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近代胡适高等教育思想

　　摘 要：近代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极特殊的时期，一大批知识分子走出国门寻求挽救中国危机的途径，胡适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胡适认为要救国就必须效仿欧美发展高等教育。回国后，胡适结合时情，不断完善自己的高等教育思想，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体系。本文主要从胡适高等教育思想的形成缘由、内容及历史评价等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词：胡适;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思想
　　教育，自古以来就是社会进步的重点，高等教育尤为重要。中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始于近代，胡适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胡适的高等教育思想糅合了东西方理念，并结合了自己的实践，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胡适高等教育思想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完成，其有着一个较为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当前学界认为，胡适高等教育思想的形成一方面是受胡适求学经历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受当时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
　　胡适幼年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与此同时，胡适也接触了中国传统的无神论思想，这使他摆脱了传统封建思想的禁锢，积极主动的接受科学思想。胡适在梅溪学堂和澄衷学堂学习期间进一步接触了梁启超等人的著作。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指出“新国必先新民”并进一步提出了如何变“新”。胡适称：“《新民说》诸篇向我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1]这反映到胡适的思想中便是要“新民”、要“新国”就要发展“新教育”。离开澄衷学堂后，胡适考取了中国公学。期间，胡适加入了学校的“竞业学会”并担任《竞业旬报》的编辑，学会和报纸的宗旨是“振兴教育，提倡民气，改良社会，主张自治”。胡适借此机会在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教育的文章。其中，《敬告中国女子》一文关注女性教育问题;《论家庭教育》一文鼓吹改良家庭教育;《论毁除神佛》则是直接抨击迷信思想。显然，胡适已经深刻认识到改革教育的重要性，但也可以看出胡适此时的教育思想尚处于萌芽阶段。
　　1915年胡适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跟随杜威学习哲学。在此之后，他的哲学思想、学术思想都渐趋成熟。杜威是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杜威认为教育在改进社会方面能起到巨大的效用，这成为胡适高等教育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留学期间，胡适切身感受到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与其高等教育的进步是密不可分的，胡适认为高等教育能直接或间接的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西方国家的进步正是基于其高等教育的进步。
　　胡适的高等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是“教育救国”理念，这是胡适高等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对胡适而言，“教育”就是“救国”。主观上，胡适并不赞成用“革命”的手段实现革命。胡适曾在信中谈到：“作为个人来说，吾到宁愿从基础建设起”，“不管怎样，总以教育民众为主。让我们为下一代，打一个扎实之基础。”[2]很显然，在胡适看来，中国问题并不是革命问题而是教育问题。胡适在学习的过程中接受到了系统的中西方教育，这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式都给予他极大的影响。胡适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优点，但也更深刻的体会到中国社会的落后、中国教育的不足，观察到西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西方近代社会文明进程中产生的巨大作用。
　　新文化运动极大的冲击着旧中国的根基，然而并没有能够改变更深层次的状况，中国依然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而没有可以解决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对此，胡适认为问题就出在“教育”上，认为问题的根本还是“愚昧”。说到底就是中国没有能够办好教育。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始终跟不上时代的潮流，这不能不使胡适担忧。胡适认为中国缺少西方式的领袖人物来引领时代风气的转变，更缺少能培养这种领袖的教育训练，即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胡适在《领袖人才的来源》中提及，欧美国家之所以能取得今日的成就，其原因就在于大学教育的贡献。胡适认为在欧美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领袖人物中，相当一部分都接受过优秀的大学教育，许多优秀学者也都是从大学中走出来的。这是胡适对西方高等教育体制作用的认识。胡适有志于引进和创建现代教育制度，在胡适看来，良善的高等教育不仅是领袖人才的成长摇篮，而且也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基础。1921年，美国著名教育专家塞勒来中国进行考察，胡适与他谈到了中国的教育问题。胡适认为中国应该先发展高等教育，倘若在這一点上无法做好，那么基础教育也会很难做好。胡适用“普及”和“提高”来形容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关系。“提高”指的是在社会各领域方面进行高端研究，创造新知识、新文化、新思想，培养顶尖人才;“普及”就是指传播基础的科学文化知识，传播基础的先进的思想理念。胡适认为只有先提高，才能行普及，以“提高”带动“普及”。胡适说要想为中国创造新文化，就一定要从高等教育方面入手，通过高等教育来实现创造和发展新文化、新思想的目的，为初等、中等教育提供正确的指导思想、发展方向和教学内容，从而实现整个社会全民素质的提高，实现国家的发展进步。
　　其次，“教育独立”思想。胡适认为，要想达成“教育救国”这一伟大目标，就要先取得“教育独立”的地位。“教育独立”是整个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前提。胡适进入北大之前曾与友人说到：“最重要的是自由全权，不受干涉。”[3]胡适认为，高等教育是国家的百年大计，能为国家培养大批人才。独立的经济来源、独立的行政组织与独立的学术研究是它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
　　胡适首先考察了东方与西方教育发展的历程。他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历史悠久，但极易受到封建专制和政局的影响从而不能持续稳定地独立发展。通过与日本高等教育的对比，胡适指出：我们的问题是无法从根本上取得教育独立地位，国内政局动荡，没有稳定的环境。1932年，胡适曾谈到中国高等教育的大问题是：经费不足、政治波动、人才缺乏、办学者不安心等。胡适不止一次地谈到西方大学教育源远流长的最大因素就是它们拥有雄厚的财力。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陷入经济困境却成为常态，有时就连教师薪水也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以至于造成“教师索薪运动”。独立的学术研究作风，这是胡适最为提倡的。胡适认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关键就是形成这样一种独立研究的大学观念。胡适在1937年7月的“庐山谈话会”上提出“教育独立”的三项措施：“（一）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大学校长、董事长。（二）政治势力不得侵入教育。（三）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们的偏见干涉教育。”[4]胡适在后来所拟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中再次强调要彻底改革大学制度，减少政治干预，增加学术机关的自由。这一观点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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