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取向改革是亚洲经济成功首要因素

　导读：

　亚洲必须加强自身制度建设，包括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市场机制，为科技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承担更多的责任，并更加清晰地提出自己的主张，为建设更加包容、一体化和繁荣的国际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

　亚洲经济过去半个世纪的发展和成功令人振奋，但亚洲要达到西方过去五个世纪以来的影响力，还要假以时日。亚洲必须加强自身制度建设，包括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市场机制，为科技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尽管目前在亚洲（和全球）广大地区肆虐的新冠疫情给许多国家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以来前所末有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这些并不能掩盖亚太地区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处于普遍贫困之中。当时，养活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人口是它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半个多世纪后，亚洲已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导致亚洲成功的因素有许多。但亚洲开发银行最近发行的新书《亚洲繁荣之路：50 年政策、市场和科技的回顾》指出，亚洲二战后的经济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其有效的政策和制度建设。本文认为，这些政策和制度建设在亚洲国家应对新冠疫情、促进经济复苏、弥补发展短板和推动包容和可持续增长中将继续发挥重大作用。

　 半个多世纪前，人们并不看好亚洲的工业化和发展的前景。日本在 19 世纪后期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并在二战后快速发展，但人们通常认为这只是特例。中国在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后，进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印度的经济增长受制于计划经济和“进口替代”政策。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北的经济开始腾飞——后来发展成为现在众所周知的新兴工业经济体——但那时前景尚不明朗。1967 年，为促进区域和平，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和菲列宾五国携手成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然而，这些国家还没有开始基于结构改革和“雁行”模式的快速增长。中亚国家尚属前苏联体系。亚洲许多国家处于冲突和政治动荡之中。

　 半个多世纪年后，无论是经济增长、结构转型、健康和教育的改善，还是减贫脱贫，亚洲在迈向繁荣的道路上取得的成就都超出预期。1960 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包含亚洲开发银行的 46 个发展中成员国和经济体，其中中亚 8 个、东亚 5 个、南亚 8 个、东南亚 10 个和太平洋 15 个）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 330 美元（按 2010年定值美元计算）。2018 年该数字已升至 4，903 美元，增长近 14 倍，而同期全球人均 GDP 仅增长了两倍。因此，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全球 GDP 中的份额从 4%跃升至 24%；如果加上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亚洲的份额则从13%增加到 34%。

　 在同一时期，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寿命从 45 增加到了 72 年， 20-24 岁年龄段的成人受教育年份从3.5 增加到了 8.9。20 世纪 70 年代到 2018 年，农业就业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从 71%下降到了 41%。在 1980-2015年期间，用每人每天 1.9 美元国际贫困线（按 2011 年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来衡量，亚洲有十多亿人口脱离了贫困，贫困发生率从 68%下降至 7%。

　 成功原因

　 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尽管部分国家如越南、柬埔寨、佬挝、阿富汗、斯里兰卡等饱受了战争的蹂躏，亚洲整体上来说保持了区域的和平和稳定，特别是与前 100 年相比。和平和稳定也使人口快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增加，给许多国家和地区带来了“人口红利”。同时，发达国家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也为亚洲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经济环境。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亚洲从科技进步和全球化中受益匪浅。此外，经济体之间的“收敛”过程也为低收入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快速增长的机会。

　 然而，和平和稳定、人口红利和良好的外部环境并不意味着经济一定能够实现快速增长。亚行的新书指出，亚洲二战后的经济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市场导向和稳健的经济政策以及有效的制度建设。其它成功因素还包括政府在决策时的务实态度，锐意改革的取向，以及借鉴自身及他国成败经验的能力。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有一个得到全社会支持、由富有远见的领导人引领的清晰的发展目标，以及强有力的国家行政系统，也非常重要。

　 虽然各国在政策组合和执行上存在差异，偶尔还会出现挫折和逆转，但成功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都奉行了经济持续增长所需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

　 第一，依靠市场机制和私营企业推动经济增长，利用政府干预弥补市场的不足。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的快速复苏和增长主要靠的是私营企业和市场竞争，尽管产业政策在鼓励投资、制造业出口和科技创新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20 世纪 70 年代后日本的产业政策逐步转向以支持研发和创新为主。许多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二战后都实行了以政府为主导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但效果并不好。20 世纪 60 年代，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率先转向鼓励出口和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在二三十年里它们发展成了现在众所周知的新兴工业经济体（又称“亚洲四小龙”）。20 世纪 70 年代，东南亚诸国包括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开始开放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它们在 80 年代和90 年代初期也成了高速增长的国家。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开始，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开始了以市场为导向、影响深远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近 30 年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导致了资源的严重错配、消费品的短缺和效率的低下。中国政府在 1978 年启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在接下来的 40 年中，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发展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越南在 1986 也开始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在南亚，几十年以政府主导的工业化政策导致了经济增长的低下。印度在 1991 年开始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干预，开放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随之加速。中亚国家在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后，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太平洋岛国近年来也实施了各种市场化改革。

　 第二，推动农业现代化，鼓励制造业发展和制造业出口，并发展现代服务业。二战后，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在东亚）的土地改革改善了农村的收入分配、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20 世纪 60、70 年代的绿色革命包括现

　代品种、化肥和农药的广泛使用席卷整个亚洲，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解决了粮食紧缺的问题。如 1966-2016 年期间，中国、印度、印尼和菲律宾的粮食亩产增加了一到二倍。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为结构转型和工业化创造了条件。

　 快速增长的亚洲国家和地区都十分注重制造业的发展。相对于其它行业，制造业具有许多特点，包括易于出囗赚汇、具有较大的科技创新潜力和较高的收入需求弹性、以及更能形成规模经济。这些特点使制造业能得益于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内和国际市场的不断扩大和科技的不断进步。出口赚汇也使得一个经济更能避免外汇支付危机。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还能创造大量的就业。

　 日本制造业占总就业的比例在 1973 年达到了 27%。在所谓的“逆工业化”过程开始以后，这一比例有所下降，但在 1994 年仍保持在 23%。“亚洲四小龙”制造业就业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 25%增加到了 80 年代的 31%，以后逐步下降，但在近 10 年也保持在 25%。中国的制造业就业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 12%增加到了近 10 年的 23%。在同一时期，东南亚诸国包括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菲列宾的制造业就业平均从 8%增加到了 13%。近年来南亚国家如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等也开始注重制造业的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球价值链的兴起使得处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都能得益于制造业的发展。中国 2000 年参加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亚洲逐步发展成了全球的制造业中心。

　 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亚洲的服务业也迅速增长，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尽管它在 GDP 的占比——在2018 年为 56%——比发达国家还要小许多。特别是过去二三十年以来，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为服务业的转型和升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催生了许多新的服务业，如电商、移动支付、各种社交和共享平台。收入水平的提高也催生了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三，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科技进步是提高生产率的主要途径之一。20 世纪 60 年代，亚洲的工业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如食品和纺织品等，经济增长依赖有效地动员资源。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全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使其工业结构日趋完善，遂步发展成为科技含量较高的汽车、计算机、智能手机和机器人等产品的制造中心，经济增长更加依赖于生产率的提高。它们通过各种途径来推动科技进步，包括购买国外先进技术、进口先进的机器、通过出口学习国外先进的知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事逆向工程、接受技术援助和自主研发和创新。亚洲已经从一个外国专利的使用者发展成为全球专利的主要发明来源之一。

　 第四，开放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受摆脱殖民统治后独立自主的意愿的影响，广泛釆用进口替代战略。亚洲也不例外。但这一战略助长贸易保护，导致竞争缺乏、汇率高估和效率低下，甚至引发国际收支危机，这在拉美国家尤其如此。20 世纪 60 年代亚洲四小龙率先实施鼓励出口的发展战略。70 年代起更多的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仿效亚洲四小龙，终止了进口替代战略。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大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实行了开放的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体制。为了鼓励出口和吸引外资，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经济特区、提供财政和税收优惠、同时采取各种改革措施以改善投资和营商环境。1960-2018 年期间，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口和进口每年平均增长 11%，贸易和 GDP 之比从 20%增加到了 53%。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外商对亚洲的直接投资快速增长。今天，亚洲是全球最有吸引力的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之一。同时，亚洲也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来源。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不但给

　亚洲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还使它们能够参与全球的市场竞争，有利于提高效率，同时还使它们能够学习先进的科技。

　 第五，鼓励国内储蓄和资本积累。1960-2017 年期间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 2011 年不变价计算的实体资本存量从 3.9 万亿美元增加到了 176 万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 6.9%；中国从 1.0 万亿美元增加到了 94.9 万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 8.1%。实体资本的投资不但大大提高了产能，支持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也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亚洲的实体资本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内储蓄，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储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储蓄率从 20 世纪 60 年代的 18%增加到了最近 10 年的 41%。储蓄率大幅提升的主要原因包括经济的快速增长、有利的人口结构和鼓励储蓄的政策措施。在 20 世纪 60、70 和 80 年代，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国内投资率高于国内储蓄率，官方发展援助和多边发展机构的资金弥补了大部分的差额。20 世纪 90 年代后，亚洲的国内储蓄率平均超过了国內投资率，其经常帐户平均从赤字转为盈余¬——尽管国别之间相差很大。亚洲以银行为主的金融系统为动员国内储蓄起了很重要的作用。20 世纪 90 年代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国家和地区逐步认识到发展资本市场以提供长期发展融资的重要性。过去 20 年来，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债券等有了长足的发展。

　 第六，重视对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的投资。经济成功的亚洲国家和地区都重视对人力资本包括教育和健康的投资。它们把接受教育作为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通过各种政策手段扩大现代教育，包括增建学校、实行义务教育、对低收入家庭提供资助、和改革教育体制。2017 年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小学的全民教育，许多实现了中学的全民教育，同时高等教育也有很大的发展。许多国家女孩的教育有了显著改善。在 1960 年-2010 年期间，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20 岁-24 岁成人平均上学年数从 3.5 增加到了 8.9。亚洲民众的健康状况也有很大改善。人口寿命大幅上升，儿童和产妇死亡率大幅下跌，得益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公共卫生投资的增长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以及疫苗接种计划的普及。2018 年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到了 1960 年的 1/7；产妇死亡率下降到了 1990 年的 1/3。人力资本投资不但提高了经济增长，也增强了人民的福利。

　 亚洲经济发展的成果也得益于基础设施的改善。基础设施的改善不但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电力、公路和铁路、港口、安全饮用水、以及高质量的通讯的发展大大改善了民众的生活。1971-2018 年期间，亚洲的发电量增加了 16.5 倍，而全球总的发电量只增加了 5 倍。亚洲现在拥有全球三分之二的高速铁路。2017 年 90%的人口用上了安全的饮用水，而在 1960 年代，许多国家只有 30%的人口用上安全的饮用水。通信和信息服务基础设施的改善使得许多国家能够发展许多新兴的服务，如电商、移动支付、拼车和电子公共服务，同时推广普惠金融、并能更方便有效地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

　 第七，促进减贫和增长的包容性。快速的经济增长是亚洲贫困人口下降的最主要因素。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了大量收入更高的就业机会。同时，政府以提高贫穷和低收入家庭生活水平为目标的政策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政策包括土地改革、绿色革命、对教育和健康的公共投资、以及使更广泛的人口能够享受金融和基础设施服务和利用市场的措施。贫困人口的下降为经济增长创造了一个政治和社会稳定的环境。

　 亚洲国家过去 50 年中在缩小性别差距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特别是在教育、健康和就业方面。在许多国家，女孩的入学率比男孩的入学率增长要快，使中小学的入学率性别比达到了平衡。妇女的健康状况也有很大的改善。在1960 年，妇女的平均寿命比男子长 1.8 年；而在 2018 年，妇女的平均寿命要比男子长 3.8 年。产妇死亡率也下降许多。过去半年世纪中，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也有显著提高——尽管男女差距仍然很大。

　 但是，亚洲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的成就要逊色许多。在 20 世纪 60、70 和 80 年代，大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保持了收入差距的稳定。几个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得益于劳动密集型制造品的大量出口和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 经济高速增长，但收入差距不升反而降，创造了所谓的“公平增长”的奇迹。南亚国家增长缓慢，但收入差距也保持稳定。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许多亚洲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包括三个在亚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印度和印尼。在这些国家，技术进步、全球化和市场取向的改革创造了大量的机会，但技术工人、资本所有者、城市和沿海地区比非技术工人、劳动者、农村和内陆地区得益更多。制度和治理上的短板也导致机会的不均等。为了应对收入差距的扩大，许多亚洲国家近年来釆取了各种措施，把促进包容性增长放在发展战略的首位。

　 第八，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与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比，亚洲的宏观经济要稳定得多——无论是看增长的波动、通涨水平，还是发生经济危机的频率。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币政策工具从控制货币总量向利用政策利率和公开市场操作转变。20 世纪 70 年代在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制崩溃以后，亚洲国家开始开放资本市场，但仍然控制汇率。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给许多亚洲国家敲响了警钟。国外借款货币和期限的错匹和低效的投资是危机的根源。危机以后，亚洲国家、特别是受危机影响较大的国家采取了许多结构改革措施，包括釆用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更谨慎的财政政策和宏观慎审措施，改善公司治理，以及给中央银行更多的自主权，同时在货币与金融方面加強区域合作，包括建立由东盟、中国、韩国和日本 13 个国家参加的清迈多边货币机制。得益于这些结构改革，亚洲有效地应对了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并在危机发生后引领全球经济增长。

　 第九，加强国际和区域合作。亚洲国家和地区在二战后加强了国际和区域合作。合作的目的从开始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摆脱前殖民统治者的控制逐步扩展到加强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以及提供地区公共产品。东盟在加强区域合作方面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通过几十年的努力，东盟现有 10 个成员国，通过加强贸易和投资合作，正在构建一个东盟经济共同体。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盟和中国、日本和韩国在贸币和金融领域的合作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近年来亚洲其它次区域内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南亚，区域合作的重点是通过运输和能源方面的合作和贸易便利化加强互联互通。在中亚，区域合作已经从加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扩大到构建经济走廊以及多方面的知识共享。太平洋岛国之间的合作主要集中在贸易、海运、网络、海洋资源的管理、可持续旅游业和促进私营部门投资的能力建设等。亚洲开发银行在 1966 年的建立也是亚洲加强国际和区域合作的一个例子，反映了亚洲内外人民为推动亚洲经济发展而共同努力的强烈意愿。自成立以来，亚行也一直致力于推动区域合作，包括支持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亚地区经济合作和南亚次区域经济合作等机制的建立和发展。

　 亚洲国家和地区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也得益于双边和多边的国际发展援助。在经济起飞之前，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国內储蓄不足，缺少投资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双边发展援助和多边金融机构包括亚行为许多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发展

　融资用于基础设施、教育和健康等领域的投资。为了保证有效地利用国际发展援助，许多国家和地区加强能力建设，并把外援和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结合在一起。20 世纪 90 年代后，外商直接投资高速增长，国际发展援助资金占亚洲全部外资的比例下降很多。但国际发展援助仍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支持知识共享、结构改革和提供国际公共品方面。

　独到之处

　 在讨论亚洲经济成功经验时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是是否存在一个“亚洲发展模式”或者“亚洲共识”，以区别于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取决于这里共识或模式所指的具体內容。华盛顿共识基于传统市场经济理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十条政策改革建议，包括谨慎的财政、公共支出的改革、税务改革、开放金融业、保持一个有竞争力的汇率、开放进口、开放外商直接投资、国营企业私有化、放松管制和保护产权。纵观亚洲半个多世纪发展史，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实施的改革措施和传统市场经济理论所倡导的政策建议并不相左，而正是这些改革措施导致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从这个角度看，亚洲发展模式或者亚洲共识与华盛顿共识并无大的差别。

　 但是，与其它国家和地区相比，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在执行这些政策和改革措施时采取了更加务实的做法。在放宽进口限制、开放外商直接投资、放松金融业和资本账户管制等方面，亚洲国家更加循序渐进。例如，它们认识到，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是国内金融业的充分发展。从这一角度看， 亚洲的发展有其独特的地方。

　 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通过关税、财政补贴、优惠信贷和税收激励等措施，推行所谓的“针对性的产业政策”，以支持工业化。这些政策有成功，但也有失败。随着时间的推移， 亚洲产业政策的干预程度也逐渐降低，比如更加注重采用鼓励研发的政策。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如果使用不当，会导致“寻租”行为、不正当竞争和效率低下。然而，今天许多人也认为，明智地利用产业政策能促进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法国、德国和美国等如今的发达国家都是如此。如果产业政策能够促进竞争，有明确的政策目标和日落条款，并能透明有效地得到执行，那么这些政策就更有可能成功。

　 任重道远

　 尽管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亚洲仍然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没有理由骄傲自满。2018 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的 13 左右。即使到本世纪中期亚洲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能够达到 50%——这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所谓的“亚洲世纪”的主要指标， 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亚洲人口就占了全球人口的一半。亚洲面临的挑战包括持续的贫困、收入差距的扩大、性别差距、环境污染、气候变化、以及医疗、教育、电力、安全饮用水等服务的不足。

　目前还在持续的新冠疫情也反映了亚洲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存在许多短板，需要加强投资。由于人口流动的增加、气候变化、加上来自新的或变异的病原体的风险和日益严重的抗生素耐药性，流行病暴发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威胁只会增加。

　 亚洲经济过去半个世纪的发展和成功令人振奋，但亚洲要达到西方过去五个世纪以来的影响力，还要假以时日。亚洲必须加强自身制度建设，包括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市场机制，为科技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承担更多的责任，并更加清晰地提出自己的主张，为建设更加包容、一体化和繁荣的国际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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