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时代的俄罗斯轨迹]普京时代的俄罗斯

　　 　　2006年，俄罗斯的“普京时代”进入第六个年头。从执政伊始就立志“重振俄罗斯雄风”的普京，面对美国的不断挤压和国内分裂势力的挑战，始终以难得的冷静和有力的手腕，日益纯熟地操控着这艘庞大的北方巨轮,在风波险恶的世界政经大洋中坚定前行。
　　近年来，伊拉克战争的硝烟、北约东扩的步伐、伊朗核问题的口角、“颜色革命”背后的博弈，都清楚折射出美压缩俄战略空间的意图。面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步步进逼，普京选择了合理实用、步步为营的策略。
　　在斗争加合作的国际舞台上争取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是俄与美商讨重大国际问题时奉行的基本原则。同时，通过在世界热点问题解决上与重要国际组织和其他大国的合作，俄罗斯加强了对国际事务的发言权，显示了自身影响力。
　　在车臣，俄政府一面施以重拳，击毙了包括马斯哈多夫在内的多名恐怖分子，目前，车臣国家权力机构已搭建完毕。
　　普京合理的实用主义政策不但成功制止了俄国家崩溃的趋势，而且逐步实现了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近年来，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7％左右。普京也曾自豪地说，俄已进入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行列。
　　政绩突出、深得民心、拥有较高支持率，这些都是普京令人艳羡的资本，不过也正因为他的强势，多少遮蔽了俄罗斯其他政治明星的光芒，也提高了民众对其接班人的期望值。
　　对中国而言,最大的关切在于,我们北方的这个庞大邻国,究竟何时能够实现“重振昔日雄风”的梦想?俄罗斯的重新崛起对未来的中国和世界又将意味着什么?
　　
　　普京与他的左膀右臂
　　
　　 在俄罗斯，是专家治国还是铁腕治国？这是一个问题。而目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俄罗斯政坛出现的微妙变化，这个足以让世界瞩目的问题，摆在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其执政团队的面前。
　　
　　
　　
　　从左至右：伊万诺夫、谱京、梅德韦杰夫
　　
　　被普遍认为将在俄罗斯政坛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又多了一个政治资本――最近荣升为副总理，具备了协调整个强力机构的权力。
　　但同时，这位俄罗斯首位文职防长也多了一个竞争总统宝座的对手――年仅40岁的俄总统办公厅原主任、新任第一副总理梅德韦杰夫。
　　俄罗斯舆论认为，普京已启动“接班人工程”。目前暂定的两名候选人中，梅德韦杰夫为主，伊万诺夫为辅。而他们今后的命运，主要取决于工作业绩。
　　选择同是克格勃出身的伊万诺夫，意味着将延续铁腕治国的方针；选择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师弟梅德韦杰夫，则可能将俄罗斯引入专家治国的轨道。
　　
　　改革进入“深水区”
　　俄罗斯政治技术中心副主任马卡尔金认为，2006年或2007年初，俄罗斯总理可能换人――由于临近2008年，因此总统接班人将会以总理身份参加大选，“对俄罗斯人来说，二号人物接替一号人物是很自然的事情”。
　　截至目前，普京为其继任者已打下不错的基础。他对政治体制大刀阔斧的改革――废除各联邦主体同联邦法相抵触的法律；规定总统有权解除地方行政长官和解散地方议会；规定地方领导人改由总统提名，地方议会通过；将国家杜马的混合选举制度改成单一的政党比例选举（有助于亲总统的多数党控制议会）――使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国家垂直权力体系得到进一步加强。
　　同时，严打恐怖分子令车臣局势趋于平静，叶利钦时代的毒瘤――经济寡头渐被割除，新版《矿产法》出炉，以及国家控股大型油气公司等，都为未来治国者铺平了道路。
　　然而，铁腕统治给俄罗斯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产生了副作用。
　　昔日视普京为“民主世界座上宾”的西方势力将其政治改革称作“民主倒退”；拘捕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吓跑了部分外国投资者，并加剧了国内资本外流；匆忙推出的社会福利改革更是引发了普京上台后前所未有的反对浪潮――2005年1月，全国爆发了总数上万人的游行，人们甚至要求普京下台。
　　为稳定社会，普京2005年岁末推出了国家重点项目。在住房、医疗、教育和农业等领域开展拨款总额1345亿卢布（约合47亿美元）的改革，旨在让民众分享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实惠。
　　但是，这并不像行政“大换血”那样单凭个人权威就能被落实。事实上，俄罗斯改革正走入“深水区”：
　　如何摒弃陈旧观念、提高机关效率、团结精英阶层、治理官员腐败、吸引国外投资、调整产业结构、增强企业活力、疏导民众情绪等，都需要由一支专业团队“精耕细作”。
　　
　　多谋善断的“宰相”
　　俄心理学家分析普京宣布人事变动时的画面称，总统“对提名人选能否被在座官员认可没有把握”。
　　的确，这个政治赌注关系到国家命运，尤其是将国家重点项目这个重担交给了梅德韦杰夫。新任第一副总理的身边人透露，总统和梅德韦杰夫都知道这一举措的风险:接手这项工作后，这位有望当上总统的官员可能会提前“引火烧身”。
　　处于风口浪尖的梅德韦杰夫，其实一贯行事低调。早年他在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供职时，是唯一没有将联系方式公布在官员电话簿里的人。
　　2000年6月，普京任命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办公厅主任，负责总统日程安排，由此梅德韦杰夫有了“宰相”的绰号。不久前成立的由普京亲自挂帅的国家重点项目委员会中，梅德韦杰夫出任第一副主席。此外，普京还委任他兼任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俄气”）经理委员会主席，代表国家监控国内天然气巨头。
　　梅德韦杰夫曾力主“俄气”与俄罗斯石油公司合并，打造世界级能源巨无霸。当计划搁浅后，他又果断支持修改有关法律，改革“俄气”股权分配。股改方案乍看是提高外国人和机构的持股比例，对外资释放善意信号，但同时巧妙地将国家控股比例增加到了50％加1股的绝对优势。名为“俄气”股票私有化，实质是完成国家控股。
　　他在“俄气”期间，还冒着被民众戳脊梁的风险，促成了“俄气”收购寡头阿布拉莫维奇手中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的多数股权。
　　此外，在对俄罗斯政局的分析上，梅德韦杰夫也有独到看法，最著名的就是对俄罗斯可能因精英阶层无法团结而面临解体威胁的论断。
　　由于梅德韦杰夫具备团队精神和经济方面的领导才能，加上如果在实施国家优先项目中获得民心，将不排除其接替普京的可能。但他专家类型的工作作风在俄罗斯多年铁腕治国的政治气候之下，尚需要多加历练。
　　
　　绵里藏针的防长
　　相对梅德韦杰夫的忍让、谦逊来说，伊万诺夫性格中的进攻性要强――尽管他外表斯文、谈吐幽默。他勃勃雄心的明证就是与前总参谋长克瓦什宁的长期斗争。
　　自伊万诺夫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以来，俄军总参谋部和国防部一直在激烈争夺军事行动和军队经费掌管权。双方分歧主要在于：
　　在军事改革、职能划分等问题上，伊万诺夫要扩大国防部的权力，甚至要将俄军的作战指挥权收到国防部，克瓦什宁则不愿看到他经营多年的总参谋部沦为国防部的附庸；
　　在俄裁军问题上,伊万诺夫提出精简冗员计划,为节约军费开支、加强战斗力创造条件,但遭总参谋部反对,使得俄武装力量改革难以继续；
　　关于战略核力量的地位,伊万诺夫多次指出,为维护国家安全,俄罗斯必须倚重战略核力量,而克瓦什宁坚持削减核力量。
　　由于普京支持伊万诺夫，克瓦什宁大将在俄罗斯发生印古什袭击事件后，被调往遥远的西伯利亚担任总统代表。伊万诺夫在“此役”中占得上风。
　　对于将伊万诺夫提为副总理的理由，普京解释道，任命旨在进一步重振俄军队力量，而军队迅速复兴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障碍就是各部门间缺乏协调。
　　当然，如今的普京虽然连任两届总统，但由于他还没有完全兑现当初“给我20年，还你一个奇迹般俄罗斯”的宏愿，况且宪法没有规定不连任情况下担任国家元首的总年限，因此不排除身强力壮的他可能再次问鼎总统宝座。
　　如果这样，那么对于2008年的继任者就不必太过苛求――只要是听话的自己人就可以了，反正普京已经在国家机器中完成了布局――昔日叶利钦人马随着总统办公厅原主任沃洛申的离去早已式微。也有分析人士猜测，惯于搞“突然袭击”的普京可能故意将梅德韦杰夫和伊万诺夫推上前台，让他们各显其能，以便最后关头推出“真命天子”。
　　
　　（《环球》2006年第4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延伸阅读
　　
　　大国气象：转型中的普京外交
　　
　　普京依然保持着对于大国外交的高度敏感性，第一时间的出击，往往使西方措手不及，普京对哈马斯政权的邀请是这一风格的典型体现，通过与哈马斯的接近所产生的效能成为与西方打交道的强劲资本。
　　包括俄罗斯在伊朗问题上所持有的既与西方保持协调，但又坚持维护伊朗正当权利的立场，使得俄罗斯获得了经常能够在俄伊双边场合向伊朗方面释放善意的机会。
　　这个转型中的世界，人们越来越关注“转型中的外交”――美国国务卿赖斯已然正式提出了这个概念。什么叫做转型中的外交？关注一下普京外交，也许能够从中发现一些答案。
　　
　　复杂的“周边”
　　自俄罗斯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算起，迄今已有16个年头；而俄罗斯外交结束向西方“一边倒”，开始主动和中国商谈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是出现在1994年叶利钦访华途中，迄今算来已有12年。
　　俄罗斯外交之所以经常能在国际平台上做到“语惊四座”，当然和她曾经作为超级大国的积淀深厚的外交经验紧密联系。从表面上看，似乎俄罗斯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挑战，但是，擅长于纵横捭阖之术的俄罗斯却能以一物降一物的方式，利用周边地区利益格局的分殊，在各大力量之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多年来也成就了一番大国气派，尤其是在普京执政时期，大刀阔斧地重整国内政治与经济格局，并且以此作为依据，同时也充分运用其得天独厚的能源为武器，以实用主义路线引领外交，积极主动地盘活外交资源，以其独特的风格和精明的谋算活跃于国际平台，获得了世人的高度关注。
　　
　　“俄罗斯是西方的可靠伙伴吗？”
　　有人认为，西方的疑问也许是与普京对西方的“之”字形外交不无关联。在上台之初，普京高举“返回欧洲”的大旗，大力推动发展与欧洲的关系。尤其是利用能源资源作为发展对欧合作的杠杆，并使向欧洲供油供气包括通往西欧的管道建设成为与欧洲合作过程中的具有基础设施性质的制度性安排。到“9?11”事件突发，普京掉转方向，第一个向布什致电慰问，以最快速度表态，坚决支持美国的反恐斗争，并决定在中亚让开大路，让美军进驻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这是冷战几十年中，包括冷战后的十余年中，美国连梦想也做不到的事。
　　美俄关系重新升至冷战后的顶峰。布什说：“我从普京的眼中就能看出，这是一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过后不久，布什甚至以“我喜欢他”这样的词句来表达他与普京之间亲密的个人关系。但是，间隔不过一两年后，伊拉克战争事发，普京又坚决地站在反战的法德一边，毫不留情地抨击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普京、施罗德与希拉克“三驾马车”的形象一时成为国际媒体聚焦的对象。
　　就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而言，不管“之”字形路线走到哪一段，有两个特点是非常值得关注：
　　第一，冷战后逐渐得到双方确认的“非均衡关系”正在从模糊走向清晰。从前苏联时期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到基本接受美国一家超越各国实力之上的客观现实，对于俄罗斯来说，既是痛苦也是其摆脱“帝国”包袱的一个过程。普京是完成这一过程的关键人物。
　　第二，如果说若干年来美国的对外政策是逐渐明确地走向单边主义的话，那么，普京则是以相当富于特色的“边缘路线”在与美国周旋。换言之，俄美关系中的单边主义与“边缘路线”相辅相成，成为当前美俄关系的又一鲜明特征。
　　普京有点像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以其不无绅士风度的外交形象，在美国与欧洲――相当一些英国人认为英国并不属于欧洲――之间进行调解斡旋。普京在欧美关系中起着类似的作用,且普京更擅长在适当的时机出来收拾残局。
　　不过，普京对美欧的外交并非只是玩弄权术。与美国相比，地缘的接近使得欧俄之间有着更多的交往平台，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俄欧的接近在任何时候都超过美国。一般来说，俄欧关系重体制，俄美关系则实显个人关系，也因之俄欧关系较为稳定，而俄美关系则较有起落。虽然，总的看来俄欧关系更较美俄关系来得深入、扎实。
　　
　　前苏联空间的外交博弈
　　冷战后苏联的败退，首先是从中东欧国家开始的，冷战的结束拆除了阻隔东方的铁幕。同时，波罗的海国家的离异，成为“帝国”自身崩溃的诱因之一。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是冷战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全面降温的一个标志，从精英到民众重新确立了这样的理念：西方，特别是美国不肯轻易放弃对俄的不友善立场。“9?11”事件的冲击虽然一度使得俄与美国的关系大幅度好转，但是，两三年之后“颜色革命”，使得俄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重新陷于困顿。
　　首先是2003年格鲁吉亚政局的动荡不仅触及俄与外高加索地区的战略利益，而且直接影响到俄车臣地区的稳定，事实表明，车臣匪徒与外高加索的分离主义势力有密切关系。2004年底，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被称为是“东斯拉夫兄弟”的地区大国的变化，不仅使俄与西方之间失去了一个主要的战略屏障，而且也使政治动荡与安全形势的恶化接踵而至。2005年吉尔吉斯的政治变动可以视为这一波“颜色革命”暂告休战前的一个收尾，尽管政变后的新领导依然不能背离俄罗斯保持密切合作的方针，但是，美欧各类政治人物包括国际组织各欧安会和非政府组织的异常活跃，令俄罗斯大为反感，从而采取了一系列对其加以限制的措施。
　　从一个较长时段来看，“颜色革命”乃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首先发生于南欧,最后在20世纪90年代初引发苏联解体的一系列变动过程的延续。但是这样一个制度变迁的自然过程又不可避免的为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大国所影响乃至于操控。
　　从2005年12月起俄与西方在前苏联空间争斗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其标志之一，是以乌克兰、格鲁吉亚等“颜色革命”国家所组成的“民主选择共同体”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形成分庭抗礼之势，但是，作为俄在该地区根基之一的独联体虽有深重危机，但不至于立即解体。其标志之二，是俄乌天然气大战使得欧美国家对于俄罗斯以“杀手锏”来对付“颜色革命”既是无可奈何又心有余悸。看来，这一地区的竞争与较量将会旷日持久。
　　
　　普京的“新东方政策”
　　普京的“新东方政策”与叶利钦的“双头鹰政策”，也即既看西方、又看东方的策略有其相同和延续的一面，但又有了新的发挥与侧重点。第一，普京把发展与亚洲地区的外交战略视为是国内稳定与发展、特别是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不像叶利钦那么较为单纯地从外交平衡的角度来看问题。与之相关的重要问题是：世界经济出现了向东方转移的趋势，中、印、俄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亮点，而俄罗斯的持续发展首先有赖于确保远东的发展能力。这一宏观趋势使得普京非常关注把外交拓展与实现本国经济利益相联系。无疑是远东石油管道的铺设路径，还是对东北亚事务的介入，都可以明显看到普京的这一动机。第二，普京的“新东方政策”有着国内的制度变迁的背景，也即叶利钦的“双头鹰政策”大体上还是延续着1990年代初以来的体制与施政路线，但是普京的“新东方政策”是在对尤科斯等寡头进行打击，对媒体实行一定的控制，包括对地方政权也实现一定的调控的内政背景下推行的，这样使得普京对外交资源的掌握更具有影响力，这样也就大大增加了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冯绍雷)
　　
　　（2月22日《21世纪经济报道》,作者系华东师大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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