳动密集型的就不好了。
　　虽然转型和升级不是那么简单，但台州正在这条路上。比如，做工艺品的可以转做汽车装饰件；塑料也一样，原先做牙膏脸盆，地摊上到处都是这类台州货，全国铺天盖地，但现在已经基本转到做上下水管、汽车摩托车塑料配件等。更高级的医药也一样，一开始做化工，之后做原料药，再后来就到成品药了。
　　“至于低端的制造业，则只能转移到中西部去。”
　　台州经委主任张锐敏则承认，台州企业确实出现了困难，表现在增幅下降、效益滑坡、投资萎缩。“但我觉得下滑是合理的、正常的，不下滑才不正常，说明这个地方生存在真空里，或者说在作假。”
　　但台州企业的生存能力，比其他地方的企业更强。整体出问题的就只有缝纫机行业。由于纺织和服装行业普遍不景气，因此缝纫机行业出现整体性萎缩。
　　张锐敏谈到，之前被广泛关注的飞跃公司资金链出问题一事，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研发投入过大，又遭遇银根紧缩而产生。
　　电动缝纫机的芯片原来都是从日本进口，提价权在人家手里，有时候为了芯片整个缝纫机无法组装生产。所以他们投入两亿多人民币，和中科院合作研发芯片。搞研发，银行不可能贷款，只能用资金宽松时的流动资金。这两个亿投到那里去，还没产生效益，就遇上银根紧缩，资金链就绷紧了。
　　现实中，明显可以看到，真正有技术创新能力的，而且这种技术创新能力已经形成市场能力的，有品牌的，基本可以克服成本上升的影响。附加值比较高的企业，提价的能力就强，现在对他们来说是机会。
　　海正药业就是这样一个企业。它连续52年没有亏损记录、持续增长，被认为是台州的骄傲。
　　在上世纪70年代，它刚踏足医药领域时，就开了国内企业上门买技术的先河――花9万多元购买了一种新药成果进行生产。现在，他们在产品的储藏开发、新产品研发的先期投入非常坚定。“现在我们每年的研发投入占到销售额的8%，去年我们达到了9%多，发达国家也没有这么高的比例。”海正的管理人员很骄傲地总结，海正的经验是：风浪来了，靠临时调帆、调螺旋桨都晚了，应该在没风浪的时候就把动力都储备足了。
　　海正药业的董事长白骅62岁了，现在每天早上6点到厂里，晚上10点多回家，对于他，生活中唯一的乐趣就是工作。
　　这样的专注和热爱，或许正是中国制造的能量之源。或许正是因为在台州看到太多同样的热爱和关注，那位PE管理人员才会毫不吝啬地把信心给了台州。
　　
　　民工哪去了？
　　
　　在各处的采访中，记者被同一个问题困扰：民工哪去了？许多受访者也向记者提出了同一疑问。
　　中国经济出现下行信号，这是中央高层都认同的判断。现在许多中小企业日子不好过是事实，一些企业压缩生产线甚至破产也是事实，这意味着，必然有一部分人失去了工作，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会相对多起来。可是，为什么到处都在缺工，甚至比以往更甚？
　　记者曾就这个问题向一位研究宏观经济的美国教授请教，他凝思许久，给出了答案:“中国经济在几个月里实现了升级”。
　　这当然是开玩笑。经济学家给不出解释，那么现实中呢？
　　去年11月，东莞常登鞋厂宣布结业――并非倒闭，只是台湾老板对未来预期不好，主动退出了这个行业，有传言说，老板回台湾从政去了。
　　今年3月底，记者来到已关门的常登，整洁的厂区里只有几位负责销售原厂设备的人员，其中一人告诉记者，“常登关门了，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老板给的赔偿很公道，7000员工也按不同工序分批遣散。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是，其他工厂纷纷在常登门口现场招工，甚至有的工厂派了大巴来接人，这里的员工不仅没有失业之虞，相反成了争抢对象。
　　而在7月，记者在东莞的华坚集团门口，也注意到，有大量从其他工厂来应聘的生产线工人，甚至有的是整条生产线上的人一起过来。
　　在江西的上高，由于裕盛、旺旺等大型企业前来投资，使这个著名的劳动力输出大县（每年6万人外出打工）出现劳工紧缺，两年时间里，他们从劳动力输出地变成输入地。
　　过去当地的企业自主招工一般都能招满，但2006年裕盛投产后，裕元、匹克、旺旺等用工大户就不得不依靠政府组织招工。每年劳动部门向各乡镇下达招工指标，在春节前后乡镇干部逐户上门做工作，劝说外出打工人员进入本地企业工作。
　　从2006年到2008年两年间，上高县便劝留了近3万劳动力在本地就业，同时将原来留在农村的近1万农民通过培训转化为企业员工。
　　但这仍满足不了需求。上高政府不得不多管齐下：一方面向四川、湖南等劳动力资源大省派驻劳务机构，吸引外地劳动力前来上高打工；另一方面则在上高设立了省级职业培训基地，以吸引周边地区人员前来培训，并留在当地就业。
　　为了方便本地劳动力的就业，上高县开通了环绕全县的公交系统，本地农民除了白天上班之外，晚上和双休日还可以做些家务和农活。
　　在政府的努力之外，企业的用工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对工人年龄的要求从过去的35岁以下放宽到了45岁，同时在每年的农忙季节视生产情况给员工放假，以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前来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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