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的教育理念对构建中国本土教育学的启发

　　摘要： 构建中国本土教育学的重要前提和途径之一是回归基于中华文化的教育理念，并且能够自觉自信地运用这些理念解释、讨论教育学的基本问题。南怀瑾终身从事中华文化经典的研习和教育工作，并一直自觉地运用基于中华文化传统的教育理念讨论教育与人性、教育与人的成长关系、与教育紧密相关的认知科学与生命科学，以及课程方面的历史文化价值根源等教育学基本问题。南先生的尝试，充分体现了他根植于中华文化传统教育理念并以现代表达方式自觉自信地运用这些理念直接讨论、解释中国本土教育甚至人类教育问题的鲜明特点。这对我们构建中国本土教育学颇具启发意义。
　　关键词：中华文化；文化自信；教育理念；中国本土教育学；南怀瑾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8）04-0107-06
　　收稿日期：2018-03-11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走向生命的整全：一种生命论的教学哲学”（16YBA269 ）。
　　作者简介：赖和平（1973-），男，祖籍广东梅州，四川彭州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人类发展与教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华文化（国学）教育、中国教育史、中华古典教育传统、中华文化通识教育等方面研究；北京，100871。
　　如何构建中国本土化教育学或中国特色教育学近些年已经成为官方和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近十余年的研究从批判“教育学中国化”到不断强调“中国教育学”或“中国特色教育学”，反映了构建中国本土教育学的明显自觉。现有研究已经认识到构建中国特色或中国本土教育学的重要途径主要是回归中华文化传统教育理念、面向中国教育现实和未来、并同时以外国教育学为参照①。而其中，回归中华文化传统教育理念，并基于这一理念解释、讨论教育学基本问题，可以说是构建中国本土教育学的首要前提。现有研究对此已经基本达成共识。本文拟基于南怀瑾先生的有关史料，试图通过梳理这位现当代中华文化教育前辈对教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论述，以期对构建中国本土教育学的这一问题提供一个比较清晰、具体的实际案例。
　　南怀瑾先生（1918～2012）几乎终身研习中华文化，身体力行从事中华文化教育工作近七十年。②从其一生教育活动来看，可以大致分成两大时期：从1918年出生到1949年之后去台湾，这一时期可以称为南怀瑾教育理念的孕育期。这一时期南怀瑾通过传统方式不但几乎遍览了中华文化儒释道三家和“四部”的文献，掌握了其精髓，而且中国的家国危机与其自身之飘泊坎坷使得他对中华文化精神的体会可谓刻骨铭心。之后直到其2012年10月辞世的第二阶段的六十多年，可谓其教育实践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早期，他亲自撰写论述中国教育方面的文章近二十篇①，而且在几乎终其一生的教育活动中，南怀瑾先生都会涉及中国教育问题尤其是近现代中国教育变革中如何保持中国特色的问题。本文主要梳理出南怀瑾先生基于中华文化教育理念解释、讨论有关教育与人性、教育与人的成长关系，认知科学和生命科学，以及课程即学科的历史文化依据等三方面的研究内容与教育实践，并总结归纳其主要特点以及对我们构建中国本土教育学的启发。
　　一、依据中华文化经典所蕴含的教育理念论述教育与人性、人的成长关系
　　教育与人性问题通常属于教育哲学范畴，教育与人的成长关系问题在我们常见的教育学著述中通常是作为“教育与人的发展”来讨论。南怀瑾先生依据中华文化经典所蕴含的教育理念对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解释和探讨。
　　（一）人的可转化性是教育存在的必要前提
　　南先生首先对人性的“善恶”、人欲等中华文化传统教育理念中最基本的问题进行了梳理②。然后他自己总结道：
　　“综此以观，原有与生命俱来的欲的问题，它究竟是恶或非恶呢？我们可以说：欲并非全是恶的。但欲很可能为恶的前驱，那是毫无疑问的。佛说狭义的‘爱欲’为生死业力的根本，也就是教人认清‘爱欲’实为自私所生的过患，而须防患于未然。《曲礼》所谓‘欲不可从’，也正同此意。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的一幕，何尝又非此意。......至若《论语》中记载孔子所说的：‘我欲仁，斯仁至矣。’那是以欲作为动词的说法，也可以说这是广义的欲，所以佛欲度尽众生，使之离苦得乐，此欲已经化除‘私欲’与‘爱欲’而成为伟大的愿力。人们若能涤荡‘私欲’、‘爱欲’的胸襟，不被物欲所拘累，而善于变化物欲，为人类建立一个庄严、美善的世界，则与释迦慈悲度世的愿力，孔子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的仁欲，并无二致。所以有人说：‘欲非恶。’我想，应作如是观。”[1]（p162）
　　在以上总结中，南先生实际上是把“人欲”理解成为一种生命生生不息的动力。这股动力是“很可能为恶的前驱”，但是，也可以“成为伟大的愿力”，进而“为人类建立一个庄严、美善的世界”。所以，最后南先生婉转地表达了自己的主张：“欲非恶”。这里的关键实际上在于是否“转化”，而这恰恰就为教育的存在和作用留下了必要空间。正因为“人欲”改变的可能性，后天的教育才得以成立，这是南先生对此带有哲学意味的分析和主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南先生整个梳理与分析都是基于中国教育传统经典（如《易经》《论语》《孟子》《礼记》《老子》《庄子》等）以及已经成为中国经典的佛家经典。但是，他的梳理几乎不是仅仅作为客观的、对象化的阐述，而是直接将这些中华文化經典中的教育理念用于教育学问题的回应和阐述。
　　就其一生对此问题的梳理来看，南先生不但没有满足于以上哲学思辨意义上对人性的探讨，他还从人入胎开始，将人的一生的成长仔细叙述，以见教育究竟对人有什么样的作用。他认为：“传统上，中国的教育是从胎教开始，从怀胎就开始教育了。古时都有规定的，夫妻分房，然后家里挂的画、用的东西都要改变，胎儿会知道。生出来以后重要的是家教，是家庭父母的教育，不是靠学校的。......家教里头最重要的第一个，是胎教，母教，母亲更重要。”[2]（p47-48）在他看来，胎教是一种潜在的影响。然后，他谈及人的“禀性”，认为最重要的是，“禀性”是先天的，而且与父母遗传无关，其内容则包括身体和心理（情绪）两个方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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