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宝书是什么【一切从“红宝书”开始】

　　译／宁宵宵 　　 　　我的命运被一本书完全改变，那就是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红宝书”! 　　 　　战地记者、作家、出版人、俄罗斯问题专家、“中国通”，对一般人来说，能同时具备这些经历和头衔简直是天方夜谭。不过，佳杰思是个另类。他在中国生活十年，曾出任古纳亚尔集团中国区CEO、德国《明星》周刊驻亚洲首席记者。这位自称“愤青”的德国人直言：“我的命运被一本书完全改变，那就是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红宝书’!”
　　在我的朋友、《世界博览》编辑宁宵宵的帮助下，我们约到了在汉堡和北京两地来去匆匆的佳杰思。他蜗居在“国门”三元桥附近的一家商务酒店里，一上午塞满了4―5个采访。虽然很累，但他还是欣然接受了我们的拜访。
　　
　　从黑森林通往世界的革命之路
　　
　　佳杰思的故乡弗莱堡以黑森林闻名于世，而他的德文自传就叫做《从黑森林通往世界的革命之路》。这条路的起点竟然是他家的书房。“我1960年出生在瑞士巴塞尔，此后一直在西德生活。12岁时，我无意间在父亲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德文版的《毛主席语录》，西方人习惯称之为‘毛圣经’。相对于同龄人来说，我的政治立场是相当‘左’的，同学们都叫我‘红耗子’。我常常揣着这本书走到森林深处，谁知从此一路向东，越走越远。”
　　在亲友和同学的眼里，佳杰思逐渐成了一位桀骜不驯的愤青。16岁时，他便加入了德国共产党。18岁那年，一向表现积极的他被组织请去谈话，就此改变了一生的轨迹。“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时的场景，一位德国共产党的领导极为严肃和神秘地说：‘以下的谈话你不能对任何人说起，包括你的父母。我们认为你的觉悟很高，也有志于献身共产主义事业，所以决定派你去民主德国深造。’于是，我回家收拾了一下，没有向父母告别就走了。要知道就当时的局势而言，一个西德人敢去东德生活，好比是一个美国人前往基地组织接受培训。”
　　他所在的学校藏身于柏林附近的一座森林中，来自世界各地的“左派”青年们云集于此，佳杰思接触到了来自苏联、东欧、越南、蒙古’非洲的同学们，他非常遗憾：“当时好像没有中国同学。”在东德所见到的一切带给佳杰思和他的同伴们巨大的文化震荡。“举个例子，当时西德的媒体正在迅速成长，人们可以在电视节目里针对一些敏感话题展开论战，而东德的电视媒体仅仅是宣传工具。新闻里只是哪个领导人亲切会见了谁，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跟实际生活都没有关系。而且在东德，领导人的地位跟一般人不同。领导人有很好的车、有专门的餐厅，这一点也让我失望。”很快，这些思想活跃的青年人的信心和热情逐渐消退。他意识到：自己头脑中的社会主义太浪漫、过于理想化，而现实往往不是这样。
　　当他重返西德时，已经是一个“职业革命者”，在身兼德共下属的青年杂志Elan记者和党干部两职的岁月里，他去过前苏联、中国、古巴、越南、尼加拉瓜和其他一些国家。
　　
　　我要见证历史
　　
　　上世纪80年代末，他因为参与德共内部的改革而受到党内强硬派的攻击和排挤，佳杰思与德国共产党分道扬镳。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起了新变化，这一切让嗅觉灵敏的佳杰思决定辞职，以德国电视二台前方记者的身份前往莫斯科，亲身体验那里发生的巨大变化。
　　他所主持的《惊爆》栏目一直收视率很高，佳杰思曾专访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还曾经作为战地记者前往车臣和前南斯拉夫前线。但是最令他感兴趣的还是社会大变革时期。人们的观念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断发生着改变。他在中文自传《我的愤青岁月》里用旁观者的视角回忆对莫斯科的思考；
　　“一夜之间，一切似乎变得都唾手可得，而唯独缺少的一样东西，就是钱。人人都在千方百计地生存，不择手段地致富。黑社会，卖淫，贩毒，凶杀，凡此种种在俄罗斯社会的各个角落滋长蔓延，一发不可收拾。一个混乱而狂野的东方世界就此诞生了，在这个舞台上，日夜不息地演绎着数不尽的离奇故事……”
　　当他对这样一个疯狂的俄罗斯渐渐失去兴趣时，中国再次点燃了他心中的红色梦想。80年代中期，佳杰思就曾到过中国。“当时，作为德国共产党的一员，我不能因为个人的兴趣和理由前往中国，必须等待中方的邀请，然后由组织层层审查我的资格。中苏关系好转时，我感觉自己的机会来了。果然，当邀请函再次来临时，党内高层对于刚刚解冻的两国关系还心存顾虑，于是派我这个年轻的记者来当‘春天的信鸽’。1986年，我在中国度过了激动人心的一个半月。”
　　当时他去了北京、上海和深圳。第一印象就是中国那时比苏联和东德都要开放。“我已经去过古巴、尼加拉瓜、南非等很多国家，中国是文化方面最不一样的地方。”在深圳，佳杰思为改革开放所释放的惊人能量而振奋：“回去以后我写了一本书，当时西德写中国的书都是负面评价，我的书是第一本对中国比较友好的书。我很赞成、中国的改革。这些年中国改革的路子很对，虽然也有令人不满的地方，但人们的生活比过去好得多多了。”
　　
　　告别愤青岁月
　　
　　“一提起中国人来，我的外祖父总是胆战心惊，他说：‘他们人太多了，如果每个中国人拎一根棍子，背一袋大米，一直往西走，整个世界就是他们的了!’年轻的时候，我是个桀骜不驯的愤青，长辈越是危言耸听，我就越是对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着迷。我在中国总共待了十年，其中一年在香港，三年在上海，其他时间基本就是在北京了。我对中国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
　　他接受了德国最大的出版集团贝塔斯曼下属古纳亚尔中国区CEO的职务，以“资本家”的身份来到中国。“当时的我只有两种职业经验――革命者和记者。对于如何管理一个企业，我承认自己并不在行。不过高层的想法非常有意思，他们认为学经济或是管理出身的人太过聪明，不好控制。而我有一位中国太太，我会说中文，又熟悉这里的制度和习惯，再合适不过了。”
　　佳杰思在中国经历了人生一个重要阶段：从青年步入中年，而他也从一个愤怒的“无产阶级理想主义者”变得更为现实。他说：“‘愤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翻译到德文、英文不是同一个意思，但都包括生气、行动的意思。现在中国很多年轻人比较愤怒。我年轻时和他们一样。那时候我们对社会非常生气，反对美国，反对越战，反对资本家。所以我能理解中国愤青现在的想法，他们有些想法是对的。但我在书里也写到，看东西不要太非黑即白，生活更复杂的。”
　　2008年，中国新一代“愤青”向BBC、德国《明镜》周刊等一些西方媒体的不公正报道发出抗议，而中国政府也在下一个十年开始前，拨巨款给文化领域，试图将中国的新形象和价值观对外输出。身为媒体人的佳杰思有着自己的理解。他目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剧烈转型，并愿意将它近乎客观地展现给德国甚至欧洲的读者，这一点与许多外国记者有所不同。
　　“单从物质层面来看，东西方差异越来越小，而读者们真正好奇的是这里的人们在想些什么。我觉得物质生活的丰富也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人们可以自主选择生活方式，他们面对外国人时更加开放和友好。这就为西方了解今日的中国创造了必要前提。我相信生动、真实、客观的呈现，远比华丽无物的宣传有效果。”
　　当问到他在中国收获最大的经验是什么，他说：“德国人一般习惯照章办事，如果事情不按照我们的设想发展，恐怕不会像中国人那样灵活变通。我在中国生活过那么多年之后，终于发现：当一切看起来毫无头绪时，中国人无论如何都能找出解决之道。这也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西方遭受挫折，而在中国却奇迹般地获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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