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类核心期刊 对外期刊改进经济报道的几点建议

　　经济新闻，已取代社会、文化新闻的主角地位，成为了对外媒体的一个核心报道领域。这种转变，是为了把当前中国最具活力、也最具吸引力――迅猛发展的经济，展现给世界。 　　从媒体自身的发展规律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日趋深入，各国之间最为紧密的往来已逐渐转移到经济领域。因而，对外期刊加强经济报道不仅有利于争取到最大范围的受众，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而且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吸引到更多的广告客户，以改善对外期刊目前普遍面临的经济困境。
　　正是在这种内外动力的促进下，很多对外期刊纷纷把加强经济报道提高到一个战略的高度，从人员调配、栏目设计、版面安排等方面加以倾斜支持。翻开现在的对外期刊，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其中散发出来的商业味，尽管很多地方还显得有些“幼稚”，但与传统意义上的对外期刊比起来，还是多了不少“国际化”的因素。
　　
　　经济报道中的“误区”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尽管一些对外期刊纷纷加大经济报道的分量，可真正出彩的并不多，很难引起外电的关注。在对外期刊的各类评奖活动中，脱颖而出的往往也不是经济报道，大多是时政社会类报道。当然，这跟选题有一定的关系，但笔者认为，这与目前经济报道中存在的一些“误区”有较大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原创性较差。通过采访拿到的第一手素材较少，大多报道流于资料整合。之所以大面积出现这种问题，笔者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与目前的考核体制有关。具体表现在，采访与编辑的稿件在稿酬上没有体现出差别，即使拉开，也只是象征性的，对一手采访难以起到充分的激励作用。
　　相比于其他类型的报道，经济报道的采访相对较难，特别是要对一些重大经济事件或经济政策的新闻源头进行采访就更难，而这一点往往是决定一篇经济新闻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这主要是由于社会新闻、文化报道更容易被老百姓所感知，相关的信息也就更容易得以在社会上传播，而相反，由于经济活动本身就具有一种隐秘性，加上它在表象层面上缺少一些“情节化”的东西，所以一般大众很少去关注它，进而导致相关的信息也很容易被置于一种屏蔽状态。
　　例如，人民币汇率实行浮动制、中国建设银行前行长张恩照受贿被抓，这是近来经济领域出现的两条大新闻。应该说，两者都是外界广泛关注的敏感题材，报道要想取得突破，必须在第一时间采访到新闻源，这样报道才能体现出权威性。具体而言，前条新闻应该找到参与决策的成员，后条新闻应该找到向张恩照行贿的美国公司及相关美方法律机构。
　　显然，对于绝大多数媒体而言，要想在短时间内“攻克”这两个新闻源，是非常困难的。这一方面与媒体的知名度、经济实力与政治地位有关，另一方面这些经济敏感领域的新闻源也大多有意与媒体保持距离。据笔者了解，在“人民币汇率实行浮动制”这条新闻上，只有中央电视台在第一时间采访到了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中国建设银行前行长张恩照受贿被抓”这条新闻上，只有《财经》杂志把采访领域延伸到了新闻源头――向张恩照行贿的美国公司及相关美方法律机构。
　　与经济新闻相比较，重大的社会、文化新闻，在新闻源头采访上相对较容易。例如，辽宁阜新煤矿特大爆炸案和圆明园薄膜地下防渗事件。虽然这两个报道题材也非常敏感，可由于这类事件发生的时候不像经济事件那样隐秘，作为新闻源头的知情者和亲历者相对较多，所以这就给采访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拿前者而言，虽然矿主和地方政府可能有封锁消息的企图，但外围的新闻源头仍然很多，如幸存者、遇难者家属、现场抢救人员等。
　　这种区别，导致了采访重大经济新闻往往需要花费记者更多的心力和时间。在失去制度激励或约束下，常人都有避重就轻的倾向。因而，一旦采访受阻，很多记者往往退回到编稿子的老路。
　　第二，时效性较差。这与期刊的性质有一定关系。由于很多对外期刊采取的是“中文供稿－英文翻译”的业务程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拖延了发稿的周期。不过，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对于选题的时效性把握和处理，一些对外期刊并没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协调和执行机制。这样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对于一些重大选题的时效性，往往大多只能由记者来决定和掌握。一旦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该记者想放弃或拖延发稿，编辑部也很难采取及时的补救措施。
　　笔者认为，对于节奏不快但追求深度的对外期刊而言，应该体现编辑主导的原则。例如，可以尝试栏目负责制，使栏目与栏目之间形成实质性竞争。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更好地对内容加以监控，并保证质量，一旦出现失误，如重大选题因拖延而失去时效性，可以清楚地划分出相关人的责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前已进入信息全球化流通的时代，那种认为外宣与内宣有个“时间差”的观念（这是导致外宣对内宣亦步亦趋的一个思想认识上的因素），已越来越没有市场。对外期刊要赢得自己的“话语权”，在提高报道原创性、深挖“新闻背后的新闻”的基础上，也应该在提高一些热点报道时效性方面下些工夫。时效性虽然不是对外期刊的优势，可如果报道的题材大多是外界热炒过的，哪怕报道角度比较独特（其实现实中能做到这一点的很少），读者也很容易失去阅读的兴趣，甚至觉得厌烦。
　　第三，难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分析和观点。对于期刊而言，时效性是其“软肋”，深度则是其优势。而报道要做到有深度，关键是要有精辟的分析和独立的观点，对于经济新闻而言，就更是如此。因为与其他类型的报道相比，经济新闻大多在表象层面缺乏人情味较浓的故事，它只有以观点取胜。事实表明，写经济报道要形成自己独立的分析和观点，这对作者的要求非常高，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做到的。
　　第四，重视官方立场，忽视市场反应。例如，国家发改委上调油价时，一些记者关注的重点往往是政府为什么要出台这项政策，而很少愿意花精力去调查这项政策将给市场带来哪些实际影响，即使涉及这部分内容，往往也是用专家之口一笔带过。这样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报道往往失去了生活的气息，见物不见人。而实际上，一个重大经济决策的出台，除了需要考虑政府立场，更关键的因素还是在于市场状况。从受众阅读心理层面来分析，政府立场往往是单调生硬的，而市场反应则是真实生动的。
　　
　　关于经济报道的一些思考
　　
　　针对对外经济报道存在的以上一些“硬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改进对外经济报道。在这里，笔者更多地是从制度层面来加以分析探讨。
　　首先，在题材上，从宏观向微观倾斜。写宏观经济领域的新闻，一方面是难以把握，不容易形成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也容易写得枯燥乏味。而从微观领域找选题，如一个公司、一个经济现象等，则比较容易入手，而且容易把经济新闻写得人性化。对于前一类报道，笔者认为，如果没有深厚功力的记者，最好还是约请一些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经济学专家来写。
　　其次，从制度上保证经济报道的原创性。原创性既可以表现在获取第一手新闻采访素材，又可以表现为独家的报道角度。当然，最好的情况是两者兼备。
　　一个值得高度警惕的现象是，由于长期习惯于编稿子，很少与外界联系，一些对外期刊正逐步走入“信息孤岛”，就连一些外向型很强的国家政府部门，在发布信息的时候，也很少想起这些外宣战线上的“老兵”。考虑到这个现实，笔者认为，短期内对外期刊在提高经济报道原创性的同时，更应该在选取报道角度上下工夫。
　　为从整体上提高报道的原创性，笔者认为，关键还在于从制度上加以鼓励和约束。具体而言，就是在稿酬上进一步拉开原创性报道与一般编辑类稿件之间的距离，同时从制度上杜绝习惯于从网上“扒拉”稿子的恶习。
　　第三，放长眼光，多种途径培养大牌经济记者。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媒体，一定在某些报道领域拥有自己的大牌记者或专栏作家。久而久之，这些大牌记者或专栏作家就成了该杂志的标志，或者说“灵魂”。因此，对外期刊要想在经济报道上大有作为，同样必须朝这个目标迈进。
　　第四，成立经济报道策划小组，在一些重大选题上力求“突破”。前文已经说到，经济报道不但不是对外期刊的传统优势“项目”，相反还是其“软肋”所在。因此，在加强经济报道的过程中，对外期刊不能平均分配力量，只能集中“优势兵力”组织一些战役性的报道。事实证明，这是一条成功的捷径。应该强调的是，对于重大选题的策划一定要精心，找准受众的“兴奋点”，避免策划性报道“变异”，沦为更详细、更全面资料的整合，毫无新意可言。
　　第五，尽快与目标受众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从而在选题和写作上做到“心中有数”。众所周知，从事对外传播工作最大的困难，在于与目标受众“距离”太远。这不仅仅表现在地理距离层面，更重要的还在于面临难以逾越的“文化鸿沟”。
　　一篇新闻报道要取得好的传播效果，记者首先必须了解并满足受众的阅读“口味”。相比于人情味较足、具有“普世”价值的社会新闻和文化报道，经济报道则显得较为“功利”，因为受众希望从此类报道中获得更为实用的信息，而不是像社会新闻、文化报道那样，受众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从中开拓视野、情感转移，或仅仅是自我放松娱乐。如果把社会新闻、文化报道比喻成受众的“粗粮”，那么经济报道就好比是“细粮”。因而，对外经济报道要适销对路，就更加需要抓住受众的“口味”。
　　毋庸讳言，由于种种原因，现在一些对外媒体对目标受众有所疏离，“关起门来办刊物”的倾向比较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抓住对外经济报道读者的“口味”，笔者认为，当前对外媒体应该采取多种形式，如受众调查、座谈会、举办联谊性活动等等，与目标受众之间建立多种便捷有效的沟通渠道，及时了解他们的关注热点和阅读兴趣。在受众调查对象的选择上，可以把重点放在跨国公司、世界经济组织及金融机构的驻华机构、各国大使馆的经济事务官员、活跃于中国经济领域的国外专家等上面。
　　
　　责编：谭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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