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安理会的神秘面纱:揭开货币的神秘面纱教案

　　在安理会工作的15个理事国外交官都按各自国家的文官制度经常轮换，但大家一回生、两回熟，很快就犹如兄弟姐妹一般，无话不谈。 　　我在安理会工作期间，始终保持我国外交官的“先进性”，注意与其他理事国的各级官兵“打成一片”。通过接触与观察，我发现各国外交官在衣食住行方面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的特点。
　　
　　一布遮百丑
　　
　　我国关于穿着的重要性早有不少说法，比如“人靠衣装”、“三分靠人，七分靠衣”等等。由于安理会几乎天天都要碰头，一天之内既有非正式的内部磋商，又有公开举行的正式会议，因此，各个理事国的外交官在衣着方面更多的是注重得体、方便、自然和舒服，大多数外交官并不一味追求“名牌”“高价”什么的。
　　英国的西服素来质地上乘、做工考究，英国外交官穿起西服时，自然就被烘托得精神抖擞。他们到安理会开会就如同“潇洒走一回”似的。英国原常驻联合国代表大卫?汉内爵士每次到安理会开会，都是西装笔挺、皮鞋锃亮，加上他说话抑扬顿挫，颇有绅士风度。在一次会议上，他甚至半开玩笑地提倡所有代表“穿着学英国人（衣着讲究），说话学爱尔兰人（发音纯正），办事学犹太人（处事圆滑）”。
　　法国原常驻联合国代表梅内迈大使曾在法国外交部担任过礼宾司长，出于长期职业习惯，也历来注重“外在美”。他的衬衣袖子每天都换上不同的“金质”对扣，双手往桌上一伸，袖子常常闪出两束耀眼的光芒。
　　俄罗斯原常驻联合国代表拉夫罗夫大使（现为俄罗斯外长）和俄罗斯代表团的外交官个个人高马大、虎背熊腰，不管什么质地和样式的西服，一披在身上就活像“男模特”似的。
　　意大利西服世界驰名。意大利的外交官“近水楼台先得月”，在西装样式变化上真正做到“与时俱进”。他们在1993年穿的是两个扣的西服，到1997年就增加到三个扣，现在则已增加到四个或五个扣，而且西装的领子亦越来越高。
　　北欧国家的外交官的衣着历来有朴素、内敛的传统，西装样色变化不大，有时甚至是件西服就行！
　　尼日利亚和阿曼等安理会非洲和亚洲理事国的大使在安理会的正式会议上，则多数穿着各自国家的大袍式服装。百衣丛中一件袍，一眼便能从人群中分辨出来。
　　当然，衣着也是因级别、习惯和收入而变化的。我就见到过一位穿着非常随便的外交官。法国代表团原来有一位名叫帕格农的政务参赞就终年穿着他的那件绿色棉料西装上衣开会。这种只换衬衣和领带，不换西服外套的做法，据说是洋“懒汉”的最佳“懒法”。他在安理会内凡事总爱开玩笑，并且一有机会就与坐在他后排的本国代表团一位俊俏女一秘打情骂俏。据他说，他原来出身在法国北部的一户农民家庭，家境贫穷，家教不足，迄今仍属于“本性难移”的一类外交官。后来他离任返回法国外交部时，仍穿着他那件绿色棉料西装上衣。但是，“懒汉”却有“懒福”。他最终以“贫下中农”朴实无华的品德赢得了那位女一秘的芳心，两个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和我的同事们在安理会工作期间，开始时都是清一色穿“国产”西服。“国产”西服耐用是够耐用的了，但常常美中不足，不是腰部设计得太肥，就是袖子做得太宽、太长。用人们常用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衣服里还可以“再藏二百斤大米”！
　　有一年年底，在纽约皇后区一条名为“万达街”的街道上，有一家西服店要倒闭。这家西服店连续三周吐血“大甩卖”，各种款式的库存西服均标上“跳楼价”。一件纯毛西服便装上衣仅售十多个美元，100美元可以买上三套“三件头”的西服。消息最初是从我同事的配偶口中传开的，很快就一传十，十传百。大家争先恐后地去抢购。有量入为出，量体选衣的，也有人购亦购，日后用于“送礼”的。我身高1.77米，属于“老百姓”体型，将架子上挂放的任何一件“38正码”（美国中号码）西服往身上一试，从没有发现不合身的。有些外交官配偶不懂英语，干脆将“万达街”叫做“完蛋街”。当这家西服店真的“完蛋”后，我和我的同事们全都变成了“金蛋”。大家购到的西服，既有名牌，也有实料，既有后摆两开叉的，又有前挡两排扣的。衣服是买来穿的。我和同在安理会小组内工作的几个同事干脆每天换一套西服，每天都哼着“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的小曲，“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地走进安理会。我的外国同行立即发觉我们一班人的这一“时尚”，纷纷向我们射出羡慕的目光。有些代表还忍不住伸手摸一下，嘴里咕噜一句：“是真家伙！”
　　但大家也有穿着非常随便的时候。如果遇到安理会在节假日召开紧急会议，各人的着装便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既有不结领带的，也有只穿衬衣的，甚至还有堂堂一国大使穿上牛仔裤、运动鞋闯进会场厅的。
　　这时，彼此见面当然少不了问寒问暖。有人说，他是刚从高尔夫球场而来。也有人说，他是刚从钓鱼场或骑马场而来。个中“水分”和虚实就无从查证了。倒是有一位高级外交官是个老实人，他对大家说了一句老实话：“俺刚睡了一个大懒
　　觉，从被窝里爬出来！甭瞧，睡裤还在里面哩！”
　　
　　民以食为天
　　
　　外交官不是“神仙”，不能缺“五谷杂粮”。不管世界上有多大的事件，安理会有多急的会议，代表肚子空，总想找饭桶。在安理会有人编过这么一句俗语：“安理会只管干，不管饭，不嫌早，只怕晚。”安理会每天会议连轴转，每当会议开到中午1时以后，室内的各国代表就开始肚子打鸣、坐立不安了。会议主席如果明察秋毫，大都会“以人为本”，当机立断宣布休会。但也有个别主席脾气犟，办事太过认真，非要完成当天议题。这时，各国代表便会还以颜色，纷纷在会上提出一些琐碎问题，名为要求主席讨论，实为将主席扣为“人质”。这时，谁都甭想离开会场。
　　安理会各个理事国的大使通常在中午都有“饭局”，而且大都安排在联合国四楼的代表餐厅，或离联合国大楼仅一街之隔的各个餐馆。联合国附近有一家中餐馆叫“荣乐园”，生意十分兴旺。这些餐厅和餐馆都是大使们中午“扎堆儿”的地方。有时，我们需要找一些国家的大使商量一件事情，只要去这些餐馆走一趟，准能碰到个什么人物。
　　在联合国大楼对面的45街，还有一家叫“李园”的快餐店。只要花上5.95美元，就可以点上两份菜和一份饭，外加免费茶，也可以点一碗名称与内容相符的三鲜面或排骨面。许多国家代表团的“中青年干部”和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人员都喜欢光顾这家快餐店。
　　有一天中午，我和当时我国在安理会的候补代表张参赞在安理会散会后，便去这家快餐馆。考虑到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爽快地花了5美元请他吃了一顿午餐！
　　1998年初以前，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团址在纽约曼哈顿的上城，亦即在66街155号西的一栋10层大楼内。当时，代表团开设了集体食堂，主要是为了便于大家开会回来后用餐。代表团搬到中城后，团址离联合国近了，集体食堂也取消了。每天中午我从安理会返回公寓后，都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经过各种实践，我发现吃意大利的比萨饼是最为“多快好省”的。在美国的超级市场内有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盒装比萨饼，买回来后只需在公寓内的微波炉热一下就可以马上“进口”转“内消”了。在取消集体食堂的头三个月，我几乎吃遍了市面上各种口味和价钱的比萨饼。
　　据我的欧洲同事说，他们的代表团没有“食堂”，午餐也因繁就简，很少有大鱼大肉的。安理会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的普通外交官常常是一块三明治和一杯浓茶或咖啡便打发了一顿饭。一些女外交官不知是饭量小，还是要苗条，中午啃个苹果或两根香蕉就足够了。他们和她们都有一个说法：“午餐吃太饱，肯定想睡觉！”
　　
　　舍远求近
　　
　　安理会的紧张工作决定了各个理事国的外交官必须终年加班加点。外交官的住处远近直接关系到外交工作的时效性和持久性。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原来是在一个工作与生活区“二合一”的大楼，四至五层为办公室，其余为住房。这一做法的好处是“上班不用急，回家不用愁，大楼分两区，上下可转悠”。但由于办公室和住宅均离联合国大楼比较远，不适应“具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工作需要，后来在1998年初将团址搬迁到离联合国较近的地点，并在相邻的地方另行建造了一栋宿舍楼。这从根本上解决了办公与生活分开的问题，也改变了以往到联合国开会费时费力的情况，最重要的是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对于安理会其他理事国来说，由于住房已根据标准“包干”到人，因此，各国的做法也有所不同。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的许多外交官大都在曼哈顿租房。房租虽然昂贵了一点，但优先考虑的是工作方便。美国代表团的一些外交官则多散居在地铁交通比较方便的纽约市郊区。而韩国的外交官多在与纽约曼哈顿毗邻的新泽西州租房。那里房租低，房间大，住起来很宽敞。据说一栋小别墅月租才3000美元。一家大小颇有点“小康”的感觉。但他们也有烦恼，即每天到代表团或联合国大楼上班，都需要起早贪黑、披星戴月。
　　总之，“一根针无两头尖”，要想少掏腰包，就需早起赶路！
　　
　　以步代车
　　
　　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都设在曼哈顿。各国外交官“行”的问题其实与“住”的安排和各自代表团团址远近密切相关。对于“以开会为生”的外交官来说，及时从办公室或公寓出门，穿过车水马龙的大街，赶到联合国大楼内的各个会议室，确实事关重大。
　　美国是东道国，美国代表团自然借“地利”占了一点便宜。美国代表团团址就在联合国大楼正对面（现正在改建），路程只有一石之遥。法国、英国、日本代表团离联合国也仅两街之隔，当属一箭之遥。德国、韩国等国的代表团近年也想方设法将团址向联合国靠拢。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让外交官们“少走弯路”！
　　我国代表团在1998年初搬迁到新址后，走路到联合国只需要六七分钟。我和我的同事们到联合国开会大都以步代车，既省油，也健身，一举两得。上午到联合国，沿途还常常遇到住在附近的其他国家的外交官。这一大帮人穿着整齐，肤色各异，腰夹文件包，行色匆匆地奔往联合国，构成了纽约街头的一道“风景线”。
　　说起代表团搬家，我还遇到一件有趣的事情。1998年1月，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团址需要搬迁，从曼哈顿上城的66街西155号搬到中城的一大道35街之间。消息传出，各国代表团都表示祝贺。它们做出积极的评论是有道理的：一是中国代表团的团址离联合国安理会的会场近了，中国人也学会快速反应了；二是中国富裕了，有财力“喜新厌旧”了；三是中国人懂得公私划分了，办公区与住宿区彼此隔离了。
　　搬家是一件庞大的系统工程，既要清理陈年资料、收拾锅碗瓢盆，又要订购新式电器、安排人力运输，还要确保人员安全和档案保密等等。当时，我是代表团“乔迁办”班子成员之一，主要负责文件资料和保密安全等工作。事前，我们做了周密的分工安排，决定以组为单位，化整为零，先家居用具，后办公设备，逐一搬迁。
　　美国人真是“急”我们之所急，“想”我们之所想。正当我们筹划具体搬迁计划时，有几家自称是美国搬迁公司的主动找上门来，表示愿意“免费”提供搬运服务，并且保证不损一桌一椅、一碗一碟。还有几家自称是专业的美国电器公司派人登门拜访，表示愿意“捐赠”一些只具有“普通功能”的办公电器，如复印机，让代表团先“试用”一段时间。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一律婉言谢绝了美国人的“雷锋精神”和“希望工程”，决定自力更生，用团内自己的面包车和我国派出的施工人员，再由团内的外交官逐一押送运输。最终，花了两周时间，像蚂蚁搬家一样完成了这一划时代的工程。
　　家搬完了，大家的力气和见识也长了。在这个复杂多变的地球上，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最好甭捡，也甭吃！
　　
　　责编：雷向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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