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事件中主流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研析

　 1 突发公共事件中主流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研析

　 摘 要：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代表的突发公共事件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考验国家治理能力，极易引发舆论风暴，这是突发公共事件中主流意识形态风险的衍生逻辑。突发公共事件的“突发性”与真相调查的“过程性”、突发公共事件的“公共性”与矛盾斗争的“潜在性”以及突发公共事件的“破坏性”与国家治理的“复杂性”，使主流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更加困难和复杂。为此，需要构建权威人物权威信息有效供给机制、领导干部危机处理能力提升机制、突发公共事件公众心理预警机制，以防范和化解主流意识形态风险。

　关键词：突发公共事件;新冠肺炎疫情;主流意识形态 一、突发公共事件中主流意识形态风险衍生逻辑 突发公共事件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考验国家治理能力，极易引发舆论风暴，这是突发公共事件中主流意识形态风险的衍生逻辑，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2 （一）突发公共事件事关人民切身利益 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根据国务院 2006年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规定，突发公共事件主要分为四大类，分别是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按照其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一般将突发公共事件划分为四级，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和Ⅳ级（一般）。突发公共事件的突发性，意味着事件常在人们尚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以猝不及防的方式发生，由此带来的破坏性自然是难以估量的。

　突发公共事件直接威胁的是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包括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除了带来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更大的危害是使人们心理上产生了恐慌，以及让本来正常的生产生活变得不确定。为阻止疫情蔓延，举国上下采取居家隔离、延长假期，暂停旅游、餐饮、娱乐等人们日常消遣行业营业。同时，由于一些微企、民企延迟开工，客观上导致许多民工无业可就。“民生是最大的政治”，突发公共事件直接危及民众、危及民生，事关人民群

　 3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然，如果民生出现问题，必然會滋生各种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二）突发公共事件考验国家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是有效解决突发公共事件、消解社会矛盾或及时将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关键。国家治理能力，是指在党的领导下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能力。国家治理能力是一项系统性的能力集成，是包括领导干部素质、国家制度体系、法制体系、社会文明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对普通民众而言，国家治理能力的衡量标准主要看领导干部的能力。而突发公共事件，无疑又为检验领导干部是否合格提供了试金石。在人民群众最需要、最关注的突发公共事件面前，如果领导干部不能交出令人民满意的答卷，人民群众就会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质疑，进而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就会大打折扣。公信力作为一个政党进行国家治理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它的降低也就意味着权威力的缺失。恩格斯指出：“问题是靠权威来解决的”[2]，“从哲学的高度看，对权威的价值认同就是对于客观规律的认同，就是对于所认识与掌握的真理的认同。”[3]因此，党的领导权威是党的思想感召力、

　 4 政治影响力、群众组织力等增强的关键，也是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大众认同、防范化解主流意识形态风险的关键。

　此次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可谓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的最为严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无疑，此次疫情也是对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安全危机治理能力的一次检验。在疫情面前，我们看到了“全国一盘棋”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但同时也看到了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一些党员干部不担当、不作为，对疫情防控问题“一问三不知”的状况;还有网络上公众对疫情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地区之间和部门之间防疫工作的协同性、医疗卫生资源与超级城市发展的不平衡性等问题的质疑，甚至包括对部分学者和官员在疫情蔓延期间在国外权威医学期刊上“抢发”学术论文的疑问。可以说，疫情的爆发充分暴露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仍然亟需改善。

　（三）突发公共事件极易引发舆论风暴 “社会思潮传播，常常是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某一特定空间范围、某一特定领域表现得异常活跃，以期借社会变革之势、社会热点之势与时代潮流之势进行传播。”[4]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也同样符合这一规

　 5 律。突发公共事件因其突发性和公共性，本身就自带热点，既符合新闻媒体求新的需要，也符合公众的猎奇心理，同时也为某些不怀好意者乘机炒作，借此攻击中国政治体制和内外政策提供了机会。在“人人掌握麦克风”的时代，因立场和价值观的不同，人们对事件的认知也是千差万别，再经由多次的转发和评论，这些极具个性化的信息和评论极易演化成一场舆论风暴。更有甚者通过断章取义、移花接木、无中生有等方式刻意歪曲事实以制造舆论。这样，伴随突发公共事件各种舆论随之发酵，进而对主流意识形态带来风险。

　针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关键词进行百度检索，截止到 2020 年 2 月 20 日零点，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共 65400000 条，关于疫情动态的浏览量达到 3255783501 次。各种转发和评论更是不计其数。概括这些信息关注的议题，既有针对疫情进行的正能量的信心传递，也有对疫情防控不力的质疑，还有大量关于疫情的谣言和对中国疫情的意识形态攻击。比如，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有网民在网络上散布新冠肺炎患者人数的不实信息，造谣生事制造恐慌。还有西方媒体对疫情发表种种险恶言论，称中国“封城”缺乏“民主”观念、侵犯人权;作为美

　 6 国乃至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中国是亚洲真正的病夫》的文章，对中国进行种族主义色彩的污蔑和攻击。美国的一些政客有的聒噪“中国已成为美国头号地缘政治对手”，有的借新冠肺炎疫情挑拨中国与邻国关系，甚至还有的对媒体散布谣言，称中国希望通过帮助非洲建立疾控中心窃取非洲大量基因数据[5]。显然，这些谣言和舆论攻击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其搞乱中国的企图昭然若揭。因此，当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面对乘势而起的舆论风暴，需要我们从防范主流意识形态风险的高度加以重视。

　二、突发公共事件中主流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困境 突发公共事件的“突发性”与真相调查的“过程性”，突发公共事件的“公共性”与矛盾斗争的“潜在性”，以及突发公共事件的“破坏性”与国家治理的“复杂性”，都使突发公共事件中主流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更加困难和复杂。

　（一）突发公共事件的“突发性”与真相调查的“过程性” 相对于突发公共事件的突发性，事件真相的把握则需要一个过程，体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当事件以突如其来的方式发生时，作为一种“新事物”，人们对其

　 7 真相或本质的认识是模糊和肤浅的。但是作为对社会生产生活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带来严重损害的事件，必然又会成为全社会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作为公众，这时最渴望的是能够了解事件的真相，或满足好奇心理，或缓解恐慌情绪。但是，由于事件发生的突发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从事件的发生到真相的发现之间必然需要一个调查的过程。另外，即便是经过努力发现了事件的真相，但是如何有效地处理好这一事件，同样需要一个过程。这样，公众在等待事件真相和处置结果的这段时间，由于官方尚不能作出全面的事实披露和过程掌控，自然就为各种谣言和错误舆论的生成和传播提供了时机。

　有道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些经过精心包装的谣言和“小道消息”由于契合了公众的猎奇心理和恐慌心态，自然就能得到迅速认可和转发。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由于目前人类对这种新病毒的来源、传播渠道、致病机理等的认识尚不清楚，网络上各种谣言也是五花八门。如，“美国为中国豁免了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专利”“上海疫情大爆发一天新增确诊 3000 例”等。其中，不乏有借病毒制造的意识形态攻击。譬如，有美国政客就鼓噪“有关病毒可能来自中国生物战计划”，还有西方媒体以“黄色

　 8 警报”“中国病毒”为题大做文章，将新型冠状病毒“种族化”。可以说，这种充满意识形态偏见的信口雌黄，丧失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尽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终究会战胜病毒、揭露真相，但是，在发现真相之前，对各种混淆视听的谣言和诋毁中国的言论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否则，其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危害是难以弥补的。

　（二）突发公共事件的“公共性”与矛盾斗争的“潜在性” 突发公共事件的“公共性”，意味着突发事件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生命健康。矛盾的普遍性原理，意味着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潜在于事物（事件）发展的全过程。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6]由此，伴随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必然会触及到人们的切身利益，一些曾经被掩盖的社会矛盾会被激化，一些新的社会矛盾也会由此而生，各种矛盾之间的斗争必将更加激烈。

　如果按照社会矛盾的性质划分，社会矛盾可分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表现为，当群众个体利益受到损害时，部分群众会将恐慌（悲伤）情绪转化为对社会或对政府

　 9 处置事件方式的不满，并由此产生对党的领导、对国家和社会的抱怨。尤其随着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增长，利益面也更加广泛，触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因素也更多。因此，一旦处理不好，人民内部矛盾向反面转化的可能性将会随之增加。

　另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伴随突发公共事件，敌对势力也会趁机挑起事端。在“一球两制”的背景下，敌对势力还会将国内问题国际化、政治化，以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体制，以达到搞乱中国的目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西方媒体不是实事求是地报道中国政府为抗击疫情所付出的努力和为国际社会疫情防控做出的牺牲和贡献，而是“借机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从网络上随便摘点小道消息，不加核实，就放大成‘中国政府执政失败的证据”[7]。因此，以理性的态度认识阶级斗争，认识国内外意识形态斗争的普遍性，在坚持发展自己的同时，提升意识形态斗争的敏感性，防微杜渐，才能更好地防范、化解主流意识形态风险。

　（三）突发公共事件的“破坏性”与国家治理的“复杂性”

　 10 突发公共事件具有极强的破坏性，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生命健康带来严重危害。当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并带来严重的社会破坏性时，基于“有困难找政府”线性思维，普通民众自然会将事件归因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而将矛头指向党的领导体制机制和国家制度，在别有用心者的推波助澜下，散布一些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从而影响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然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又是一项系统性的复杂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当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再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不可能做到让所有人都认可、都满意。

　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与普通民众的心理预期之间始终会保持一定的张力，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尤其在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时代，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交织的复杂系统网络，一旦发生突发公共事件，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由此可见，伴随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必然会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如果此时公众缺少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心理准备，当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并导致大量矛盾涌现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11 满足不了公众的心理预期，公众自然会降低对党和政府甚至国家的信任感，各种不利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声音就会滋生。

　三、突发公共事件中主流意识形态风险防控机制建构 有效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主流意识形态风险，需要构建权威人物权威信息有效供给机制、领导干部危机处理能力提升机制、突发公共事件公众心理预警机制。

　（一）权威人物权威信息有效供给机制 权威就是人们对权力的一种自愿的服从和支持。这里的权威人物是指在某一行业和某一领域有威望、有信誉的人士。权威信息是指经过充分论证、值得信赖的信息。突发公共事件中，权威人物发出权威信息，是抵制各类谣言，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稳定公众社会情绪的关键。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各种谣言和错误舆论之所以满天飞，关键在于公众接收不到足够的权威信息，即权威信息有效供给不足，导致有些人在慌恐之中進行盲目猜测和谣言杜撰。

　在实践中，构建权威人物权威信息有效供给机制可从三方面着手，一是权威人物专业团队建设机制。构

　 12 建权威人物专业团队是生成权威信息的前提。在社会分工已经高度精细化和专业化的当下，单靠个人的知识和能力很难保证信息的精确性。只有构建起专业化的团队，才能够确保给公众提供出专业化和精准性的信息。因此，在权威人物专业团队建设中，各行各业要按照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要求遴选团队成员。建立起这样的权威团队，在遇到突发公共事件时，才能第一时间得出第一手的专业信息，不至于在危机面前惊慌失措乱了分寸。二是权威人物社会威信生成机制。构建权威人物社会威信生成机制是获取公众信赖，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充当公众的“主心骨”，稳定公众情绪的需要。权威人物要生成社会威信，既要靠自身德才兼备的综合素质，也需要政府及主流媒体的宣传推动。权威人物要想获得社会威信，一方面要做到严以修身，学会慎独，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以其身正，赢得公信力，进而生成权威力。另一方面要发挥媒体的宣传作用。主流媒体要通过案例宣传、榜样塑造等方式，增强权威人士的社會知名度和美誉度。唯有如此，当突发公共危机时，公众才能找到值得信赖的人，不至于被各种谣言和错误舆论所影响。三是权威人物权威信息发布机制。权威人物发布权威信息是有效引领社会舆论、抵制谣言

　 13 和错误舆论蔓延的需要。在新媒体时代，权威信息的发布要掌握好时、度、效。时，即时机，权威信息要及时发布，才能先发制人，占领舆论高地。度，即限度，权威信息要掌握好信息的供给量，要站在公众的角度，发布公众最关心但又最容易被诱导的信息，满足公众的信息需要。效，即效果，要提升信息发布的实效性，深挖各种谣言和错误舆论的源头，针对要害逐个击破。

　（二）领导干部危机处置能力提升机制 提升领导干部危机处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领导干部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流砥柱，能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豁得出去、顶得住、打的赢，展现强有力的社会危机处置能力，将人民群众的损失降到最低，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赢得群众信任、实现对群众思想引导和价值引领的关键，同时，也为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夯实了领导基础。

　提升领导干部危机处置能力，一要增强领导干部的风险意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风险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风险大小，都会对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身心健康带来损害。提

　 14 升领导干部的风险意识，才能在危机发生时，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为此，要求领导干部要有忧患意识，善于运用底线思维，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充分评估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凡事都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二要强化领导干部的责任担当。责任担当是对领导干部的应然要求，也是提升领导干部危机处理能力的核心要求，更是赢得群众信任的关键所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领导干部缺乏责任担当，充当“好好先生”，在危机来临时，推诿扯皮，应付了事，最终导致事态扩大、危机加深，使得群众怨声载道，催生各种不和谐的声音，影响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为此，强化领导干部的责任担当，需要继续优化选人用人机制，制定科学的领导干部评价标准，精细领导干部的职责要求，强化群众和媒体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三是提升领导干部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领导干部危机处理能力离不开专业知识和实践锻炼。专业知识能够保证及时找出危机发生的原因，实践能力则能保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抓住危机处置的主要矛盾。因此，在领导干部的岗位聘任上，要做到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同时，领导干部要经常深入一线，沉得下去，强化基

　 15 层实践锻炼。当危机出现时，领导干部才能展现出过硬的危机处置能力，进而真正赢得群众的信任，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感情和对国家未来发展的信心。

　（三）突发公共事件公众心理预警机制 强化公众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心理预警，既能增强公众的危机意识，以克服麻痹大意的心理，也能缓解公众面临危机时的恐慌情绪，防止谣言的传播。这是防范突发公共事件中主流意识形态风险的重要举措。突发公共事件的突发性、公共性和破坏性，既给公众带来了利益上的损害，也给公众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因此，美好生活的期许与危机发生后的巨大落差常会使得公众产生逆反心理，简单将矛盾归因于国家和社会，从而对政府信息和主流媒体所发表的观点和言论产生抵触情绪，进而将恐慌和愤怒发泄于公共舆论，为别有用心者进行错误的舆论引导提供机会。由此，构建突发公共事件公众心理预警机制就显得尤为必要。

　具体到实践中，一是宣传要到位。突发公共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多种类型。不同类型的突发公共事件，都会对人民群众带来创伤。突发公共事件的客观性和突发性，

　 16 要求政府及媒体加强对突发公共事件风险的公益宣传。通过具体的案例向公众讲述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过程、原因，以及带来的严重后果。同时，要通过联系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举措，实事求是地向公众灌输风险意识，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制度优势。二是服务要到位。公众对待突发公共事件常常表现为思想上有认识，但态度上不重视。因此，要切实做好公众的心理预警机制，还需要将工作落实落细。具体实践中，可以通过建立基层社区突发公共事件联络办，地方政府负责协调应急事件处理专家、心理健康师、党政干部等定期与公众对话，深入一线给公众讲述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与处置，使公众真切了解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困难及艰辛，以便使公众在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对各种谣言产生一定的判断力和抵制力。三是反馈要到位。除了突发公共事件风险宣传和服务，在深入一线的过程中，相关人员也负有发现和及时反馈基层潜在风险的责任。通过建立定期反馈机制，既能及时解决公众麻痹大意的思想和认识偏差，也能及时采取措施将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由此，通过突发公共事件公众心理预警机制的构建，能够极大缓解公众在突发公共事件

　 17 时的恐慌情绪，树立理性的风险观和治理观，有助于防范主流意识形态风险。

　参考文献：

　[1] 徐惠喜.面对疫情，落井下石不足取[N].经济日报，2020-02-03（04）. [2]恩格斯.论权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 3. [3]隋学礼.马克思恩格斯论权威本质及其现实意义[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10）

　∶ 124-129. [4]王永友，耿春晓.社会思潮传播“三重”律：借力、借势、借需传播[J].思想教育研究，2017（10）

　∶ 60-64. [5]钟声.意识形态偏见也是病毒[N].人民日报，2020-02-11（03）.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82. [7]李芳芳.幸灾乐祸、仇华情绪、种族主义——西方媒体新冠肺炎报道套路[N].北京周报，2020-02-14.

相关热词搜索：研析 意识形态 突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